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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录音记录。在第一节里，小说留下了悬念：麦克、贺大哥怎么会是同一个人？第二、第三两节，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小曹和贺大哥的认识过程以及贺大哥的博爱胸怀。在第四节里，小说再次留下悬念：麦克为什么会患精神性的健忘症？第五节形象地回答了第一、第四节提出的问题，第六节作了升华性的小结。在这样屡屡变化、起伏波动的叙事中，陈映真又巧妙地运用了对比的艺术：小曹认识贺大哥前后的比较；患病前的麦克与患病后的贺大哥的比较，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艺术地表现小说的主题。
《文书》也是这样。它由“公文”、“报告”、“自白书”和“诊断说明书”四个部分组成，又以“自白书”为主体，和其他三部分融为一体。“自白书”中的“我”，是杀妻罪犯，也是小说的主人公，他那发自灵魂深处的自白，能够极大地震撼着人们。
还有，层层结构，或称为多条线索的叙事，也更加扩大了、丰富了作品的容量。
比如《云》，就有三层结构，层层分明，又汇合在一起表达了一个总的主题。《云》的第一层结构，从张维杰招聘朱丽娟为秘书，开办小公司说起。第二层结构倒叙，讲张维杰回忆在跨国公司组织工会的情景。第三层是装配女工文秀英以日记方式，既追忆了自己的出身、家境，又实写了参加工会改革斗争的心路历程。这三层结构组成一体，既有张维杰的视点，又有文秀英的视点，这不同的视角又共同表现了工人阶级与跨国公司的矛盾，揭露了外国老板的虚伪与残忍，同时，也展现了工人们觉悟后的风采。
《万商帝君》的情节，也由三条线交错、互补而发展。第一条线，描述刘福金和陈家齐的故事。他们虽然在国家、民族、政治社会等等观念上有着或多或少的分歧，但是在跨国公司理念、文化的侵蚀下，失去了自我，完全融化在跨国公司的理念上了，先后登上了当代万商帝国的宝殿——跨国公司，向万商帝君跪拜称臣。第二条线，叙述林德旺的故事，和第一条线交错发展。刘福金、陈家齐是欲做奴隶而最后做了外国老板的奴隶，而林德旺则是个欲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最终患妄想症而致疯。第三条线，在小说的前四节若隐若现地出现过，Rita的故事主要在小说的第五节获得充分发展，意在表现基督教之教义，面对上述第一、第二条线所揭露出的黑暗世界，它是无能为力的，必须要用别样的方式去消灭。
（二）
陈映真对当代中国台湾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贡献之一，是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人物的艺术形象画廊，增添了不少有着异样光彩的人物形象。《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和康雄的姐姐“我”，《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中的犹大，《将军族》中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一绿色之候鸟》中的赵如舟，《唐倩的喜剧》中的唐倩，《贺大哥》中的贺大哥即麦克等等，都是这样的艺术形象。
至于《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所塑造的一些人物形象，有些学者认为，有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太为思想服务，等等。
我以为，这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在我看来，《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写得相当好的人物形象，像《夜行货车》里的林荣平、詹奕宏、刘小玲，《上班族的一日》里的黄静雄，《云》里的张维杰，还有写得深刻而有丰富内涵的《万商帝君》里的林德旺。
有人说，陈映真把詹奕宏写得过于简单、过于粗暴，把张维杰写得过于单纯。要知道，詹奕宏头脑不简单、不如此粗暴，张维杰不如此单纯，他们就是另外一个人了，而不是这一个詹奕宏，这一个张维杰了。
第二种情形，《云》里的何春燕即何大姐，前已说明，倒是真的有些概念化，不够丰满、生动。这确实说明陈映真对这样的女工了解得不够，他真的还需要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生活积累。然而，他要写，依旧说明他有美好的愿望，他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够写好这一类的人物。
第三种情形，就是《万商帝君》里的刘福金和陈家齐。在这篇小说里，有大段大段的关于跨国公司的理念文化、路线方针政策的讲述，这种讲述淹没了刘福金和陈家齐的形象，匆匆地一看，或许会得出一种印象，以为这两个人物形象就是在图解这些理性的观念。不过，你要仔细分析，也能发现，这些长篇大段的讲述，并不是人物形象的组成部分，而是陈映真着意描述的《万商帝君》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
这，就涉及到如何写时代背景的问题。茅盾在1929年写的《读〈倪焕之〉》一文，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他说：
一篇小说之有无时代性，并不能仅仅以是否描写到时代空气为满足，连时代空气都表现不出的作品，即使写得很美丽，只不过成为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所谓时代性，我以为，在表现了时代空气而外，还应该有两个要义：一是时代给予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茅盾：《读〈倪焕之〉》。《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北京第1版，第209—210页。
以茅盾的经验为参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
一是，《万商帝君》应该写时代背景，写当时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这篇小说里，主要写了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这个重大经济现象，也提到了“乡土文学论战”、“台独”意识、党外运动等。
二是，这样的时代背景，要生动形象地描写，而不是抽象地论述，因为文学作品是要以形象说话的。也许，这篇小说还缺乏一个凝聚跨国公司理念的人物形象，要是有这样一个形象，以这样一个形象取代那段冗长的抽象说教，人们阅读的效果就会不一样了。
三是，更重要的是要表现跨国公司对人物形象的影响以及人物形象对跨国公司的反作用。在这方面，陈映真还是下功夫写了刘福金和陈家齐的，写得还是不错的。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三）
《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的结尾，从思想内涵来看，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张扬型。陈映真从正面切入，以审美的笔调张扬了一种高尚的精神，读者随着内心的感奋、鼓舞而后留下的是沉思。
另一类，反省型。陈映真从反面切入，鲜活地揭示了人生的某些悲剧，读者随着内心的震撼、悲切而后，也必将是沉思。
罗宾逊（Lewis—stwart Robinson）就陈映真小说作品里“沉思”的内涵专门写了一篇著名的评论文字《陈映真的沉思文学》罗宾逊（Lewis
Stwart Robin）：《陈映真的深思文学》。《两刃之剑》，1986年香港版。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135—180页。。应该说，这两种小说的结尾，奉献给读者的都是朗朗亮色。陈映真原先写小说，有时候，留在尾声里的那种或多或少的，或者，或浓或淡的，灰色与茫然，再也没有了。
先谈张扬型的结尾。
《夜行货车》的结尾写道，刘小玲在大饭店的门外不远的地方，追上了詹奕宏。她抱住他的臂膀。他们默默地走在通往通衢大道的一条安静的小斜坡上。她几次偷偷地、心疼地看着他直视的侧脸。方才为愤怒、悲哀、羞耻和苦痛所绞扭的脸已经不见了。看来，他疲倦，却显得舒坦、祥和的脸，“即使是她，也不曾见过的”陈映真：《夜行货车》。《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37页。。
一辆计程车邀请似地在他们身边迟缓地开着。詹奕宏和善地向司机摇了摇头，那车子便一溜烟开向前去。在她沉默地望着远去的车灯时，詹奕宏把她的右手拉了起来，把那一枚景泰蓝戒指套了上去。陈映真：《夜行货车》。《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37页。
在维护民族尊严的共同理念下，他们重归于好了。这时的刘小玲，看着这枚景泰蓝的求婚戒指，激动万分，激动得“她开始流泪”了：
她开始流泪。
“别出去了，”他安静地说，“跟我回乡下去……”
她一面拼命抑制自己不致放声，却一面忙不迭地点着头。
“不要哭。”
他温柔地说。同①，第137—138页。
这时的刘小玲和詹奕宏，不仅在维护民族尊严的共同理念下，重归于好，结为一体了，而且，他们还拥有一腔的爱国情怀，要回归故土了。这时，你再看詹奕宏：
他忽而想起那一列通过平交道的货车。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轰隆轰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同①，第138页。
他们两个人，还有那无数的爱国志士，真的就像一节又一节的货车满载着对故土故国的深情厚意，肩负着有如千钧之重物的重任，组成了那一列强大的、长长的货车，冲破夜色，一直奔向南方的故乡。
无疑，这是在张扬一种伟大的民族主义自尊心，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激动、振奋之后，人们必将沉思：在跨国企业里生存的中国人，该怎么办？
《云》的结尾也是张扬型的。
《云》的结尾，写了张维杰的真正觉醒。张维杰“如今，在读过三本小文的日记之后，却无端地听见他那原已仿佛枯萎了的心的孱弱的呻吟了。”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89页。那“枯萎了的心”就是爱心，就是友爱之心，就是关爱他人之心。在工会改革失败后，他只是就事论事地认识到跨国企业老板们关于改革工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欺骗性，只是认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他对小文她们女工说，他也是受害的一人，他的信心受了伤害，“你们也因为相信我，连带地也受了害”同①，第86页。。当时，小文关于白云的一番寓意深刻的话，并没有立即触及张维杰的灵魂。小文说：
实在说，我方才一直在看着那些白云。看着他们那么快乐、那么和平、那么友爱地，一起在天上慢慢地漂流、互相轻轻地挽着、抱着。想着如果他们俯视着地上的我们，多么难为情。同②。
天上的白云，尚且能够那么快乐、和平、友爱地相互挽着、抱着，人世间的人为什么办不到呢？这就是这篇小说题为《云》的旨意了。当时的张维杰并没有听懂小文这番话。如今，小文友爱家庭的生动形象，具体诠释了白云互相挽着、抱着的深刻意义，深深打动了张维杰，他开始作触及灵魂的反省，而且迅速付之于行动：
他突然觉得，自以为很辛苦地工作着的这两年来的生活，其实是懒惰的生活。只让这个迅速转动的逐利的世界捶打、撕裂、锉削，而懒于认真寻求自己的生活……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90页。
首先，他随手拿起日商福岛的信，想了一下，写了一封英文回信的草稿。信中严厉地指责对方屡次不守来台采购时口头上的协定，每次有意利用强势商业地位，压低代理人应得利益之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