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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还说：“要向一切在农业、工业、畜牧业、运输业、商业以及业余劳动中的劳作人员（包括雇工及伙伴的老百姓）说明：他们的劳动都是革命的，他们做了十分光荣的事业。从他们劳动所得中分出一部分来交给公家，完全是帮助我们自己的光荣的神圣的革命事业，并不是为着任何个人增殖私产。凡在国营经济中做事的公务人员，如果他们为他自己个人谋特殊利益，在我们队伍中就叫做丧失道德的活动，在法律上就叫做犯了贪污罪。而一切不贪污，不浪费，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就算是有很高尚道德的人，应受到党与政府的称赞及奖励”＇5＇。毛泽东这些论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阐明什么人应受到褒奖和赞许，什么人应受到尊敬？什么人丧失道德是最可鄙，最可耻的？把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促进社会的进步为最高荣誉，以祖国和人民的荣誉为最大荣誉；而把为个人或少数集团的私利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损害了集体的利益、损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看作是最大的耻辱，应遭到社会的谴责和唾弃。
毛泽东这一论述，不仅阐明了无产阶级评价荣辱的标准，划清了它与剥削阶级荣辱标准的界限，也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是怎样与共产主义道德相联系，相统一的。
把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符合人民、集体、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作为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具有长远的稳定的意义。但是，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人民、集体、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也不是抽象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是有变化的。因此，荣与辱标准的具体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以人民、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积极领导和投入抗日烽火的人，“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6＇；而坚持反共，坚持内战的降日亡国方针者，则“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7＇。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表现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新的政权，获得翻身解放。当取得政权，建立新政权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改变人民的贫困生活状况，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维护还是损害革命战争时期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判断荣辱标准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今天，立志改革，诚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人，是最光荣的；反之，阻碍改革，腐败倒退，损害人民的利益，出卖国家的利益，丧失国格，就会被认作耻辱。如同邓小平所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8＇。
毛泽东还论述了人死的荣辱标准问题。他认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无尚光荣，替法西斯卖力、或仅仅为个人私利而死，就死得可耻。1946年4月，毛泽东为“四八”遇难烈士题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9＇，他还为建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题词说：“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尚光荣”＇10＇。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徐有功传》和《新唐书·徐有功传》中，写了批注：“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11＇，以身殉志，不亦伟呼！”＇12＇这段话谈了评判死的荣辱标准，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诗人、教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他们为正义、为真理而壮烈牺牲，是很伟大、很光荣的啊！今天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为改革开放，为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斗争而献身，同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是无尚光荣的。
一般地讲，在阶级社会中，荣辱观往往带有阶级性。但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荣辱的思想不总是与阶级性相陪伴的。在热爱祖国的旗帜下，其荣誉的性质却是公民所共有的。例如：当我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中取得举世瞩目的优异成绩时，不论台湾、港澳、或海外侨民，凡是炎黄子孙，无不雀跃若狂，眉飞色舞，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一种纯真朴质的荣誉感油然而生；又如，当我国长征火箭成功地又发射了一颗奥新卫星时，无论国内外、海内外的中国人，无不扬眉吐气，欢呼我国航天事业的巨大成就，欣喜我国某些科技水平已跻于世界之林。一种作为中国人而自豪的荣誉感，环球与共。在上述情景中荣誉已经超越了阶级界限，是不带阶级性的，是炎黄子孙所共有的。同样，当强敌入侵，蹂躏我国土，屠杀我同胞，奸淫我妇女，烧毁我房屋，当国破山河碎，九洲同仇敌忾之际，除汉奸卖国贼之外，不管姓“无”或姓”资”，莫大的屈辱感是共同的。由此可见，屈辱观除了有阶级性的一面以外，也还存在着共荣共辱带共同性的一面，倘忽视后者，那会造成片面性。
毛泽东在指导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刻地分析了复杂的社会现象，把荣辱观用之于政治生活领域，也就是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中，提出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方针。这是有深刻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是对无产阶级的荣辱观的深化和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安乐”的情况，也就是可共辱而不可共荣。一是春秋战国时的越王勾践，当他被吴王夫差消灭之后，曾与文种、范蠡等戮力同心，兴越灭吴，忍受着亡国之辱。待灭吴之后，勾践不仅不能与文种等共享荣尊，反而顿萌杀机，首先杀了文种，范蠡立即携西施离开越国，泛舟五湖，成了时聚时散的巨富。一是刘邦在屡败于项羽之时，曾与萧何、韩信、张良、彭越等功臣，共过屈辱。但一旦身处九五之尊，刘邦则认为，安乐荣誉是不能与旧臣共享的。其枭雄阴狠的面目，就难于掩饰了，竟以杀戮功臣为快。无论在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和毛泽东在处理统一战线制定的共荣共辱的方针，又是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任何剥削阶级政党所不能实现的。
人民荣誉高于个人荣誉
王恕焕
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荣辱标准本身，把个人荣誉同集体荣誉结合起来，强调集体荣誉高于个人荣誉，体现了无产阶级荣辱观的集体主义实质。
荣誉既有个人荣誉，有他人荣誉，也有集体、人民、国家荣誉。如何正确对待个人荣誉与他人荣誉、集体荣誉的关系，这是无产阶级荣辱观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的荣辱观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毛泽东在鼓励人们珍惜个人荣誉的同时，特别强调要为集体、为人民、为祖国、为党争光，强调“人民的光荣”，“祖国的光荣”，“党的光荣”，强调荣誉属于人民，人民荣誉高于个人荣誉，并对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专门为个人争名争利的人提出尖锐批评。
首先，集体荣誉是个人荣誉的保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是社会的一成员。个人离不开集体，离不开人民，也离不开社会。国家荣，人民荣，个人也荣；反之，国家辱，人民辱，个人也辱。个人的荣辱与集体、人民、国家的荣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放前，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任人宰割，没有任何尊严，中国人在世界上就倍受欺凌，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和说话的权利；建国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傲然立于世界之林，每个爱国者都感到扬眉吐气，在国际上受到尊重，有了自己的地位，感到中国的光荣。事实说明，个人荣誉是以集体、人民、国家的荣誉为保证的。没有集体、人民、国家的荣誉，也就没有个人的荣誉。
其次，集体荣誉是个人荣誉的基础和归宿。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的集体事业，“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3＇不是哪个英雄豪杰包办得了的。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离开人民群众，个人的力量不仅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不可能有所作为。个人荣誉固然与自己的主观努力和贡献分不开，但这种贡献是在党和人民提供的客观条件基础上做出来的。没有党和人民的支持，没有集体和同志们的帮助和协作，个人就一事无成。毛泽东说：“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毛泽东还多次说他的著作，是集中党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写成的。雷锋说得好：“荣誉从集体中来”。这就告诉人们，个人的荣誉不仅仅是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而是广泛地包含着群众和集体奋斗的结晶，是人民群众和集体的荣誉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因此，一个人献身于无产阶级事业，具有无产阶级人生观和道德觉悟的人，应当把自己的荣誉归功于人民和集体，看作是社会和集体对自己继续前进的鼓励和更高要求。
当然，人民群众和集体的荣誉也是由其中每个人所建立的功绩组成的，也可以由某些先进分子的个人荣誉所代表的，1946年11月毛泽东的题词写道：“朱德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14＇，他还说：吴玉章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15＇。
毛泽东的荣辱观在强调集体、人民荣誉的同时，并不否定个人荣誉，而是鼓励个人有荣誉感，鼓励每个人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集体、人民、国家多尽义务，多做贡献。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关心个人荣誉，本质上是关心自己履行了社会义务的道德评价，是关心自己的劳动和工作成果，是正常的，合理的。那种毫无进取之心，荣誉之感，对荣誉与耻辱的道德评价漠不关心的虚无主义态度，是十分错误的。因此，人人都要有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荣誉感和自尊心，社会集体应当鼓励个人建立功勋，争取荣誉，应当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正当荣誉和自尊心。
再次，个人荣誉归功于人民和集体。荣誉属于谁？不同的荣辱观历来有不同的回答。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荣辱观，专为个人争名争利，沽名钓誉，贪天之功为己有，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甚至嫉妒人家，造谣中伤，为了追求个人虚荣而不惜损害他人荣誉和集体荣誉；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荣辱观，把自己的荣誉归功于人民和集体，对他人的荣誉为之庆贺、赞扬，自觉地、虚心地向他人学习。
毛泽东一贯提倡“诚心为人民服务”，个人应当把荣誉归于人民。在他看来，最高荣誉，应属于人民，属于党，而不应属于个人，最大功劳应归于人民，归于党，而不应归于个人。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表率。例如，1954年8月4日，中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