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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状态。
这双线结构、五个时空板块，还加上意识流的巧妙组合，使得这篇《忠孝公园》在反映社会生活上，宽广得多了，深入得多了，而且有着厚重的历史感。应该说，这在陈映真小说创作历史上是一个大的突破。我真为他高兴！
这双线的结合点是在忠孝公园。这也颇有艺术的匠心。
小说里写的是，马正涛的住家附近有一个社区小公园，因为在忠孝路上，所以命名为“忠孝公园”。马正涛和林标是在这里相识并开始交往的。在两人初识时，林标以肃穆的立姿，以朗诵古日语的腔调，读起伪满国皇帝溥仪在1940年颁布的“国本尊定御诏书”上的一段：“……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庇佑……庶几国本奠于唯神之道，而国纲张于忠孝之教……”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31页。马正涛则满脸笑着，边听边勾起了往昔的回忆。这样的描写用心良苦。看来，在小说的第一节里，陈映真就在点题。陈映真是在尖锐地提出：忠孝于日本天皇？还是忠孝于祖国？
可以说，为这篇小说题名《忠孝公园》，对林标，对马正涛，更对溥仪，就是一种嘲讽，一次鞭挞！
另外，在《忠孝公园》里，对小说细节的描写，陈映真也有他独到的地方。他常常能在描写细节时，不经意地显现出它的深刻的含义，表现出生活中的某些本质的东西。
比如，写林标在清晨的忠孝公园里若无其事地做柔软体操，陈映真接着写道，马正涛突然记起来，“在旧满洲时代，他就经常看见日本人组织的‘协和青年团’的东北青年，在清冷欲雪的操场上，也这样一板一眼地做完一整套柔软体操”同①，第130页。。
又比如，马正涛用日语对林标说：“你早。”“林老头的容光像是一盏油灯似的，被马正涛的日本话挑亮了起来。”同②。
这都表现了“皇民化运动”在林标身上留下的烙印。
再比如，林标在菲律宾市郊一个小杂货铺买东西，老板却用闽南话和他交谈，林标顿时惊诧不已，反问那老板，怎么知道自己是台湾人。老板是泉州人，回答竟是：“台湾人的日本兵不配枪。连刺刀都没得佩。”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90页。简简单单的一笔，就透过当地民众的观察揭示了台湾人民的悲惨命运，也抨击了“皇民化运动”的反动的欺骗的本质。
这样举重若轻，往往都是一种不经意的描写，却又别有一种寓意深含其中，每每读到这样一个陈映真，我真的不能不佩服他写小说的艺术功力。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十三、“人间性和人间爱”——陈映真的文学观
他是入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只有在他对现实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为时，才发而为文；他可以采取小说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姚一苇（姚一苇：《陈映真作品集？总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卷首第17页。）
继承和发扬鲁迅的传统，还有早年文学研究会一些文学大师的文学思想，结合当代的文学实践，陈映真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
（一）
作为五四新文化思想先驱，鲁迅的思想与艺术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第一，彻底地反封建，彻底地破坏封建主义的旧文明，彻底地解放人的个性，建立一种新的“人国”，新的生活。由于他沉入于“国民”中，也由于他回到古代去深究了中国文化遗产，鲁迅更加看清了残酷的封建统治的本质，看清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
第二，文学要以这样的反封建和个性解放为功利，要以思想启蒙为任务。
第三，他对自己的启蒙主义文学，规定了“为人生”、“改良人生”的明确宗旨。1933年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就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为实现这样的宗旨，他决定取材要“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同①。这之前，1932年的《〈自选集〉自序》也说，他是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8页。。
第四，他在倾向浪漫主义、欣赏象征主义以后，又忠实于现实主义了。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果戈理时，他还偏重在浪漫主义。随着他越来越了解果戈理，他称赞果戈理是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由真实的审美标准，他具体化为文艺创作中反对“瞒和骗”的思想。他主张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那人生的血和肉来。他采用现实主义，急迫地呼唤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来创造真的新文艺了。
至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大家知道，在文学思想上是和鲁迅相通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就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沈雁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1版，第454页。。这段话大体上表达了文学研究会成员对于文学的职能、功用的共同看法，这就是，文学是人生的镜子，因此文学要反映人生，探索人生的种种问题，从而指导人生。但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对“为人生”的理解与解释又不完全统一。周作人认为，“人生的文学”不是“兽性”、“神性”的，而是“人性的”文学，“人的文学也应该是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艺术与生活》，中华书局1936年12月版。，即人道主义的文学。沈雁冰说，“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同①，第455页。。他反对艺术独立的超功利主义观点，提出作家应该注意社会问题，爱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强调文学应该“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沈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北京第1版，第414页。。对于如何反映人生，冰心的看法是，“心里有什么，笔下写什么”，“努力地发挥个性，表现自己”冰心：《文艺丛谈》。《小说月报》，1921年，4号。。庐隐却说，“艺术的结晶，便是主观”庐隐：《创作的我见》。《小说月报》，1921年，7号。。朱自清则主张“创造”，反对“模拟”朱自清：《文艺的真实性》。《小说月报》，1924年，1号。；但是，从总的创作方法上，郑振铎就说，文学研究会“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地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8页。。
陈映真这一代台湾作家，开始写小说的时候，祖国早已在朝鲜战争后美国武装封锁海峡的形势下分离。“民族和疆土的分离，带来了文学的分断。2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台湾成了严重的政治禁忌，遭到全面的、严苛的封禁”陈映真：《陈映真文集？序》。《陈映真文集？小说卷》，卷首第3页。。正是在这种民族分离的格局下，陈映真先是从父亲书房隐秘的角落，后又在旧书店，读到了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和曹禺等人的作品，他说，“青年时代的我，耽读3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和作品中的风火雷电。”同①。可以说，正是30年代的文学，教育了他怎样写故事，做小说。尤其重要的是，教育了他，“在文学之先，在文学最深的根底，是对于人，对于生活，对于历史和社会的深情火热的感觉和关怀”同①，卷首第4页。。陈映真说：“是中国30年代文学的范式和思想，使我得以从容地超克现代主义的虚无和反动，把文学当作思想和批判的手段，在分离的疆土，在冷战的前线行走。”同③。
在继承鲁迅、文研会这样的文学传统时，陈映真从当代中国文学实际出发，特别是紧密地联系了台湾文学的实践，发扬了这个传统，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
（二）
在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方面，陈映真认为，“文学像一切人类精神生活一样，受到一个特定发展时期的社会所影响，两间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仙人掌》，1977年7月，第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9页。，“一定有它作为时代精神的基础的根源的，社会的和经济上的因素”同⑤，第10页。。比如，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昂扬的时代，已是欧洲产业革命之后，工业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代。现代工业生产，不仅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财富，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兴城市，而且出现了产业资本阶级。他们和封建的贵族不一样，以新的态度肯定了人的能力和价值。他们敢想敢做，而且想了，做了，产生了空前巨大的成果。对于新兴的工业资本阶级，“人”苏醒了、解放了。这一切就领导了欧洲的精神生活，于是，文学上有了浪漫主义，政治上有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经济上有了亚当？斯密的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指导的经济学，在宗教、音乐、绘画以及哲学上都有同一的浪漫主义精神贯穿其间。自然，陈映真只是认为，“社会或经济是思想的或精神生活（当然也包括文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而不是“绝对的惟一的影响因素”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10—11页。。
基于上述观点，陈映真论述了台湾文学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变化。他说：
七十年代以前，台湾不论在社会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受到东西方强国强大的支配。在文学上，也相应呈现出文学对西方附庸的性格。
七十年代以后，因着国际政治和国内社会结构的变化，开始了检讨和批判的时代。“保钓”运动激发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热潮，掀起了社会服务与社会调查运动；社会良心、社会意识首次呈现于战后一代的青年之中。在这个变化下，文学在创作上以现实主义为本质的所谓“乡土文学”的文学思潮，展开对西方附庸的现代主义的批判，提出文学的民族归属和民族风格，文学的社会功能；在文学史上，前行代台湾省民族抵抗文学的再认识和再评价，使日治时代民族抵抗文学中反帝、反封建的意义得到新一代青年的认识。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23页。
也基于上述观点，陈映真确认，台湾进入大众消费社会以后，“人”在异化，台湾文学当前最重要的是：“从人的复归出发，克服人的异化。”陈映真：《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