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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一个曾经活跃在民国三十年代的华北的政客。来台湾以后，不论政事、家事，一概撒手不管。刘小玲生下的那一年，家中钱财已经用尽，母亲坐完月子，就不得不出外打拼生活。靠着“刘局长”的关系，母亲的生意倒是越做越大，全家的生活也获得了根本的改观，而父亲在家里也就越发成了一个破旧的、多余的人，母亲开始放肆地称丈夫为“脏老头”，常常不回家过夜。刘小玲十分心疼、同情她的父亲。等到异母兄姐一个个搬到外面住校、居住以后，刘小玲开始反抗母亲在家中的强大权威。高二那年，父亲病逝，她更怨恨母亲。因为，在父亲住院期间，母亲每半月去医院缴一次费用，却从来不去病房看看父亲。家庭生活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致使她的爱情生活受到了扭曲。大学一毕业，她只是为了让母亲伤心，就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岁的船务公司的老光棍，终因其人生理缺陷和奇癖而离婚了。进了马拉穆电子公司以后，她做了林荣平的情妇。一次又一次的不幸，使她渴望真正的爱情，最后终于爱上了詹奕宏。而詹奕宏又因为妒嫉作祟，不理解她，不包容她，甚至粗暴地骂她，踢她，打她。她爱他，都忍下来了。等她怀上了詹奕宏的孩子以后，“母性最原始的勇敢”陈映真：《夜行货车》。《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24页。，使她变了一个人，面对詹奕宏的无理，她庄严地说，“不要再对我动粗，我的身上有孩子”，“詹奕宏，你听好：不论你信，你不信，我的身上，有你的孩子”，“我刘小玲，决不会赖上你，要你娶我。我说过：孩子，我自己生，自己养大。我们母子会走得远远的”同①。。刘小玲虽然过着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的生活，她并不是坏女人，她有她的人性尊严、民族尊严，她一直反抗外国老板的调戏，最后又和詹奕宏一同愤怒离开宴会现场以示抗议。她选择了一条有尊严的人生之路。
很明显，在詹奕宏身上，陈映真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在陈映真笔下，詹奕宏能力强，进入这家电子公司后，很快就担任了新成立的成会组的组长；他“粗鲁、傲慢，满肚子并不为什么地愤世嫉俗”同①，第108页。，正因为这种难以言传的男子汉的魅力，吸引了刘小玲，用刘小玲的话说，她已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不驯又复不快乐的”同③。詹奕宏。问题在于，陈映真为什么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描述詹奕宏是如何骂、如何踢、如何打刘小玲的呢？显然，陈映真是要通过描写詹奕宏的嫉妒心态，突出他作为一个男性的自尊心，而这种人性中的自尊心，正是民族自尊心的人性基础。是否可以不通过骂踢打的描写来表现这一切呢？当然可以。但陈映真就是写的“这一个”，不这样写，就不是詹奕宏，而是另一个人物形象了。詹奕宏身上虽然寄托着陈映真的理想，但他并不是陈映真心目中的完美的英雄形象。我们应该允许作家写有缺点，或者有严重缺点的人物形象，何况，英雄也是有缺点的。
我们看陈映真是怎样表现由人性的尊严升华为民族的尊敬的——
在宴会上，摩根索已经习惯在他的奴才式的部下面前放肆地说些不干不净的话，肆无忌惮地使用着一串串的脏字眼儿。在半醉中，摩根索竟吐出了真言：“我们多国公司就是不会让台湾从地图上抹除……”这时的詹奕宏，气得“他的手在不由自己地、微微地颤抖着”：
他忽然说：
“先生们，当心你们的舌头……”
他用英语说。但那声音却出奇的微弱。除了林荣平，没有人听见他说了什么。林荣平讶异地望着他。詹奕宏为自己怯弱的声音深深地刺伤，并且激怒了。他霍然地站了起来。
“先生们，你们最好当心点你们说的话。”
他说。他的脸色苍白，并且急速地气喘着。餐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似乎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以辞职表示我的抗议，摩根索先生，”詹奕宏说。他的脸苦痛地曲扭着，“可是，摩根索先生，你欠下我一个郑重的道歉……”
…………
“向一个来自伟大的民主共和国的公民那样的道歉。”詹奕宏说。陈映真：《夜行货车》。《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35—136页。
这时的林荣平，赶忙示意他，不要这样，而詹奕宏“猛然转向林荣平，脸上挂着一个悲苦的、痛楚的笑”。他改用台语说：“在蕃仔面前我们不要吵架。”陈映真：《夜行货车》。《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37页。
他勉强地扮着笑脸，努力用平和的语调说：“你，我不知道。我，可是再也不要龟龟琐琐地过日子！”
他于是头也不回大踏步走出餐室。同①。
这时的刘小玲，忽然也站了起来，边喊“詹奕宏”边追赶着詹奕宏。于是，共同的理念让他俩重归于好了。
这是小说的高潮，也是陈映真创作这篇小说的旨意所在。人们读到这里，不能不为之惊醒，随之而来的是心潮澎湃！
（三）
和《上班族的一日》相比，《夜行货车》侧重在写林荣平和外国老板的关系，异化后的林荣平的突出表现是丧失民族气节，沦为外国老板的奴才。而《上班族的一日》则着重描述黄静雄异化为物质欲望的奴隶。
在陈映真的笔下，黄静雄是怎样异化的呢？——
黄静雄在大学期间，是个没有摄影机的拍片迷。在“影响社”里，他只能为那些有摄影机的社员写脚本，跟在他们后面谦卑地而又热心提出拍摄的建议，帮他们做剪接，从试映室走出来，孤单地踩着破旧的脚踏车回家。“就在那些孤单的、几乎绝望地渴想着自己有一架摄影机的贫困的夜归的时光，使他立定要以单车为主题，拍一部纪录影片的志向。他的第一个镜头，是从车把照下去的转动的轮子，和不断地碾过去的道路……”陈映真：《上班族的一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46页。和美娟婚娶的时候，他鼓足了勇气，向爱恋自己的美娟提出，要买一个十八厘米摄影机作为嫁妆带过来。婚后的两年，在小小广告公司上班，生活清贫但很甜美，他也断断续续地拍了大约五十尺毛片。在这个阶段，他有兴趣爱好，有一种与兴趣相关连的志向，伴随着这兴趣、志向，他急切地想要一台摄影机，后来，又以合理的手段，拥有了摄影机，这都是正常的合理的。
进入台湾莫里逊公司后，他生命最集中的焦点，是最具创意的心力，都用在办公室里的各项工作上。第一年，他从会计员升高级会计员；第三年，他升信用组主任；同年秋天，他调升表报组主任。他的生活也有了改善与提高。这也是一种合理合法的生活现象。
可是，等他成为野心勃勃的顶头上司财务部经理杨伯良的心腹以后，他们狼狈为奸了。做假账，给纽约总部打小报告，等等，他参与了公司的腐败活动。杨伯良为了拉拢他，巩固自己的地位，力争设立了一个财务部副经理的职位，多次向他许愿，等到临门一脚，杨伯良变了卦，安排了杨伯良的后台、公司的中方董事荣将军的表侄儿。在失望之余，黄静雄愤然辞职，杨伯良一再挽留，只准了三天假。黄静雄却愤怒地赌咒——“我说辞就辞”，“不辞……不辞……我就不姓黄！”同①，第143页。
小说详尽地描述了黄静雄辞职后的第一天的心理活动。黄静雄想到，大家这样互相欺骗，上班确实是一个大大的骗局。一点点可笑的生活的保障感，折杀多少才人志士啊！他忽而想到，好几次，杨伯良把荣将军厚厚一沓发票，交给他。杨伯良什么话都不必说，他就会把这些发票四平八稳地登上公司的正当开销。杨伯良也常常若无其事地说：“把这笔账转掉”，他于是就会把账合情合理地转掉，即使纽约委托的查账公司也无从查起。他也为杨伯良瞒着公司投资的几家和莫里逊做生意的厂商做内账。他想到，他一步深似一步地，看见了企业的既深又广的腐败面，初时也不免大为吃惊。这与自己从教科书中读到的美国企业现代化管理，完全是两码事。他忽而想到，面对他的会计部副经理，原以为是煮熟的鸭子，不料竟飞了，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报复情绪，他知道每一张发票每一笔歪账的最真实的故事。他知道杨伯良和海关、和几家厂商最内幕的关系，他不断地对自己说：“我岂是好对付的吗？”他忽而想到，他开始热心地向往副经理的位置，薪水高、配车子，还在其次，还因为工作会轻闲些，他就有时间继续他在大学时代没有拍完的一部纪录片。自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点理由，他确实又在自己骗自己。当他辞职第一天坐在刚迁入的新居时，他的真实想法是，为了这间公寓，他必须每月缴付七千八百元的利息。他在这栋公寓还只在挖地基的时候就曾算过：如果今年升上副经理，他就可以把摊还利息的时限，从十年缩短成六年。
也就在辞职第一天的中午，黄静雄独自出门去吃饭。一出冷气公寓，台北夏天的闷热和灰尘，猛然地扑面而来。他打开胸口上的纽扣，眯着眼睛在晒得烫人的红砖路上走着。走不了两步，他在一个小车牌边的一棵枫树的阴影下，探着头等计程车。当他跨上计程车，车上的冷气，使他自在起来。几年以前，他原是一个挤公车的上班族，如今，十来分钟的路，他也情不自禁地要向计程车招手。看来，薪水高，配车子，对他还是极其重要的。他还想到，他已经从一个谨慎的、谦卑的、挤公共汽车的职员，变成比较狡猾、世故、以计程车代步——而终于有了情妇的小主管。想来想去，夜幕已经降临，晚饭后的他终于得出了结论：
他在昨日在盛怒中赌咒要辞职之后，立刻感到他其实早已落在重重的生活的，驱使每一个人去上班、下班的无形的巨大网罟之中，难于动弹。陈映真：《上班族的一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61页。
而曾几何时，他成为副经理室闭了又开、开了又闭的那扇贴着柚木皮的、窄小的、欺罔的门的下贱的奴隶。他成了由充满了贪欲的杨伯良所导演的丑陋而且腐败的戏曲中的、小小的角色。同①，第164页。
他已经成了物欲的奴隶，而且在这个奴隶位置上“动弹”不得，何况他也不想“动弹”。在当今的社会里，某些人想做物欲奴隶而不得，他已做了这奴隶，怎么会放弃呢？于是，夜里，杨伯良来电话“劝”他上班去，他也不可能不去了。
黄静雄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显然在于深刻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主义对人的毒害，人的个性完全在甜美舒适的方式下被扭曲了。人，也就随之而异化了。
另外，随着这篇《上班族的一日》的发表和传播，在台湾，竟然悄悄地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指名词——“上班族”。不久，它又传到了港澳，传到了大陆，传到了各地的华文世界。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篇小说影响之大。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二、麦迪逊上空的白云——读《云》和其他
《云》……呈现了几个台湾社会的经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