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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由于中苏关系已公开恶化，国内又急需他的专业，宋健便决定放弃博士学位立即回国工作。中苏关系正常化后，苏联主动授予宋健博士学位。
前往华沙的同一年，江平与陈汉章（后任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一起为司法部长史良率领的中国司法访苏代表团当过俄文翻译。
江平由于成绩突出，提前一年毕业。1956年他在毕业典礼上作为莫斯科大学留学生的代表发了言，轰动整个校园。
完成学业回国的江平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任教。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第二年厄运降临到他的头上。
1957年的中国，创巨痛深。江平因说了当时不该说的话，成了首批“右派”分子，遭遇流放。
也是在这一年，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在组织的干预下被迫与他离婚，好好的家庭破裂了。
也是在这一年，他在山西改造时，在一次与难友抬钢丝过铁轨时，因身心交瘁，精神恍惚，竟让一列风驰电挚的火车带出去几十米远，无情的车轮碾碎了他的一条腿。
1957年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岁月，他依靠顽强的毅力和意志挺过了生命中沉重的磨难。事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可以说是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这让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一个乐观的态度。
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解散，江平被“发配”到安徽农村劳动，后来几经周折，调到延庆中学教书，生活有了好转。此时他也重新组建了家庭，并有了儿子和女儿。
第一辑江 平 （3）
风云突变：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位突然被免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第二年江平恢复了教职，回校任教，一边潜心研究民法和商法，推动国家立法，一边做好法学教育工作。由他主持开设的罗马法、西方民商法，在国内是最领先的，成为全国闻名的特色课程，他也成为我国法学界中知名度最高的教授之一。
1983年江平教授被推拥为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北京政法学院1984年改名为中国政法大学时，他为副校长，1988年升为校长。
在江平校长看来，法学教育不应该过分强调空洞的形态问题，而要有更多的开放度，要与整个人类的法律知识体系衔接。不要把中国法学教育孤立在世界之外，不能把中国法学教育分离在人类的丰富的法律知识体系之外。为此他选择了从事民主和法治的教育。
江平教授所理解的法治具有民主和自由两个思想支点。因此他的同事称他是“民主校长”。在他的领导和同道者的努力下，中国政法大学迅速跃升为中国最著名的学府之一，成为中国法学的最高殿堂。
江平不但是个好管家，也是一个好教授。听过他课的人都说他有讲课的天赋。他思路明晰，重点突出，课题又能针对现实、旁征博引，启发性极强。20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培养民商法方向的硕士，90年代开始培养博士，是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
20世纪90年代，江平教授把精力主要转到对西方法学著作的翻译组织工作上。早在1988年，他就在访问意大利时与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罗马法传播研究组达成合作协议，决定翻译罗马法原始文献。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全部文献计20多卷500万字，需要20年才能译完。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江平以他的远见卓识为我国法学教育以及罗马法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文献资料。他还通过努力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组织翻译一套30余种的“外国法律文库”丛书，译字总计1000多万。目前这两项工程都已完成，受到学界好评。
他的学生龙卫球博士曾总结江平担任校长期间政法大学呈现的三个特点：一是在学校的各种工作中，任何情况下都以教学为优 先。他挽留了很多优秀教师，也帮助和引进了很多优秀教师，并且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提供最重要的帮助。国内的中青年学者，包括民商法专业外的不少学者，都得到过他的鼓励或提携。二是在处理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中，以学生为学校的主人。他在一定范围开创了学生自由选择老师听课的先例。他作为校领导，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习的需要，尊重学生的合理意愿。他非常爱护学生，是一个真正能够与学生同呼吸的师长。三是在教育方针上，确立民主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并进的原则。
说到江平校长挽留人才的故事，就不得不说我国法学界另一个大名鼎鼎的法学家贺卫方教授。
贺卫方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杂志的编辑工作，1988年决意“下海”，江平校长爱才心切，执意挽留，未能使贺卫方回心转意，结果两人大吵一通。可“下海”不久的贺卫方却无法割断对大学校园的思念，终于回心转意。在江平校长及学校同仁的努力下，1990年1月贺卫方从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重回中国政法大学。贺卫方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万分地说：“当 时自己很难想像这么快又回到政法大学，走在校园里，心情十分复杂。我对江老师充满了敬意和谢意，特别庆幸能够在他的校长任期的最后时刻调回学校。”
然而就在贺卫方回到学校后不到两个月，江平校长的职务被免去了。
1990年2月15日，度完寒假的师生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在那天下午的全校教师大会上，几乎是在全体师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司法部派员来校宣布决定：免去江平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
关于这次人事变动的解释是相当低调的，会场上的气氛十分凝重。但江平教授很平静。在全体教师长时间的掌声中，他发表了耐人寻味的讲话：
首先，我对于司法部党组免去我的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的决定表示拥护。实际上，自担任校长职务以来，我一直感到不能够胜任这副重担。自己也多次萌生辞去职务的想法。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学校长这个角色愈发不好干，自己愈发不能适应国家的要求。今天终于被免去了职务，我好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到了一种特别的轻松。自己本是一介书生，从教师中来，现在又回归到教师中去，我想起陶渊明的话：“田园将芜兮，胡不归！”能够回归到自己的学术家园，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是从本校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开始自己的大学教师生涯的。几十年来，自己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跟我们这个不大的校园联系在一起，对于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感情。能够为学校做些微薄的贡献，是自己的责任。当然，由于自己能力和水平上的原因，许多事情想做没有做成，或者没有做好。我想今天是一个机会，向大家表达我的歉意，尤其是我得罪过的那些人们，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校长了。但我仍然是学校里的一个教师。今后校领导有哪些工作需要我参与或者协助，我仍将全力以赴。另外，我现在还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我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立法方面的工作，为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总之，无论地位怎样变化，无论从事哪种工作，我都将力求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谢谢大家！
教师们几乎是屏住呼吸听完江平的“告别演说”。当江平讲完话，会场再次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从他1983年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算起，江平在中国政法大学和它的前身当了5年的副校长（副院长）和2年的校长。这在江平的人生中只是短暂的时光，然而他在这段时间中为实现中国政法教学模式的改革，促进中国法学教育与世界的接轨，为推动和完善中国法律制度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江平教授离开了校长之位后，一方面继续积极从事学科研究和授课工作，另一方面把大量时间投入到西方法学名著的翻译工作及国家法律制度的起草中。2000年12月28日是江平教授的70岁生日，在他的同事和学生为他庆祝之际，他个人捐资50万元在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一个助学基金，令人无比动容。为了褒奖这位卓越的法学家对中国政法大学及整个中国法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中国政法大学授予他终身教授的荣誉。
江平在答谢发言中说：“人生七十，该是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了！上苍总算是‘公平’的。1957年以后，给了我整整22年的逆境，又给了我整整22年的顺境。逆境给了我磨难和考验，使我更能以正常心看待一切，我喜欢的一句格言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民族如此，个人也如此。逆境给了我沉思和回顾，已经没有什么可迷信的了，我喜爱的另一句格言就是：‘只向真理低头。’”
第一辑江 平 （4）
宪法必须进入司法程序——“宪法司法化”
江平教授爱好中国古典诗词和西洋古典音乐，还是狂热的足球迷。他曾对自己有过这样的一段评价：“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我没有认真读过几本法学名著，也没有写出过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我是一个法学教育家，我以学校为舞台，努力培育一代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具有民主、自由开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法律家、法学家。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了一把力。”
熟悉江平教授的人都知道，江教授总是虚怀若谷，从来不肯拔高自己。一个在中国极具影响力的法学教授却公开承认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这是需要勇气的。其实这正是江平民主思想的体现。在中国民主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江平以他独特的个人魅力，赢得了中央高层和民众的重视和肯定。
自江平卸任大学校长后，社会活动增多，比过去更忙了。他现在除了参与《民法典》的起草，还担任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仲裁员、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
对媒介关注的读者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只要中国一出现法律纠纷总会想到江平。民间有一句口头禅：“这事我们让江平教 授来评评。”而江平对法律的思考更是出于一种法学家的责任感。
2003年3月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震惊了全国，使得自1982年确定的“收容制度”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孙志刚是毕业于武汉某大学的一位大学生，2003年3月到广州求职，因外出时未带暂住证，17日被广州市黄村街派出所收容后遭毒打而死。
事件被媒体曝光后，4月29日，余樟法、杨支柱等百名人士致信全国人大，呼吁废止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随后，旷新年、李陀等5位知名学者致信全国人大，呼吁改革收容和遣送制度。5月14日，俞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