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淙危ㄍ逋泶趟墙小安榇笕恕薄�1898年后，日本殖民当局又用了一些台湾人充当“巡查补”，这就是“补大人”。“查大人”和“补大人”的专制和残暴，使沦亡的台湾同胞深受其害。早年，台湾新文学发轫时期，先驱者赖和就在他的代表作《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里，揭露和控诉了这些帮凶走狗。这，在台湾新文学里形成为一个特殊的题材和主题。赖和之后，曾经一再为台湾爱国文学家们所表现。
倒是陈映真，他笔下的警官却和日据时代台湾小说中的“巡查”、“巡查补”有了完全不同的造型。
“面摊”先是通过女主人公金莲和孩子大宝的视角，正面描绘了这个警官：
……不一会果然看见一个白盔的警官。他慢慢地从对街踱了过来，正好停在这母子俩的对面。他把纸夹挟在他的左臂下，用右手脱下白盔，交给左手抱着，然后又用右手用力地搓着脸，仿佛在他脸上沾着什么可厌的东西似的。店面的灯光照在他舒展后的脸上——他是个瘦削的年轻人，他有一头森黑的头发，剪得像所有的军官一样齐整。他有男人所少有的一双大大的眼睛，困倦而充满着情热。甚至连他那铜色的嘴唇都含着说不出的温柔。当他要重新戴上钢盔的时候，他看见了这对正凝视着他的母子。慢慢地，他的嘴唇变成一个倦怠的微笑，他的眼睛闪烁着温蔼的光。这个微笑尚未平复的时候他已经走开了。陈映真：《面摊》。《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4页。
由“认识这个面孔”同①，第4页。，妈妈想起他们流动面摊开市第一天，毫无经验的他们，不懂摊车出入市街的规矩，也不知道要申报流动户口，只能被罚款六十元。和那个“肥胖而暴躁”的警官相比，这个警官不言不语，一对大大的眼睛，透出的是“困倦而深情”陈映真：《面摊》。《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5页。。他似乎对派出所呈现了的“官”“民”的对立，产生了困惑，由困惑而来的精神上的倦怠；相反，由他生命里流动着的善良时时漫溢出来的是对这一家三口的深深的同情。眼前，当年轻的警官消失在街角的时候，孩子童真地说：“这个警察，不抓人呢。”“大宝长大了，要当个好警官。那时候，你们不用怕我了。”妈妈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把孩子抱得更紧，她的心似乎已经“漂”同①。得很远很远了，“漂”到那可望而不可及的暖人的爱的世界里去了。
作品又细致地描写了年轻的警官在他们面摊吃点心的温馨场面。最后，这个警官留下了十块钱，爸爸执意不要那么多，妈妈匆匆地去追赶，还那多给的五块钱。等到妈妈拿着那张红色的五元钞票回来时，父子两人反复地说着：
“他不要钱吗？”孩子说。
“追上了吗？”爸爸说。点起一根皱折的香烟：“啊——他是个好心人。啊——”
…………
“他是个好心人。”爸爸说。半截香烟在他的嘴角一明一熄：“好心人。”
…………
“他，不要钱的吗？”孩子说：“不要，不要——”同①，第7—8页。
妈妈还是没说话，伴随着孩子一串串长长的呛咳声，她心头一酸，簌簌地淌下了眼泪，是心疼自己的病儿，还是那“说不清”陈映真：《面摊》。《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页。的刚刚触摸到的人间真情，又擦身而过了呢？！
比起前辈作家赖和笔下的“查大人”和“补大人”的专制和残暴来，陈映真笔下的这个警官形象，显得温柔，对百姓保有一份人间的真情。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可以理解的是，陈映真生活的时代，不再是赖和生活的时代。日本殖民当局走了，他希望那些对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操有生杀予夺的专制大权的“补大人”、“查大人”也不复存在。即使二二八事变给他留下的是血渍和恐惧的记忆，他也以为，都是中国人相处的时代了，人世间本来就该充满这种温柔和真情，充满这样的爱。于是，尽管是一个“老掉牙的人道主义”的故事，却也十分真挚地记录下来当年的陈映真的挚爱的胸怀。不难看出，这里有着基督耶稣的若隐若现的影子，有着俄罗斯文学大家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一些印记，也传播着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总之，注入了作家自己的梦和理想。在现实生活中，作家有过失去陆家大姐的痛苦体验，目睹过台北火车站上的宪兵以及中学隔壁警备总部看守所卫兵的种种暴行，由恶劣的现实生发起一种急切的渴望，甚至也渴望代表着社会上权势的警察一类的人，能够焕发出一种爱人如己的精神，从而组成一种和谐的爱的世界。
我想，这就是那个“老掉牙的人道主义”的故事，在台湾小说人物形象史上的新意。1985年，陈映真创办摄影杂志《人间》，重新阐释并且发展了这样的思想。杂志《发刊辞》的《小引》开宗明义点透了主题：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
这样的主旨，《发刊辞》的正文又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其中一段是说：
我们盼望透过《人间》，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尘封的心，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和感动，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合人所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人间》，1985年11月，创刊号。又，《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164—165页。
后来，评论家姚一苇认为，它“是一篇当代的人道主义宣言”姚一苇：《陈映真作品集？总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卷首第16页。。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面摊》所表现的博爱思想，正是这“当代的人道主义宣言”的序曲。青年陈映真一开始写小说，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
这篇小说的意义，还在于它显示了陈映真从步入文坛的第一步起，就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成为他文学作品的主角。陈映真从鲁迅的小说，从台北牯岭街旧书中汲取的祖国30年代文学的营养，在他的处女作里就表现了出来。我们知道，鲁迅为中国现代小说探索艺术道路，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了小说如何对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问题，小说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把普通的人民群众，小人物，当作了作品的主人公来加以描写。晚清的谴责小说，写了普通群众，写了小人物，但都不是作品中的中心人物，而且也没有成为鲜明的个性化的形象。鲁迅不同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华老栓和华大妈，单四嫂子，人力车夫，七斤，七嫂，九斤老太，闰土以至于象征性虚写的“狂人”，对比性暗写的夏瑜，还有一次又一次登场的“我”，都是黎民百姓的普通人，都是小人物，而且都是作品里鲜明个性化的中心人物形象。可以说，鲁迅这样的文学创作思想，通过陈映真的笔，注入到《面摊》的一家三口的人物形象里去了。当然，在这方面，在台湾，在陈映真这一代作家里，不仅陈映真承袭了这样的文学创作思想，像黄春明、王祯和等都是这样。黄春明就说过，沈从文是他的“文学奶奶”，沈从文教会了他一生都在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另外，《面摊》这篇小说，还开始表现出陈映真小说艺术的一种独特风格。
这篇小说的叙事语言，不仅有客观实在的描述，更有那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即使忧郁，也是诗化了的，也是带着一丝丝浪漫情思的。比如，小说结尾：
孩子的眼眶又呛满了泪水——但是除了有些疲倦，他倒当真很安适的。模糊中，他仿佛从天边又寻到了几颗橙红橙红的星，在夜空中赫赫地闪烁着。
“……星星。”他脆弱地说。他看见爸爸抛出去的烟蒂在暗夜里划着血红的弧，撒了一地的火花之后，便熄灭下去了。夜雾更加浓厚。孩子吸着凉凉的风，使他记忆起吃冰的感觉。（——妈妈，我要吃冰。）然而他终于只动了动嘴唇，没有说出什么来。
孩子在妈妈软软的胸怀和冰凉的肌肤里睡着了。至于他是否梦见那颗橙红橙红的早星，是无从知悉了。但是你可以倾听那摊车似乎又拐了一个弯，而且渐去渐远了。
格登格登格登……陈映真：《面摊》。《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9页。
作家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病孩子的感觉、想象，再配上那星星艳丽的红橙橙的颜色，以及摊车“格登格登”的响声，把这一家人在困境中的悲哀诗化了。人们分明可以感受到，那人生无奈的愁绪，在色彩、声乐情感交织的韵律中叩击着我们读者的心扉。怪不得姚一苇要说，“这样的文字，今天读来仍然有它的韵味”姚一苇：《陈映真作品集？总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卷首第12页。。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黑灰的基调——读《我的弟弟康雄》和其他
《我的弟弟康雄》是最早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结合后挫败的一篇。——尉天骢（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154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76页。）
1960年，陈映真二十三岁。
这一年，他一口气在《笔汇》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和《祖父和伞》。
这时的陈映真，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的煎熬中。“在反共侦探和恐怖的天罗地网中，思想、知识和情感上日增的激进化，使他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激忿、焦虑和孤独。”许南村：《后街》。但是他因创作而得到了重大的解放。文学创作，“给他打开了一道充满创造和审美的抒泄窗口。他开始在创作过程中，一寸寸推开了他潜意识深锁的库房，从中寻找千万套瑰丽、奇幻而又神秘、诡异的戏服，去化装他激烈的青春、梦想和愤怒，以及更其激进的孤独和焦虑，在他一篇又一篇的故事中，以丰润曲折的粉墨，去嗔痴妄狂，去七情六欲”许南村：《后街》。。于是，他的笔下，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故事，有的“总是怀抱着暧昧的理想，却终至纷纷挫伤自戕而至崩萎的人物”同①。。这，确实曲折地表现了他内心深处的绝望和自毁。而且，文学创作又能让他“喜悦地享受着因《笔汇》而逐渐开阔起来的动人的友情和文艺的网络”同①。。文学创作真“像一场及时的、丰沛的雨水，使他因意识形态的烈日剧烈的炙烤而濒于干裂的心智，得到了浸润”同①。。文学创作给予了他力量。
这十多年来，读陈映真的小说，我常常为他作品里的那种郁郁而解不开的心结，为那浓得化不开的悲情，为那深层意识里的九死不悔的孜孜追求，还为那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的艺术魅力，不停地感动，在不停地感动中感悟他的小说所蕴含的见地和智慧，获得极大的艺术享受。
从读《我的弟弟康雄》开始，我反复经历了这样的体验。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