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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论证道，无论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国际循环中被榨干油水，从而被甩出资本国际循环轨道，还是少部分发展中国家利用种种机会，初步实现工业化，与西方形成一定的竞争，这两种情况对于西方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因为“前者使西方失去了部分资源与市场；后者对西方构成挑战。”这样将出现后殖民主义重建统治的局面，而后殖民主义要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必须采取上述的三种方式。
而现在看来，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确已经部分地丧失了经济主权，国家宏观经济的决策权已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亚洲国家也部分地丧失了经济主权。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一心扶持一个“影子政府”作为政治代理。房宁四年前的预言——一个以“热战”代替“冷战”的再殖民的时代即将到来，如今听起来已经不那么“危言耸听”了。
房宁对伊斯兰的世界革命的预言极具隐喻色彩。早在1995年出版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中，他就写道：“在未来的世纪里，富于战斗精神的伊斯兰成为与西方抗衡的一种社会力量、一种文化力量是非常现实的。这首先是由于新殖民主义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贫困、痛苦和压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弥撒在亿万穆斯林心底的、对他们不幸遭遇的激愤心情。”
“伊斯兰教在未来作为第三世界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抗衡西方还在于它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全世界有10亿多穆斯林人口，分布在80多个国家，而在穆斯林最集中的西亚、北非，是地球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蕴藏最丰富的地区。事实上伊斯兰教的影响是世界性的，甚至在欧洲，伊斯兰教已成为第二大宗教，英国有近200万穆斯林，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是世界范围的信仰。”
在房宁看来，在资本的国际大循环中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最终将掉入“发展的陷阱”。在再殖民时代，面对一个相对于自己无比强大的帝国，非西方的民族和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由和发展，以及自己的信仰和价值，不得不面对一场最深刻的文明冲突。“9·11”使美国加快了它重建帝国的步伐，而如果按照房宁揭示的逻辑，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只是在为更大的冲突进行准备，更惨烈的灾难和斗争还在后面。
到目前为止，房宁预言了历史，事实证明了他的眼光。也许我们有理由对他和他的理论给予更多的关注，毕竟他的预言说中了！
学者和思想家的区别是：学者阐发于事后，思想家预言于事前；学者是打哪儿指哪儿，思想家是指哪儿打哪儿。作为一个思想家，房宁做到了。
然而，让这位有洞察力的思想家感到十分尴尬的是，他那些精心阐述的理论和有预见性的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并未引起真正的关注。有人把房宁、王小东这类学者称为“尴尬的先知”。这不由让人想起19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故事。尼采疯了，他奔走于山林，站在高山之巅遥望大海。尼采看到了海中的帆影，向人们大声疾呼，而山下的群众却茫然无知。这不是群众愚昧，也不是尼采高明，只是尼采看到了人们还没有看到的东西——这其实恰是房宁在20世纪末的境遇。
第一辑房 宁 （5）
过度依附国外资本：越“发展”，被侵夺得越多
美国对于预言有个说法，“educational guess”，意思是有根据的猜测，而不是瞎猜乱撞，用我们中国流行的说法就是科学的预见。而关于全球化的分析理论则是房宁近年来对国际频频发言的依据。提到房宁，人们会想到他的两句名言：“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和“发展的陷阱”。
这两条经典的房氏语录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流传到现在，经久不衰，成了房宁的一个思想标签。
房宁是第一个对全球化作出警示，提出“发展的陷阱”的中国学者。而这个概念意在揭示西方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运动的客观规律，揭示其不利于第三世界的全球分裂的结果。房宁认为“外围”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必将为全球化所排斥，进而将产生在西方与非西方、“中心”与“外围”之间的文明冲突。这正是他的那些“educational guess”的基本依据。
当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汹涌之时，房宁就断言：全球化不可能导致人类差别的缩小，不可能带来世界大同。全球化必将导致分裂化。后来他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更详细地分析了全球化导致的全球分裂。
全球化的确激发出人们许许多多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马歇尔·麦克卢汉把世界称为“地球村”，而巴克敏斯特·福勒描绘我们的星球为“地球号太空船”。人们原以为资本的国际大循环、日益增加的经济贸易联系能消除人类彼此的差别与分歧，全球化会把全人类带入地球村中和睦相处。
然而，现实与愿望相去甚远。房宁说，从迄今为止的历史中看到：经济全球化仅仅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而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的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在资本国际循环过程中，作为“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的对象，发达国家凭借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利息的不平等交换获取巨额利润，其后果就是“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
“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是房宁对全球化经济机制的深刻揭示。
房宁曾做客凤凰卫视《时事大讲堂》，主讲“反思全球化”。他居然把一个“芭比娃娃”拿到现场做道具，讲起了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他说，这个美国发明的玩偶——芭比娃娃是在场许多女同学都喜欢的玩具，而美国女孩子平均每人有10个芭比娃娃。在美国，一个芭比娃娃的售价是10美元，而大多产自中国。中国产芭比娃娃运到美国的到岸价格是两美元，其中还有一个美元是运费和管理费。最后仅剩下的一个美元，中国的加工者仍然拿不到。因为这个东西要销售到美国还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东西要来料加工。芭比娃娃的料钱是65个美分，而最后加工者只拿到了35个美分，折合人民币3元。一个生产者只有3元的报酬，而产品却可以到美国卖出折合人民币八九十元的价格。
房宁指出，在资本有机构成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不同，也就是工资水平的不同，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剩余价值的转移。通过全球化的过程，如芭比娃娃的例子，无数利润、无数经济剩余转移到了发达国家。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也不是真正的受益者。
由于蕴藏经济全球化内部广泛而深刻的不平等交换及利润转移，全球日益分化为两个对立的经济体，“中心”积累“外围”。“外围”工业化的道路本质上不同于“中心”，两者是性质、功能、方向全然不同的两种进程，是一个“同分异构体”。其结果必然是在“外围”积累矛盾、积累贫困，最终导致工业化在“外围”地区的逆转，即出现产业结构的劣化，农业和农村的衰落，社会的分化和与西方国家经济交换中贸易条件的下降。房宁把这些因全球化而在“外围”地区发生或将要发生的现象称为全球化中“发展的陷阱”。
在房宁著作中，对“发展的陷阱”的论述和论证比比皆是。他提出，在全球化时代“三农”问题是全球性的现象。因为，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资本永远要向劳动力价格低、利润率高的地方流动。农村的一点剩余资本，往往要向城市集中。所以，在整个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在不断地萎缩。在50年代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除去一些中东地区的干旱地区以外，一般的粮食都能自给。到了90年代统计，60％～70％的发展中国家粮食都不能自给了。
全球化还使社会出现分化，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毕竟有一个“马太效应”。在这个过程中，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是整个经济活动的高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是全球的分工体系，这个分工体系是一个垂直分工的体系。垂直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低端，生产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发达国家处于高端，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
全球化导致的分裂化就是“发展的陷阱”。
“发展的陷阱”受害最大的除俄罗斯，还有东欧、拉丁美洲和亚洲四小龙。
房宁曾访问过东欧的匈牙利，不但亲身感受到“天鹅绒革命”带给匈牙利人的创伤，还感受到匈牙利在“陷阱”中的挣扎。他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政治游记——《风雨凄迷十年路》，讲述他的匈牙利见闻。在匈牙利十年加入全球化进程和私有化的过程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外国资本在匈牙利可谓“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匈牙利第二、三产业中的优质资产大多成了西方大资本集团的囊中之物，匈牙利以盛产铝矾土著称，其工业部门中最重要的是采矿业和加工业，现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中的外国资本均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一些小的生产行业，外国同业资本甚至采取整体购买，然后破产，迫使匈牙利全面进口的办法，全面占领该行业的市场。外国资本控制匈牙利经济最成功的莫过于对现代经济的枢纽——金融业的全面收购。外国资本，包括西方国家的银行和投资基金，已经占据匈牙利60。4％的银行资产，其中大部分是匈牙利最优质的金融资产。西方国家的投资基金组合也主导着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的大盘走向。西方资本并不满足于对市场的占领，还向匈牙利经济更深入的领域渗透，这其中也包括了对匈牙利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研领域施加影响。匈牙利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经济类高校的翘楚——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原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的市场营销专业研究的一个课题，竟然是如何使习惯于天然果汁的匈牙利人转而爱喝美国的可口可乐。
房宁认为，“发展的陷阱”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场灾难，对于西方来说同样是致命的。新殖民主义的生命就在于资本的国际循环。西方通过国际循环从全世界获取资源与财富，但其前提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循环。因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美国的汉堡包就成了问题。所以发展的陷阱虽然出现在第三世界，但对西方同样是致命的，它正在阻塞资本的国际循环。
西方国家为了维护经济全球化，维护资本的不断循环与周转，开始向旧殖民主义时代复归。于是西方即采取了两个维持世界新秩序的方法。房宁称它为“垫高”和“削平”。所谓“垫高”，即对那些实在是经济困顿、社会萧条，已经被经济全球化的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