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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与国际关系干上了。
有人说，楚树龙搞了20年的国际关系研究，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斗争经验的中国外交高参。
说到斗争经验，这里先说说楚树龙的一个花絮。
2003年9月1日，楚树龙出席了在中国青岛召开的东亚安全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朝鲜、韩国、日本等国的外交官和学者。韩国外交部的一个司长在会上说，卢武铉总统到中国访问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卢武铉透露了朝鲜领导人不反对美国在韩驻军的消息。
楚树龙感到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当场澄清，否则朝鲜官员会对中国领导人产生误解。楚树龙要求紧急发言。他说：“韩国官员讲的与事实不符，据我了解，不是中国领导人告诉韩国领导人这件事，恰恰相反，是你们韩国领导人告诉中国领导人这样的事。3年前，我去韩国参加纪念朝鲜战争胜利50周年的一个活动，当时的金大中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了我和其他6位参加活动的外国官员和专家。金大中当时讲过，朝鲜领导人表示不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驻军。这次会见是有记录的，你们可以回去查一查你们的外交档案。”韩国官员当场没了话。
一位领略过楚树龙在外交场合斗争风采的外国官员说，楚先生给人的感觉是满腹经纶、文质彬彬，谁也没想到他也是一位猛将。
其实楚树龙这些年对中国外交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思考。
楚树龙曾在一篇有关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的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外交战略思考。他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并长时间地因为对战略形势判断失误而导致战略性失误。中国因为没有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意识，丧失了很多宝贵的发展机遇。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缺乏法制以及制度化、科学化的不足不但影响我们的行为，而且影响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思维过程和认识方法，使我们在认识世界时不能在一个严肃的法治程序下进行全面理智的思维，进行各种意见、看法的充分交锋，使我们不能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去认识世界。其结果就往往是拍脑袋，感情化、情绪化，而感情化、情绪化的结果就是更多地过“左”、过激。过去这种以感情代替认识、感情代替利益、感情代替战略和政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受害不浅。历史教训必须充分记取，否则中国将陷入更多的恶性循环。
楚树龙认为，中国人看待国际问题也应该与时俱进，因为世界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他认为中国看待国际问题的思路需要有新的调整。
他认为中国克服传统的“体制外”心理是很有必要的，不要认为世界是美国的、西方的，我们不是这个体制内的，于是就要反对这个体制。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已经申请到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等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该享有的权利我们也都享有了，如果我们还抱着“体制外”心理，就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了。
“以美划线”的倾向也是要不得的。在他看来，我们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根据中国人的国家利益、价值观、理想、道德、文化来决定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不要总是根据美国来划线。不能“凡是美国同意的，我们就反对；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他看到中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比较明确，非常强调伊拉克的责任和问题，在朝鲜问题上也强调半岛的无核化，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对外政策已经突破了“以美划线”的思路。
他看到，中国人一谈到国际问题，就会产生一种“悲情”感，联想起美国人过去是如何如何压迫我们的，等等，这种“悲情”感常常使我们的对外政策不科学。所谓“不科学”，就是用感情、情绪去思维，而不是用事实、程序去思维，容易感情用事。如果谁平稳一点、实事求是一点、温和一点、全面一点看问题，谁就会被认为是右倾、亲美、亲西方。这是需要认真克服的。
楚树龙意识到中国50多年来的外交中强烈的“反”文化色彩是一种消极的政策。50年代“反帝国主义”；60年代以后既“反帝”又“反修”，再加上反对各国反对派；70年代虽然和美国等国家关系和缓了，但还是继续“反帝”“反修”。令人欣慰的是，十六大后，中国的外交思维有了根本的变革。十六大报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根本目标的规定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这是第一次以正面的方式阐述我国外交的根本原则、根本目标。十六大报告虽然也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属于一般性陈述，而不是放在国家战略目标根本宗旨的层次上来讲的。他认为，对于违反国际关系准则、违反国际法，尤其是损害中国战略利益的事情，我们要坚决反对。但是，如果总是带着“反”文化的思维来看待国际问题，就不是一种健康的舆论取向。
尽管对楚树龙的这些思考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其灵活和实用的部分已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
1998年克林顿访华前夕，美国提出与中国签订“中美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当时中国政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并不准备接受这一条件。但楚树龙认为，从军事上说，“互相瞄准”和“互不瞄准”其实都没有区别。坚持要瞄准也没有意义，同意互不瞄准对我们的军事能力也不伤害。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势必影响到克林顿访华的成功，如果一个重要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失败了，这也是中国外交的失败。克林顿访华成功的一个标志就是达成某个协议，而当时中美之间除了在这个问题上能达成协议，别的方面都不能达成协议。另外，楚树龙认为，中国是有核国家中公开宣布核武器瞄准美国的国家，这使美国的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会很消极，不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综合以上分析，楚树龙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协商会上，提出了接受美方条件的建议。后来在克林顿访华前20天，钱其琛副总理主持全国外事领导小组会议，最后定夺这件事。现代国际研究所把楚树龙的意见上报后获得通过。
争取让动荡的国际局势有利于中国的
“和平与发展”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打破了相对平静的世界，在世人惊魂未定之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再次引起世人震惊。中国人在愤怒之后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不少人甚至党内人士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经终结。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先生是质疑“和平与发展”的知识分子代表。
房宁在学界被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家”。1999年，他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中提出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的陷阱”，并预言“和平与发展”将因遭遇“后殖民主义”威胁，从而使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应该说，房宁对全球化及“和平与发展”的反思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
然而就在人们普遍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焦灼不安的时候，楚树龙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却与之相反。“5·8”炸馆事件不久，他在中央党校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 的，国际形势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想。
在他看来，世界局势总体上走向缓和，同时天下并不太平；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在发展；在剧烈动荡的国际形势变化面前沉着冷静、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等一系列思想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过去 20年来国内国际发展实际的，也是行之有效的。美国、北约的暴行没有改变世界的全局，没有改变中国的根本利益和战略目标。中国应当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维护世界和平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方针。
他还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题为《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外交战略的几个根本问题》的文章，接着又在《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发表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力量和国家战略》一文，呼吁要坚持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坚持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取决于发展。
如果说，楚树龙当时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中坚持“和平与发展”还能得到人们的理解，那么2001年发生在纽约的“9·11”事件却再次打破了“和平与发展”的看法。
“9·11”事件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人们又面临着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可就在世人对世界再次产生迷惘的时候，楚树龙仍然认为，“9·11”给美国和世界造成的破坏令人震惊，但它不能改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体趋势。他甚至认为由于“9·11”事件，大家都讲反恐，大家都在反恐中进行合作，美俄、中美等大国关系有所改善，世界局势没有发生深刻裂变。他在《解放军报》上发表题为《2001“变”与“不变”》的文章，指出：透过世纪初年国际战略形势发展中的“变”与“不变”，可以看出，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国际战略形势总的发展态势是世界形势出现的短期、局部的经济、政治动荡所不能改变的，新世纪世界的发展前景仍然是光明的，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
但是房宁的研究结果却并不像楚树龙那样乐观。2003年，房宁在新出版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一书中再次质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房宁认为，产生资本的全球化以及形成的相应经济、政治秩序，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的经济条件。但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反思，在发问，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应当说全球化及其造成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性现象，结束了列宁时代。然而“产业资本的全球化，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它改变了以往世界的经济政治的生态，使资本主义可以通过产业资本的转移来占有世界的资源，扩大世界的市场，增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纳生产力的空间，所以大大地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房宁认为，随着资本国际大循环出现障碍，和平与发展的根基正在销蚀。新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降临。
房宁称：“在我们所认定的和平与发展的大势面前，我们从心 底不愿与人为敌，我们不愿有敌对者存在，但这也许是一厢情愿。”
但楚树龙提醒所有对国家怀有深情的人们，任何国家的核心利益，大体上都包括安全和发展两个基本方面或范畴。在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