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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犹未尽的陈映真，在做这样的辩驳的同时，还不无忧虑地指出：
战后四十年来，台湾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社会和经济发展，对“阵营”被迫和自愿的屈折与扭曲，丧失民族的主体性格，以及国土和民族分裂下民族主义的摧折和一九五○年开始的肃清，都有深远曲折的影响。
然而，不只是异端扑杀的历史本身，更重要的是历史的世界和中国现代史的意义，完全被制度性地湮灭了。杀人者固然要湮灭证据，被杀害的人们也在肃清后的冷战意识形态中，在反共——反中国的悒结中，歪曲地理解那历史的悲剧，在不知不觉中协助湮灭证据的罪行。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30—131页。
可以肯定，对这种局面，陈映真深感痛心。
访谈中，蔡源煌又问陈映真：“吕正惠说：‘在目前的台湾，对于《赵南栋》这篇小说的批评，恐怕只能是意识形态之争，而非艺术水准的辩论。’你自己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同①，又，第132页。
陈映真说，他从自己的角度基本上同意这种说法。
什么意思呢？
陈映真先说明他自己对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理解。他说：
我所粗浅理解的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意识形态是一定历史时期中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精神上的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反映在人的生活，就是不同的阶级关系。从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表现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知识中。有维持既有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也有改变社会自身的意识形态。
因此，任何文学作品，哪怕是“非政治性”到只谈官能和性的小说，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作品有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更有意识形态。甚至今天到处斥着的台湾大众消费文化、电视节目、社会新闻……都烙着意识形态的印记。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又，第132—133页。
针对有关他陈映真在小说里只追求意识形态而不注重艺术性的批评，陈映真坚决反驳说：
认为小说不应为“意识形态所僵化”’，以免在“艺术性上”“大失败”。这么一种主张，归根究底，也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再如一个台湾分离论的文学批评家，就很难不用他的意识形态去界定“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去看待一九七○年的现代诗论战和评估、或界定一九七七年的“乡土文学论战”，评价一个作家有没有“台湾民族意识”，甚至反对这意识的作家和他的作品。同①，第133页。
反驳的时候，陈映真还不得不指出，当时，“在台湾，意识形态变成一个骂人的文辞，它代表‘偏见’、‘左派教条’、‘不客观理性’等等”同①，又，第132页。。对此，陈映真毫不客气地指出：
事实上，当许多台湾知识分子口口声声以“意识形态”的帽子来攻击他的讨论对手“教条化”、“左派”、“论证简单化”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知识和创作空灵化、神秘化和“玄学”化了。他们不断地告诉我们，“艺术性”是一个多么伟大神秘、高不可企及的东西，“艺术性”恒久不变，对任何历史时代、任何阶级……都是永恒而惟一的。他们告诉人们，学问、知识、批评，是如何不应有“教条”主义的框框，要照顾到每一个论证的多元因果关系，要读很多很多的书，要超然客观，不能有“道德判断”和个人感情的移入……却往往比较看不清生活、社会和历史中支配与反支配的基本结构与人类思维、宗教、知识……的深刻关联性。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32—133页。
最后，陈映真说，“在这意义上，不要说是对《赵南栋》的批评，只能是‘意识形态’的批评，对任何小说也无不然吧？”同①，又，第133页。
（四）
我同意陈映真的意见。
再补充三点看法。
第一，作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社会统计学家、历史学家等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都是要反映社会生活的。但是，作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等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又不一样。作家是由“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7页。，创作出来的作品，是“表现某个主要的或凸出的特征，也就是某个重要的观念，比实际事物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8页。。这也就是说，作家创作出的作品，只是反映某个社会生活中的某个部分的某个侧面的某一点，通过艺术的想象、构思、概括，进而典型化，把这“某一点”的本质，艺术地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些。政治经济学家等人就不然。他们论说的是某个社会的全部生活的特点与本质，对社会统计学家来说，不仅要求统计类别、部门全面，而且要求数字精确。
这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再次讨论巴金《家》的美学价值的时候，人们就曾批评过姚文元的一种错误看法。姚文元认为，在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自此以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而在30年代写就的《家》里却没有反映。还有，《家》写了反封建的一面，没有描写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由此，姚文元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即：《家》在反映社会生活上是片面的、滞后的。姚文元的最根本的错误，是抹煞了作家艺术创作的特点。要知道，作家没有责任也没有可能去反映社会生活的全部，或历史的全部。这是由文学这个部门的特点所决定的。文学创作，只能靠作家对生活的感受，进而用形象思维去表现所感受的生活，而作家感受的生活又只能是个体的、具体的。文学创作的价值就在于，作家通过艺术的再创造，在表现社会生活中某一个重要的突出特点时，从中表达出自己的见解，其结果，作家反映的社会生活，如丹纳说的“比实际事物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
这样看来，吕正惠批评《赵南栋》没有反映台湾近代史的进程，没有表现出台湾近三十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这种意见是站不住脚的。依我看，关键是评论《赵南栋》，以及《铃珰花》、《山路》所表现的台湾50年代的政治肃杀，是否写得好，是否有意义。这方面，吕正惠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至于跨国企业中人的异化问题，下面再加以评说。
第二，作家的世界观对其文学创作是有重大影响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作家写什么，怎么写，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鲜明或隐晦地表现他的世界观，他的立场和观点。陈映真是一个思想型的作家，可以说他的思想活动在这方面更为活跃。这一切都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这样看来，吕正惠对陈映真的下述批评就是站不住脚的了。吕正惠说：
任何敏感的人物都可以体会，三四十年来的台湾历史是怎么发展的。我们不能想象，去掉了资本主义，我们如何解释近代的台湾历史。这一点陈映真完全知道，而且知道得太清楚了。问题是，当资本主义的“生活”还没有在小说中完全发展开来时，陈映真就已经在加以批判了，或者就已安排小说中的人物作“自我忏悔”了。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2—223页。
他又说：
以陈映真的观点来说，即“人”如何在现代企业行为下趋于“腐化”。小说家的职责是：向我们“具体”地呈现那腐化的“过程”，而不是在那一过程还没有呈现之前就过早地给我们看，并大声说：看罢，他已腐化了。同①，又，第223页。
在这里，吕正惠要求《赵南栋》在写出“资本主义‘生活’”“完全发展开来”的时候，再“加以批判”，小说中的人物再“作‘自我忏悔’”。我已经分析过了，这种看法不妥。这里不再重复。这是其一。
其二，固然，艺术“是显示生活的实际存在的样子”别林斯基：《孟采里，歌德的批评家》（1839年）。《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06页。，然而，它还“在于创造性地复制有可能的现实”别林斯基；《歌萨克？阿列克山德？库兹米屈的中篇小说》（1843年）。《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页。，因为：
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8页。
在《赵南栋》里，陈映真就敏锐地捕捉到人的异化问题，这恰恰表明，陈映真这篇小说的敏锐性、预感性以及所蕴含的重要价值。无疑，《赵南栋》表现了陈映真的历史性思考。
第三，作家的创作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他不能自然主义地照搬生活，他要通过艺术加工、概括，艺术地典型化，从而把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的某个点表现得更清楚些、更完全些。看来，陈映真把50年代肃清的题材和跨国企业中的人异化的题材联系起写，也是符合创作规律的，关键还是看写得好不好。至于，从这样写就得出结论说，台湾近代发展的方向岂不是错误的？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想，人们不会简单地把宋蓉萱、赵庆云——赵尔平、赵南栋的故事，看作是台湾近现代全部历史的象征吧！
还有，在《赵南栋》里，有些话说得不够准确，这是陈映真应该改进的。然而，人们怎么能够因为个别句子的不妥就全面否定《赵南栋》的价值呢？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八、“我写，仅仅因为我有话要说”——陈映真的写作哲学
对于我，写什么远比怎么写重要得多。……在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一定社会中生活的作家，到底说了什么——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这些问题，那个作家想了什么，说了什么，这才是艺术的中心课题。——陈映真（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4—15页。）
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读书时间》节目里，主持人李潘问陈映真：“您的文学创作非常关注现实，不管是您的小说，还是文化随笔，还是文化批评文章都是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