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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鹰
我最初对“智囊”的概念有点感受是在近30年前。当时学术界、思想界和政界中不太广泛地传看着一本“内部读物”，书名为《出类拔萃之辈》。这本书记录着当时美国约翰逊政府决策圈中的许多轶事。如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乘飞机前往战区时，仍在背诵日语单词。又如助理国务卿邦迪年轻时怎样记忆力惊人，他竟在口若悬河般地宣读一篇论文后告诉为之鼓掌的师生，他刚才念的讲稿不过是白纸一张！书的作者所以称这些决策人物为“精英兼智囊”，为“出类拔萃者”，意在讽刺、讥笑这批高智商的人物竟会执意打一场愚蠢的越战。
后来，在研读世界当代历史、政治、经济中，更多地接触到“精英”（elite）一词。但让我十分惊讶的是，这词用得最多之处是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洲、非洲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著述中。一大批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亚洲知识分子在历史巨浪中，推波助澜，左右时局，乘势而上，争夺政权。这些人被冠之以“精英”名号。但是由于时局的动荡、国家命运的颠沛，他们只能做“乱世之奸雄”，成为已有制度的挞伐者、斗争者或者颠覆者，没有机会在平静的环境中实现其理性治国的长远计划，“精英”的概念也就跟“智囊”错开了。
和平时期，我们中国的民间向来都有许多“大隐”，他们是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合力”。一方面，人才济济、精英繁盛的社会，是一个生机勃勃、潜力无穷的社会；另一方面，只有社会中的精英真正走向上层，成为国家政权的顾问者、发言者，这样的社会才可以称为“文明”社会，这样的政府才能称为高效而开明的政府。
中国开始同时有了“高层智囊”的名和实，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随着民主建设的逐步发展以及国风、民风的开放，一批力主改革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和学者著书立说、频发宏论、力陈时弊、鼓动风潮、引领思想时尚，成为社会新锐，一时蔚为壮观。这批人物与党内和政府内不少极具责任感的老同志相呼应，终成邓公改革开放政策的强大社会舆论之基础，不但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政治决策和政治局面，其猛烈冲击造成的余波，迄今仍然烙印在中国现实之上。
不过，即使在当时，这批“智囊”当中也隐含着极大的分歧，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中国的学术与政策观点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关于新权威主义”以及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的争论，就是这种差异与分歧的突出表现。在关于国情、传统、中国历史、中西文化经济政治比较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争论。一场在新形势下进化论、机械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的交锋已迫在眉睫。遗憾的是，这种争论与交锋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而没能深入下去，争锋的焦点没有凸显出来，也就未能给社会进步带来更大的启迪和益处。可以说，这些情况发生的原因之一，是“高层智囊”格局和制度处在发展初期，尚不完善。
当今“高层新智囊”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基本问题，它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社会差别、社会走势等。他们并不囿于自己的专业，他们自身所具备的不同门类的专业知识只是他们认识、剖析社会的阶梯和桥梁，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他们作为社会最敏锐的神经，有意或无意地感到，社会变革的本源动力应该是制度性变化，是分配关系的调整，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公众心理与民族素质的改善。正是由于他们的关注点聚焦于社会，作用于上层，因而也就引起了社会和上层对他们的关注与聚焦。他们在向社会灌输着某种新理念的同时也引发了新一轮的精神解放和知识启蒙。20世纪八九十年代“系统论”等“三论”的引入以及未来学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就是明证。类似者甚多。
“高层智囊”存在的意义在于：只要中国在前进，在前进的方阵中就要有鼓手和旗手；只要中国人憧憬未来，就需要有对未来的思考者、认识者、设计者和履行者。我只希望，有幸或有志于充当前沿的中国人的人们，能志趣高远，耐得寂寞。
此文为《前沿的中国人》一书代序。
第一辑潘 岳（1）
民族先锋队的思想守望者
潘岳，生于1961年，1986年担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1988年任《中国技术监督报》副总编，一年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1992年任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现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促进会会长。
今天，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首先是科学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发展要求。
——潘 岳
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2003年10月25日。北京。世纪金源大酒店，来自海内外文艺界、学术界、新闻界、商界等300多位各界名流齐聚一堂。这些当今中国赫赫有名的人物是为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换届大会和首届“绿色中国论坛”聚到一起来的。将他们召集到一起的，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会长潘岳。
这一天，潘岳发表了震动海内外、后来被媒体称为“潘岳思想集大成者”的《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一文。同时，媒体评论，这是潘岳第一次明确展示自己的思想体系。
这篇文章以环境文化为核心概念，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从环境主义的视角，把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文化，上升到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对20多年来给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成就，同时也造成了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的发展主义模式进行了全面反思，展示了一个涉及经济发展基本战略、国家安全、法治与德治、社会主义民主和民族精神建构等诸多领域的新思想体系。
但同时，也许因为这个体系色彩过于丰富，也有人惊呼其为“思想怪物”。不过，这样的惊呼对于长期处于争论中心的潘岳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个年轻的副部级干部，自踏入政坛的那一天起，便一直是海内外媒体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同时，“潘岳”这个名字，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是华文媒体的热炒对象。这个名字也每每与许多新名词联系在一起，这些新名词都与政治改革、民族精神、民主法制、现代政治理念相关，从中透射出的思想，也往往饱受争议。在极右翼势力那里，潘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之路的思考和维护遭到强烈批判，他被讥为“中共孤臣”；同时，在极左派看来，他的思想又过于离经叛道，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十多年来，这种左右夹攻的局面就没有停止过。十几年理论风雨下来，这个处于是非之中的年轻理论家，对体制内的人来说，俨然已是“清流”们的中心人物；对于体制外的人来说，他又是“政改标签”；而对于整个思想界来说，他思想理论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已得到公认。
从街头少年到28岁的理论家
潘岳，1961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祖上是江南世家，书香门弟。其父潘田与其母年轻时投身革命，在日伪时期的南京从事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期间，潘田参与组建铁路兵团。解放后，潘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赫赫战功，回国后带领铁道兵参加中国铁路建设，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是中国铁道兵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潘田离休前为中国铁道兵副总工程师、副参谋长。潘岳的母亲是医学界的知名人士。但父母显赫的身份并没有使潘岳的童年生活灿烂起来。知识分子的性情、众多的海外关系，让潘岳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难以幸免地遭到迫害。当时七八岁的潘岳，成了实际上的“革命孤儿”，颠沛流离，浪迹街头，不屈的性格和一身“侠气”，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
1976年，16岁的潘岳参了军，在部队医疗部门工作。按理，显赫的革命家庭背景无疑有助于他在军队的发展，但身上过于活跃的细胞使他6年后选择离军又弃医，到《工人日报》当了一名实习记者，不久又转去《经济日报》当记者。
1983年7月，潘岳筹办《中国环境报》。时年23岁的潘岳没有意识到，他与环境问题由此结下不解之缘。
1984年，他主持了引滦工程水质调查，行程数千里，完成数万字的长篇调查报告，促成引滦工程沿线数百家企业限期调查整改。
1985年后，潘岳主持云南省环境现状调查活动，足迹遍布云南省大部分地区，完成近万字的调查报告，其轰动效应，据当地人士称，犹如“在云南省政府大楼附近引发一场地震”。
1986年，潘岳调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主持了中国航空管制的现状调研与宣传，考察了十多个省的军用民用机场，调研报告引起高层重视。
1988年，潘岳在中国《技术监督报》社任副总编辑，次年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面对中国的多事之秋，此时28岁的潘岳开始从全局的高度，对中国的变化进行深层的观察和反思，从那个时候开始，年轻的潘岳已然成为当时各种报纸理论版的主角。
1990年12月，一个高层次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意识”学术研讨会由潘岳主持召开。中央及国务院相关领导到会，全国50余位学者出席座谈，这场研讨会的学术成果引起海内外的高度重视。美国《远东经济评论》《华盛顿邮报》等海外各类媒体对此会连篇累牍地进行评论和猜测，并断言潘岳等人“首次提出新保守主义”，也有文章认为此会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观点，反映了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某种转变，尤其是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参见《世界周刊》1996年10月20日《回归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发展策略——评价潘岳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新思想”》）。
著名学者萧功秦将“新保守主义”概括为如下立场：“利用过渡性、有现代导向的权威，利用传统的价值中介，引导社会内部变迁，通过内部变迁的成功，逐步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从而使中国社会不断地达到一种现代的推进。”因此，即使新保守主义不像1986年“文化热”和“新权威主义”那样在中国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没有形成热潮，也没有得到最高层人物的明确认可，但结果是：新保守主义的观念已成为20世纪末中国人的主流思潮——希望中国的变化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
在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期间，潘岳主持的研讨会还包括：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趋势”大型研讨会（1990年7月），参加部门十余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重建中国大学生精神家园”研讨会（1990年11月），并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展开大规模调研讨论，在学生中引起了较大反响。“西方思潮在校园”研讨会（1990年12月），引发了高校学生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