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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是资本高度短缺区，财政大部分亏损，银行大部分都是贷差行，贷款大于存款，投资成了问题。在温铁军看来，东西收入之差、资源之差、人口之差都只是现象，因为它都是可以流动的。真正本质意义的差别是资本量之差。而如何调整现行体制，促使资金能够流向西部，是开发西部的关键之所在。但同时，温铁军也知道，如果没有体制上相对的优势，资本是流不到西部的。
温铁军看到，东部在整个资源转化过程中并没有真正解决好初始产权问题，因此造成社会严重不公，随后出现人们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而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并没有吸取东部的教训，人们只强调开发、投资、上项目，绝没有提到西部资源向资本转化过程中，如何形成更为合理的体制，避免东部已经发生的问题。
他认为，西部不合理的安排在于西部的大量地下资源，如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等西部所富集的资源是垄断的。西部的调整在于资源向资本转化的过程中的开发权利，是一个资源转化权利的调整。只有调整到位，才能激发西部地方的积极性和潜在活力。
对西部极为了解的温铁军提出在西部开发中，农村经济发展是它的重头戏，而水、土、人三个方面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他倡导一种中国式的开发方式。在他看来，中国有2亿多绝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如果西线工程启动，应把劳动力用起来，尽可能少用大规模上机械的方式，同时可以把大量库存积压的消费品调到工地上，允许上工地的劳动力带家属，干一天活给三口人的粮、油、布等基本消费品。沿着工程线，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水利工程，沿线会自然形成居落或村落，甚至形成城镇，在工程上劳动一年可授地一亩或三亩，干三年授地十亩，三口之家就安居下来了。这至少能将劳动资源变成西部开发的资本，同时也解决了库存积压矛盾和整个消费品工业启动不了的矛盾。
温铁军强调，西部开发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资问题，而是如何综合调整我们的资源、人口比例关系，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第三辑温铁军 （4）
乡镇自治应借鉴秦朝绩效——政权不下县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国家在农村进行了税费改革。2000年，安徽省率先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这项改革取消了过去的“三提五统”以及屠宰税等多个收费项目，为减轻农民负担建立了制度保证。
位于安徽省西北部的太和县是我国最早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县，温铁军于1993年曾在这里试点。三年的税费改革，让这里的农民肩上的担子轻松了，但是这里的乡镇财政压力却有增无减。
温铁军认为，减轻农民负担应该有一个综合的办法来解决，比如说税费改革也好，或者机构精简也好，或者是反腐倡廉也好，哪一项都不可能单独奏效，一定要多管齐下，才可能奏效。
1993年，温铁军提出了解决农民负担的一个大胆设想，即乡镇实现自治——把“以户纳税”改为“以村纳税”。他说，中国自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2000年的封建社会都是“皇权不下县”，政府对于小农经济最低成本的管理方式是乡村自治，而不是国家针对每一个农户的税费管理，因为政府与亿万农户之间“交易费用”太高。
在温铁军看来，取消镇一级行政级别，村和镇两级自治，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从而减轻农民的负担。
有人质疑村镇自治后取消管理者的薪水的现实可行性，对这一点，温铁军胸有成竹。他说历史上自治村社的领导者不是官，只是社区的精英，平时不领薪水。大家选他，是对他的道德和能力的认可。比如《史记》里的陈平16岁为乡里宰，相当于社区长，他的作用只是在祭祀的时候，把屠宰的牲口分给大家，平时没什么事情，就干自己的事了。中国历史上的自治社区领袖，跟现在西方的镇长相似，不拿薪水，只在需要的时候才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形同虚设。而按照现行体制，镇作为一级政府，就必须有行政费用的支出，如买车、接待、发工资等等，可现在的村就没有这些行政开支。
这样的方法的确比较理想，但如果村长和镇长不拿薪水，谁愿意义务出来为村民服务？温铁军的设想是，这些村长或镇长尽管是义务来为村民服务，但他还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他能够有效地调控村内资源、分配村内收益。这时的管理者在社区血缘关系的制约之下，就不仅仅只有经济人的理性，还有道德理性。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社会都是靠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来维持的，光有经济人的理性是不够的。“那么多社区精英，比如延安时期的李鼎铭先生为什么能当开明士绅？他要狠狠剥夺农民行吗？有些地主以诗书传家，秉承仁义理智信的道德传统，并不是那种青面獠牙的套话所能概括的，否则他们也就不叫社区精英了。如果是这样，中国的历史早就完结了。中国乡村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恰恰是如何维持良绅管理下的乡村自治。”
在农村改成自治村的同时，温铁军建议把镇改为自治镇。他对目前的镇管村的体制持异议。因为现行的这种市管县、镇管村的制度，是典型的城市中心主义。镇管村的后果是镇可以依托传统体制伸手向农村要钱，用于镇中心区的建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多次强调，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千差万别，各地的经济结构也不一样，因此要科学决策，要改变那些不适应生产力的某些上层建筑。在温铁军看来，按温总理的话去理解，2。3亿小农户基本上从事自然生产就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现状，这种生产力决定的上层建筑应是村社自治，自下而上地提出公共品要求。但很多人还没有理解温家宝总理的话的真正含义，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真正理解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如何科学决策问题。所以，可行的政策是把社区自治体（现在叫村集体）作为财产主体和纳税主体，把政府直接面对2。4亿小农户转化为面对70多万个村，把乡级政府改为乡公所，合并乡镇，以此降低交易成本。
温铁军17岁前往山西汾阳县插队时，最大的梦想是每天能在北京火车站扛大包，因为“一包能挣好几分钱”。多年之后，温铁军走出大学校门便最终选择了研究农村问题。那个17岁时想天天扛大包的小伙子如今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声音之一。
附录
华西村何错之有？
温铁军
最近，部分媒体对华西、南街等仍然维持“集体经济”的村提出了负面评价。尽管我不愿意介入理论界的争议，但这次的有关批评涉及的主要是农村中的实际问题，故在《中国改革》和《法制播报》作出全面介绍我的不同意见的承诺之后，我接受了采访，试图澄清一些新闻界和学术界不十分了解的情况，帮助读者摆脱多年来误导政策的“意识形态化”讨论。其实，只要人们哪怕是暂时不讨论农村集体经济是否属于公有制或者社会主义等宏大话题，就会注意到本文提供的基本事实真相，远比“灰色”的理论要“常青”得多。
本文如果发表，我愿意虚心听取任何经过长期调研形成的意见；至于书斋学者或办公室官员的意见，要么层次太高，要么“灰度”太大，笔者一向自惭形秽、无力应对，还望见谅。
以下是经我审阅的《中国改革》记者的采访记录，如有错误，概由个人负责。
一、原始积累：我国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社区资产”的基本属性
与一般国外和城市企业不同，大部分从80年代中期才起步的我国农村工业，其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离我们实在太近，尤其是其中的“社区集体企业”，当年创办时几乎不可能有个人化的投资人。这客观上大大增加了那些主流专家们涂抹理论“灰度”的尴尬。
从那时起累积的调研资料表明，其资产主要来源如下：
一是社区土地转移收益，由于80年代的短缺经济造成的市场空间，投资风险很小，几乎只要上项目就有收益。当时又只能是村干部去搞贷款或者集资上项目，后来演变为如今这些“工业化社区”。1985－1986年周其仁、杜鹰等人的调研报告明确指出，这部分集体贷款投资建立的高负债项目之所以还能够盈利，主要原因是占本村集体土地不付款，很大程度上是土地收益转移形成企业利润和资产；亦即，乡镇企业是以土地进行原始积累。国家的5部法律：《宪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都规定土地是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因此，企业创办时无偿占有的社区土地，应该属于全体村民对企业的初始投资；无论后来增值形成多少资产，其属性不变。
据我所知，华西村界内原有土地已经被社区工商业全部占用，所形成的生产、生活性资产，当然属于全体村民共同所有。如果没有大多数村民同意，任何个人无权得到社区成员共同所有的资产。
第三辑温铁军 （5）
二是乡镇企业应支未支的劳动力保障和福利，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最初时段里，劳动力几乎是无偿投入的，况且不支付任何社会保障。而在城市里，即使不计算过去十分普遍的“城市企业办社会”开支，仅按照国家规定的劳保福利，企业如果要给一个劳动力建立社保，最低开支需要占工资成本的38％，最高的超过50％。由于乡镇企业创办时期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应支未支的劳保福利大约占企业创办投资的30％。
正是由于类似华西村这样的乡镇集体企业资产中隐含有“社区土地资本化”和“未支付的劳动者福利转移”，其收益才大量用于敬老院、学校、医院和其他社区公共开支。
三是税收与金融方面的国家政策优惠。乡镇企业创办靠的不是企业家投资。因为，80年代在农村还没有谁形成有规模的资金，国家的金融机构也没有个人贷款，农村创办企业资金都是乡村集体贷款；后来才有乡村集体担保贷款，风险也由集体分担。1986年推进农村企业改制试验时就有企业家提出，还了乡村组织转移到企业的贷款和利息之后，形成的企业资产全是我的。当时乡村干部的回答是，你个人根本贷不到款，客观上也不可能以你的名义投资和还款！更何况80年代持续通货膨胀，资金的市场利率和银行利率之间至少有10个点的利差，得到贷款就直接占有利差，这个利差也留在企业了。吴敬琏老师曾经算过这个账，一年的利差就有3000多个亿。
国家对乡镇企业长期实行“免三减二”的税收政策，5年减免之后，大多数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