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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几十年的陈秉忱＇20＇回忆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打下了书法基础。我们从仅存的一张明信片的笔迹来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谨严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期，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那样繁忙，毛主席仍时常阅览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笔帖，一直带在身边）。那时，他的书法已显示出用笔恣肆、大气磅礴，形成以后变化万千的风格。全国解放后，更多地阅览法帖。1949年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中间，所存拓本及影本碑帖的有600多种，看过的也近400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总之，毛主席从青年到晚年，虽然一生经历着革命的狂风巨浪，但也没有放弃在书法上踏实地用功夫，由于长期的刻苦钻研，因而，达到了精邃的功力素养。”＇21＇又说：“毛主席十分重视我国传统的书法遗产，并借以奠定自己的书法基础，但决不就此停步。更可贵的，是他推陈出新，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不断演变，不断发展。毛主席早年攻楷草，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碑帖的情形和大量的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22＇陈秉忱的回忆粗略地勾画出毛泽东书法活动的轨迹，是很有道理的。
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给他秘书田家英的信中说：“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馆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23＇这封信表明了毛泽东在书法道路上誓攻草书的方向。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上的皇冠，狂草则是这个皇冠上的明珠。谁攻下了草书，谁就登上了中国书法的巅峰，谁就是大师。唐代张旭和狂僧怀素以擅草而名世，被称为“草圣”。毛泽东学怀素最力，特别是草书，受怀素《自叙帖》影响最大。毛泽东的草书和怀素《自叙帖》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不仅笔画都较细圆，字形都较长，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逶、翩翩自肆的写法，而且在“神”上都相似。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说：“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的，写起来很有气魄。”＇24＇田家英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毛泽东又不宥于怀素《自叙帖》，他善于创造。他说：“帖中要发挥。”他临摹碑帖多，见识广，能博采众长，特别是加上他的博大的胸怀、领袖的气质，在书法上他又加进了不少自己独特的东西。这就在笔画上，结字上与怀素《自叙帖》又有所不同。怀素的笔画细圆遒劲，毛泽东的笔画细圆柔韧；怀素的结字较长，毛泽东的结字长中多欹侧。因此，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又形成了自己的独创风格。《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114幅墨迹，集中了他一生后半段书风成熟的书法艺术精品，尤为珍贵。这些手书，意境深远，气势超凡，笔惊风雨，纸生云烟，姿性任情，随意挥洒，表现出毛泽东书法的“飘逸”风格，说明毛泽东晚年的草书已登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巅峰，堪称一代大师、一代宗匠。
畅游江河
王恕焕
毛泽东酷爱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江大海中嬉水。他青年时代常和学友们到湘江橘子洲游泳。解放以后，他曾在渤海、黄河、珠江、湘江、钱塘江等游泳，还曾多次畅游长江。毛泽东把在江河湖海中游泳看做是对大自然的挑战。
毛泽东来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一天下午，他在湖边走动，遥望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和水利电力学院的游泳池里的人挤得满满的。他说，守在这么大的湖边，不到湖中间来，只在浅水里“泡”，有什么意思？说着，他要下湖“试试”。当时在身边的梅白说：“水草太多”。他笑道：“怕什么？大风大浪都不可怕，还怕什么水草？”说着就下水去了。他踩着水，拨开水草，径向湖中游去，被武大、水院的学生发现，一时间，数以百计的青年男女出了游泳池的栏栅游向深水，毛泽东在湖中间向他们挥手，不一会儿，陷入“重围”，他却哈哈大笑。只见他一会儿跟这个说说，又跟那个笑笑。说的内容也是好好学习，不要怕水。在夕照之下，毛泽东红光满面，兴致勃勃。后来，在罗瑞卿部长的示意下，一起游泳的同志劝他才上船。他同青年们均恋恋不舍，青年们听到学校的集合哨音，这才离去。毛泽东上船之后，一边擦水，一边低吟“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27＇，仿佛他又回到少年时代的湘江。
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两次畅游长江。1958年9月，他同张治中将军来湖北视察工厂、农村、学校，又8次畅游长江。他们一起到黄石市视察，毛泽东在江边，不顾天气预报江面有七级大风，而坚持要下水游长江。下水不久，果然白浪滔天。他坚持在狂风巨浪中搏击，时而被卷进“深壑”，时而又被推上“高峰”。坐在登陆艇上的张治中将军请他上船，他才从容上船。张治中迎上去，像欢迎他凯旋归来一样，同他热烈握手。毛泽东笑着说：“文白先生，谢谢你的关心。”他拍着自己宽厚的胸脯微笑：“你看，平安无事啊。”
建国以后，从1956年到1966年的11年间，毛泽东先后在武汉18次畅游长江。除上面几次外，1961年到1966年，共5次畅游长江，特别是1966年7月16日，当时已是73岁高龄的毛泽东，再次畅游长江，游程近30华里，历时一小时零五分钟。他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锻炼意志”。毛泽东的挑战性格、刚毅意志和大无畏精神，是与他喜欢游泳，喜欢江河和大海分不开的。他的《沁园春·长沙》和《水调歌头·游泳》这两首写游泳的诗词，就是借游泳炼身体，更炼意志，激励人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在与大风浪搏斗中去夺取胜利。
广交朋友
王恕焕
1956年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甲舍住时，谈到鲁迅的“无情未必真豪杰”这一首诗时说，据周建人先生说：鲁迅反对一些人把共产党人看成是毫无感情的洪水猛兽。毛泽东长叹一声，接着念“怜子如何不丈夫”，并说，我对岸英的死，就“怜”过，难道我是“妇人之仁”吗？好像一当了革命者，就六亲不认，就板起面孔才算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吗？这段话，表露了毛泽东对情感问题的心态。
的确，毛泽东的生活，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都具有高尚的情操，都是感情很丰富的，决非是“毫无感情的洪水猛兽”，决非是有些人说的“冷酷无情、使人望而生畏”的。
毛泽东一生交往很广，有工人、农民、青年学生，有党政军的负责人，有著名的民主人士、科学家、艺术家、史学家、理论工作者、国民党进步人士，有国际友人、还有早年的同学和师长。在这些交往中，感情洋溢，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高尚情趣和丰富感情。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大平正芳所评说的：“我对毛主席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28＇斯里兰卡著名作家卡鲁纳拉特纳·萨普坦特里说：毛泽东怀有深厚感情。＇29＇
毛泽东说过：“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还说：“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可以说，毛泽东一生在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中，坚持了这番道德原则，他的人际交往，很有原则，很有人情味，很有不同特色。
首先，党内交往重原则。对于党内交往，毛泽东坚持原则，不徇私人情谊，不搞私人亲疏，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直接了当。如在1947年，为了夺取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了更好进行土改运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在“三查”、“三整”中，对江青的历史发生怀疑。江青说自己是很革命的，她要毛泽东为她说一说话。毛泽东对此十分恼火，他尖锐责问：“你既然这么革命，为什么还要我说话？”“是共产党员就要接受组织审查，谁也不能特殊”。江青说是对她的“造谣污蔑”，“现在有些人和反动报纸唱一个调，拿我年轻的事作文章，那背景是有政治因素的，是为攻击你……”毛泽东愤怒地吼起来：“你给我滚！滚出去！”“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尖锐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四人帮”，搞帮派活动，抢班夺权，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主席”。结果令“四人帮”组阁阴谋失败。毛泽东对于主义的斗争一贯看得很重，对原则问题从来不让步，对于在政治上、路线上同自己有分歧的人，即使是过去同过甘苦的战友，他也是不会退让的，甚至可以决裂。
第二，私交重情义。对于私人交谊，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他对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很尊重的。早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时，毛泽东与宋庆龄就结识了。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就发电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上海解放后，他又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亲笔信“建设大计，亟待商筹”，并决定派邓颖超带他的一封亲笔信前往上海迎接。8月26日，毛泽东得知宋庆龄由上海乘火车来北平参加新政协的消息之后，他到火车站亲自上列车欢迎宋庆龄下车。毛泽东亲切地握手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宋庆龄一直很关心，他称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经常派人给她送去礼物。宋庆龄也总是忘不了给毛泽东带去礼物和问候，彼此依然保持着诚挚的友谊，亲密的来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直把宋庆龄看作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当成党的同志看待，彼此肝胆相照，宋庆龄在交往中也真诚直言。1955年1月，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道：“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者的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1957年反右运动刚起，宋庆龄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说：“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