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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把执政党建设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出来的是邓小平。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并在后来十几年里，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总结历史经验，从方方面面对这一世纪性的难题作出了初步的回答。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之下，我国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的任务。虽然转换得以实现，但所缺的是在理论上还未对这种转换进行论述和说明。作为理论家，潘岳多少年来一直沿着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轨迹进行长期思考，《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正是在从理论上对这种转换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论述和说明。
尽管右翼势力不断对潘岳施放冷箭，讥之为“中共孤臣”，但这丝毫不影响潘岳的探索和中国的前进脚步。“三个代表”的提出和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无不说明，像潘岳一类的中国年轻干部，正以自己的热情，努力探索着民族强盛的道路。
在宗教与“鸦片”之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1年12月，潘岳在《深圳特区报》《华夏时报》等几家报纸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文章直面当下中国的道德危机，直指缺乏信仰对中国的危害，认为“宗教鸦片论”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提出“宗教劝人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响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功能”“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更是如此”。
潘岳指出，马克思的原意对宗教的鸦片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只是列宁在解释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令宗教被视为毒品。他认为，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后，“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一度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代价”。文章指出，宗教具有精神补偿作用，具有心理功能、道德功能、文化功能，同时还兼具服务、公益等多种功能，比如，无神论和科学无法克服民众对死亡的恐惧，宗教却能够做到。同时强调，中国的政治体系与宗教必能建立科学合理的关系。新型政教关系一旦明确，将极有益于中共完成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新型的执政意识与领导方式来管理宗教。
潘岳的文章公开发表之时，正值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议上立足于新形势下中国宗教问题和世界宗教问题，深刻阐述了宗教的根本长期性、广泛群众性，并首次提出了宗教的特殊复杂性。他在会议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江总书记的讲话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对宗教的理解是与时俱进的，充满新意的。
仿佛是呼应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召开，潘岳的文章在深圳和北京两地同时推出，因而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批评者认为，潘岳鼓吹“宗教救国”，甚至有人斥之为“为西方原教旨基督教入侵中国大造舆论”，而支持者惊讶于潘岳能以与中国官方的传统说法相衔接的语言，提出很重要的从宗教政策乃至宗教政策语言方面的改进思路。虽然这些道理可能很多人都早已明白，但却没有几个官员身份的人愿意大胆说出来。
危机论：守望、革新与重建
孟子说：“出则无敌国外患，入则无法家弼士者，国恒亡。”任何的思想理论，都以体认现实危机为出发点，以解决危机为皈依。潘岳文章中的危机感尤甚，危机涵盖非常广。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安全、农业危机、教育危机、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资源与人口危机等等。《商业周刊》1997年3月31日的一篇文章评论说：“‘危机论’是潘岳最坚持的主张。潘岳不同意……对目前形势一片大好的判断。相反地，他认为中国大陆繁荣表象的背后，正隐藏着跨世纪的大危机，诸如国有企业的凋敝、民族工业的倾圮、社会道德沦丧、教育落后、大批农民弃耕流向都市、财政日趋拮据、地方官僚割掳经济、资源匮乏却又滥用掠夺开发策略，复以列强环伺，种种危机都可能在21世纪初爆发。”可贵的是，潘岳所做的并不是仅仅指出危机或预测潜在的危机，人们感到新鲜又中肯的是：潘岳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与传统的老生常谈大不相同。
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阶段性主流思潮在给中国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重大问题的必然延伸，形成了许多边缘思想，其研究范围涉及社会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政治文明等诸多领域。许多学者在相关领域内各自为战，而只有潘岳显示出了整合各领域的能力。也就是说，迄今我们看到的潘岳的文本，与其说是潘岳个人的思想，不如说潘岳是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
苏东风波以来，萦绕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未来之路问题。潘岳是现今中国思想界真正的社会主义守望者之一。但这个守望者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而是试图将之与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民族主义成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果实、现代西方文明的民主与法制的一部分理念进行综合的评估、考量，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可以看出，潘岳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必然的、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潘岳主张正视社会现实中的一切尖锐矛盾和问题，并认为可以从重新树立正确、符合最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执政党理念入手加以解决。
潘岳强调民族主义的情感和认识，缘于对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性质的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也同样证明，只有在以民族利益为指针，以社会主义为政治构成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思想指南。同时，面对西方社会明显的进步，潘岳也认为，吸收作为人类政治共同遗产的民主和法治成果，是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涵。
面对社会价值伦理体系的危机，潘岳强调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结合。认为中华文明经数千年而不倒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的独立性和融通性使之成为一种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所共同拥有的政治文化伦理体系。马克思主义只有经过中华文明的再补充，才能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思想武器。
第一辑潘 岳（3）
对于社会主义的真诚守望，是潘岳一切思想的出发点，而试图在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走一条新的、适应新形势特点的道路，是这个守望者所有探索的基本方向。他努力在确保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党执政的前提下，积极综合各领域内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形成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点、以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为支撑、以民主法治为框架的新思想体系。其基本理论内容，包括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涵盖了这些年来中国思想界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民主法治的积极思考和研究成果。
潘岳对于重建中国社会价值伦理体系的重视，与关于宗教的见解是互通的。潘岳关于宗教在强化社会道德功能、凝聚社会基本共识方面的见解，是他对社会价值体系思考的一部分。
潘岳等人观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文化危机，发现这些危机表现为：人们失去了生活哲学，失去了奋斗方向；人们对社会财富和秩序，没有一个稳定且官方和民间共同认可的看法；文化发展缺乏创新；文化自信荡然无存。当前中国文化危机，就是主要价值观念体系的真空。价值真空，带来的必然是人际关系的疏离，人际行为的怪诞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而解决的方法，不是全盘接纳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而是要回过头来，从固有文化中找寻药方。潘岳认为，21世纪人类应该追求一种融合传统和创新的生活哲学，这种生活哲学，不可能外求，必须透过辩证反思，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摘取出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世界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和不懈追求。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是文化复兴。世界环境文化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文化，就是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奋斗，就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如何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方面，潘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主张建立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多元文化观。对中国传统 文化持肯定态度。主张用传统文化整合多元文化，建立一种拥有多元认同基础的，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基本文化价值观。并积极用传统文化对意识形态进行改良，以完成中国社会文化道德体系的重建。
以民族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
潘岳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不仅体现在价值重建上，还放射到了国家安全领域。他认为，中国虽然在文化、人口、幅员、经贸等方面都是世界性的大国，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仍然没有真正享有大国地位。而要在国际领域树立大国地位，首先一点，就是要增强中国文化的凝聚力。潘岳认为，中国有两个概念，一是地理意义上的，也就是领土，这绝不能丢掉；另一是文化意义上的，这同样重要， 丢掉了中国文化，同样也是亡国灭种。因此，一定要继承并光大中华文化。只有以此为出发点，才能建立相应的大国战略、大国产业、大国外交。才能保护国家利益，坚持维护国家统一，也才能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华人的文化认同感。
潘岳对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相当深入，他认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当务之急是要根据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以资源、市场、民族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依据中国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等领域的需要，加强国家安全战略决策机制，确定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出路，明确周边国际关系与战略对策，重整国防建设体系。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纳为：集中精力， 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东和日韩，以东亚区域化形成亚太经济主导力量；北联俄罗斯，力争结盟，完成军队现代化；西稳中亚，采取强硬措施保住能源基地；与印和好，解决纷争；远交欧盟，发展经贸；以新型思维衡算中美关系之利弊，化解不必要误解，力求实质性利益。潘岳认为，中华战略未来的真正出路，是在东南亚。
与国家安全战略相应的，是加强国防安全建设。潘岳主张，武装力量要与国家政治地位相符合，在和平时期对外有威慑作用；在战争冲突时可应对任何国内外的挑战；经济上能够与国家各项发展战略协调发展，拉动国防工业的需求。
在经济上，潘岳主张区域化。认为通过区域化，既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