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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在回顾了历史上的教训后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积极健康，人民民主就会得到发 扬；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受到破坏，整个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会发生严重曲折。
在甄小英教授看来，推进新世纪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紧紧抓住党内民主这个关键，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党内各项民主制度建设为重点，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突破口，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党内外约束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使其更好地发挥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带动作用。
文章还着重提出，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一、健全切实保障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进一步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二、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三、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正确处理常委会与全委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全委会的作用；四、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候选人产生办法和差额选举办法，切实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五、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
文章最后以总结性的语调说，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导致对民主的践踏。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一文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是甄小英始料不及的。自6月16日起，甄小英教授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各大媒体的记者纷纷把电话打到甄小英的办公室，要求采访，有的还专门从海外来到北京找到甄小英，希望能捕捉到更多的关于“党内政治改革”的独家信息。甄小英因教学和研究任务繁重不得不推掉更多的采访。有幸采访了甄小英的中国香港《南华早报》、日本《京都新闻》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采访后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印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改革是在踏踏实实地做，一步一个脚印。而中国香港《亚洲周刊》的一位记者称，中国政治改革形势日新月异，作为中共党建智库中的一名悍将的甄小英显然是不可忽略的。
文革期间顶撞权贵，发表《康生质疑X问》
甄小英1945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军人家庭。在上小学四年级时，父母调到太原工作，她便一个人留在北京的寄宿制学校学习。也许正是大家庭的生活磨炼，使她很早就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处事。
甄小英从小就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热情，被同学称为“鼓风机”。她不但能团结同学，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初中毕业时获得了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被保送到北京师大附中读高中。
高中时代是甄小英人生的起飞阶段，在班上很快就崭露头角——她发奋读书的事迹被编入在当时很轰动的《为革命勤奋学习》一书。她成了小名人，不断被邀到各学校做报告。当时国家提出要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决定在高中学生中发展党员，甄小英因思想进步和学习成绩优异，成了首批被吸收的学生党员。
高中毕业了，甄小英像其他同学一样准备报考高等院校。然而一个难得的机会在等待着她。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在中央党校成立一个学制五年的青年训练班，以培养优秀的理论人才，首批招收了30名男生，15名女生，甄小英是15名女生中的一名。
1965年，甄小英进入中央党校青训班，在班上再次崭露头角。她的文章登上了名噪一时的《学习》杂志，一些同学羡慕地说：“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是，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甄小英怎么也没想到，她这样一个从小就对党和国家无比热爱的共产党员，却在这场运动中被打成了“反革命”。
当时作为政治局分管中央党校的康生，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文革”开始不久，他就授意造反派打倒北大的陆平和南大的匡亚明，引起北京高校学生的不满。在党校他又授意造反派头头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和党校校委委员们统统打成反革命，更是激起党校师生的愤怒。
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甄小英陷入了困惑，为什么那些为革命奋斗了大半辈子，爱党爱国的老同志顷刻间就成了反革命？
她听同学的家长说，康生在历史上就是个整人“高手”。早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就利用审查干部之权，整了一大批人，延安各机关、学校几乎人人都被卷入到大揭发、大检举、大坦白之中，当时仅有2500人的中央党校，就挖出来250个“特务”。
甄小英和同学们隐约感到，康生要打倒林枫和校委委员们，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们贴出大字报向康生直接操纵的造反派头头提出质问。康生得知该情况后，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款待了甄小英等“红战团”群众组织代表，劝说同学们退出“红战团”组织，与党校造反派头头保持一致，并暗示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但是，康生没有想到，甄小英等青训班的同学不仅没有对刘少奇“反戈一击”，而且，党校贴出了由甄小英等同学联合签名的《康生质疑X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康生。
康生授意党校造反派围攻甄小英等青训班同学，而且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派人追查大字报的后台，甄小英等同学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中央文革”等帽子。
那是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她的父母在太原被整，而才20出头的甄小英自己却也成了“革命”的对象，宿舍的门上贴着“反革命分子甄小英必须低头认罪”的勒令条。被隔离、批斗、抄家，被迫检查、反省……真是不堪回首。整党后，党员们一批一批地恢复了组织生活，而她一直被“晾”在一边，直到毕业前夕她才勉强被批准恢复组织生活。
1970年，档案中装着参加反动组织的黑材料，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甄小英从党校毕业了，被分配到太原钢铁公司基建指挥部，进行劳动改造。由于她与工人打成一片，劳动舍得出力、流汗，业余时间组织工人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帮助工人解决班组矛盾，总结工作经验，很快得到工人和干部的了解和认同。不久她被调到太钢总公司宣传处，帮助筹备党代会。在此期间，带队参加市委宣传部组织的《矛盾论》《实践论》理论培训班，受市委宣传部理论处之邀，参与起草学习班的总结讲话，受到好评。1971年被调到太原市委宣传部，成为理论处的理论教员。
1977年，因“文革”中遭康生插手而停办的中央党校恢复了教学，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不久被打成反动组织的“红战团”得到平反，甄小英和党校的许多教职工总算走出了康生笼罩在他们身上的阴影，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
第二辑甄小英 （2）
“真理标准”的大声倡言者
1979年，在太原已很有名气的甄小英接到中央组织部的调令。在此前一年，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理论文章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甄小英就是在这场思想大讨论的热潮中调入中央党校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与中央党校还有着直接关系。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政策，彻底扭转10年动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种要求和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许多人的头脑还是被“两个凡是”思想紧紧地束缚着。中国处在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77年10月9日，复办后的中央党校开学了。时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叶剑英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要求中央党校认真研究党的第9次、第10次、第11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要求在研究中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时任中央组织部长、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在谈到如何研究“文革”这段历史时，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嘛！”
在胡耀邦的指导和组织下，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一文第二稿。文中提出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原则是：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中央党校复校后，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部队军以上单位的807名学员参加了这个文章的讨论。由于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工作人员和学员的思想很活跃。
而在这之前，即1977年8月25日，中央党校的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发表了该刊编辑组写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对一些人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不以客观实际为标准”来评价“文革”的做法提出批评。后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
胡耀邦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思想解放运动，进行拨乱反正，希望写一篇更深刻、更有战斗力的理论文章。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由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开始起草“论实践标准”的文章。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具体负责此事。
就在这时，党校学员、《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发现了一篇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稿件《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杨西光看到这篇文章，联系起中央党校的学习、讨论与交锋，决定先把文章撤下来进行修改后重点推出。此后杨西光得知孙长江正在起草同类的文章，便把两位作者请到一起讨论修改，使文章在理论上更为成熟。最后决定把原已由孙长江写出的初稿和胡福明的文章并在一起再作修改，由孙长江执笔完成。
经过10次重大修改、由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