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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9年至1997年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328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和批准了791件行政法规，3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批准了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如此规模的立法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时期，制定了第一部《民法》，修改了《刑法》，改革了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当然，立法的成就并不等于法治的成就。“有法不依”“执法犯法”“徇私枉法”“以权代法”“党政干预”等现象仍然存在。
早在1979年中共中央就要求在大、中、小学开展法律教育。从1986年开始，中国发动了全民普法运动。1986～1990年期间，普法教育的对象是各级干部和青少年。1991～1995年期间，普法对象扩展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学生、军人、个体劳动者以及其他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与此同时，还在大、中、小学开设了法律课程。
中共十五大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从“法制建设”阶段进入了“依法治国”阶段。十五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毫无疑问，“依法治国”原则的提出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这一原则要求，从普通公民到公职人员，从一般社会组织到国家机构，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都要受到法律的规范，都要服从法律。它强调“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强调不能仅仅把法治的对象局限于不掌握任何权力的普通老百姓。它强调不能把领导人的讲话当作“法”，不能把违背领导意志当作“违法”，任何个人意志不经过法律程序都不能成为治国准则。它追求的目标是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法律和制度的连续和稳定，避免“因言废法”“因人改制”的历史规律重演。（节选自《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民主法治与合法性基础》）
第五辑后 记
编者
本书主要呈现的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它更多地关系到国计民生。没有一个时代，能够产生这样的代表——他们是国家高层政治与舆情相结合的杰出人物，在今天，我们称他们为“高层新智囊”。这些分布于社会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建言与献策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他们是国情的敏锐触角，并以其观点的前瞻性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注意，许多人因此成为公众人物。
无论是潘岳提出的保护弱势、平衡利益的中国式民主，还是甄小英支持官员选拔的“民意否决制”，任何一个关注时政的中国公民，他都应该听到并响应这样的声音。面对“三农”问题，温铁军大胆提议的拳拳之心唤醒了多少人的良知。在中国加入WTO，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的时候，作为海内外公认的中国高层新智囊，他们肩负着舆论和理论乃至行为实践的三重重任。熊光楷，“新军事变革”中的中坚，为新世纪的东北亚安全提出战略构想；房宁，否定一厢情愿的“和平与发展”；秦晓鹰，坚决倡导要保护少数人的话语权；江平秉持着法的精神，以近乎悲怆的良心只对真理低头。在更多的领域：新闻、外交、学术、教育……李希光、宫少鹏、海闻、解思忠等人道尽几十年风云变幻和人生的辛酸，一颗颗跃动的心又在展望和憧憬着国家和民族的美好未来，责任感逼迫着他们又上路了——他们的精神永远行走在时代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