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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2月，有名卫士一次从农村探亲回来，带回糠窝头交给毛泽东。他掰了一块糠皮窝头，又把捂馊了的窝头放嘴里，眼圈红了，湿漉漉地闪着泪花。他叫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喊来，大家都必须吃。毛泽东咽下几口，见有人还在嚼，便对大家说：“吃，每个人都要吃。这是农民吃的饭。你们比比你们吃的饭，要将心比心。”毛泽东思考着：我们是社会主义，不该是这样的。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他日夜想着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人民尽快过上富裕一些的日子。＇18＇
毛泽东以人民的苦为苦，以人民的乐为乐，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共当，要是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的生活，他就满意高兴了。
第二，乐中有苦，乐极生悲。毛泽东认为，苦中有乐，苦可转化为乐。同样，乐中也潜伏着苦的因素，也可转化为苦。他在1944年4月12日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说：“《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20＇
这说明，苦与乐是相互渗透的。胜利、欢乐也潜伏着失败、痛苦的因素，胜利了如不防止骄傲，就会犯错误导致失败，就会吃苦头，就会变乐为苦。因苦得乐，因乐得苦，这是苦与乐相互转化的历史辩证法。我们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条件，促进由苦向乐的转化，防止由乐向苦的转化。
毛泽东曾推荐读西汉著名赋家梅乘的《七发》。毛泽东说，这篇文章一开头就痛骂统治者的腐败。“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说太子年岁正轻，想来是由于你长期迷恋安乐生活，日日夜夜没有限制的缘故，以致邪气侵入体内，胸腔郁结，阻塞不通，心神烦乱，惊惧不安，五脏衰弱，听觉不灵，精神焕散，病势已深，长此不愈，则将生命不保。毛泽东认为，“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文中说的出入都坐车子就是瘫痪之兆，幽深和清凉的宫室是寒热病的媒介，妖姬美女是摧残生命的斧子，美味的酒肉是腐烂肠胃的毒药，这些话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迷恋安乐腐败的生活，必将早夭、丧身，这也是物极必反，乐极生悲。毛泽东说，文章最后一段，吴客讲“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这是医治疾病的“良言妙道”。毛泽东认为，梅乘《七发》是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只贪图享乐腐朽的生活而不愿艰苦奋斗的人，就必然导致腐败、困苦的结局，这时享乐便转化为痛苦。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21＇真正的人生痛苦或人生悲剧常常是由于贪图享乐造成的。“福兮祸之所伏”，“乐极生悲”，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第三，劳动是苦转化为乐的一个重要条件。对劳动，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苦，一种认为是乐。在剥削阶级看来，劳动是人生的痛苦事，他们厌恶劳动，不劳而获，贪得无厌，骄奢淫逸，极度享乐，过着寄生的生活。因此，必然走向腐败，由乐转化为苦。无产阶级则认为，劳动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劳动是快乐的源泉，没有劳动就不能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不能享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快乐。人们只有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劳动斗争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快乐。李大钊说得好，“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苦境可以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可由劳动解脱。”＇22＇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是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毛泽东还强调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严格要求，要经受艰苦的劳动锻炼，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才能健康成长，真正成才。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一天，他同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时，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比孩子们相互之间坐的是什么汽车，爸爸干什么？比谁的官大官小。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耽心呀！他还说，现在，部队的学校，整天学专业，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好不好？我想，第一，最根本的东西还是马列主义，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要学会做人；第二，要实践，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工农兵中去，要经受艰苦的实践锻炼，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他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还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干部子弟要经受艰苦锻炼。岸英生前学过农，学过工，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当时，我对彭老总说，岸英到志愿军去作战，对他要严格要求，不要照顾，他是去保卫祖国的，不是去做客的。彭老总带岸英去前方，我心里踏实多了。干部的模范作用，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这就是党风，党风就这样发生作用。不这样，如果光号召别人赴朝鲜作战，我毛泽东的儿子呆在保险柜里，当贵族，这就不行嘛。我的长子岸英参加志愿军，死在朝鲜战场上，我是光荣的。
关于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还多次讲过。1959年冬天，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1964年7月，一次他在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中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毛泽东还批评说：“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毛泽东在谈到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时候，也曾多次强调党政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对社会青年，也要带动他们的父母好生教养子女，从小做起，毫不放松：对青年学生，要进行实际锻炼，必须经受艰苦考验。他引用《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对子弟要进行“廉公谦约”的教育；还引用了刘备临死前给后主刘禅的遗诏，告诫刘禅“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用这种防微杜渐的办法教育子女，是古人教育子女的一种成功经验。
1967年，毛泽东推荐读《战国策·触说赵太后》一文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是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如不重视它，不正确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所指出的危险性并不是不存在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众诸侯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持住王位的原因时说：“此其近者祸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封建帝王凡是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作贡献，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
毛泽东对子女很疼爱，但要求非常严格，从不允许他的子女搞特殊，更不允许打着他的旗号谋私利。他多次要求他们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独立生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要扎扎实实地工作，堂堂正正地做人。他的长子毛岸英，1946年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在中国，不懂得农民，不了解农村情况，就不晓得中国的实情。要知道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任何时候，千万别忘了农民啊！”毛泽东送他几件带补钉的衣服，让他到农村学习，做劳动者，上“劳动大学”。毛泽东很喜欢他的小女儿李讷，但对她的要求很严。李讷自小就吃机关大食堂，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集体宿舍6人或8人住一屋，星期天自己骑车子或乘公共汽车、电车回家。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女儿也是挨饿。有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一起吃饭，她把桌上的饭菜狼吞虎咽一下子吃光了。毛泽东见此情景深深叹了两口气，无不忧伤地说：“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李讷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到江西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毛泽东多次提出关于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认为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娇生惯养，吃不得苦，社会主义事业将毁于这些人手中，乐就会转化为苦。
《触说赵太后》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的这些话，蕴含着苦与乐辩证关系的深刻哲理，是有深远意义的。
不怕苦的革命乐观主义
王恕焕
怎样正确对待和处理苦与乐的矛盾？毛泽东的苦乐观要求，以为人民吃苦为乐、为荣，发扬不怕苦的革命乐观精神。
毛泽东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前途的远见卓识的基础上，是科学的、革命的乐观主义。他坚信新生的事物必然战胜旧的事物，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人民群众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他说：“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基于对客观事物、对革命事业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