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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作《大明律》诰成。御午门，谕群臣曰：「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既久，犯者犹众，故作《大诰》以示民，使知趋吉避凶之道。古人谓刑为祥刑，岂非欲民并生于天地间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谋逆及《律诰》该载外，其杂犯大小之罪，悉依赎罪例论断，编次成书，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
《大诰》者，太祖患民狃元习，徇私灭公，戾日滋，十八年，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其目十条：曰揽纳户，曰安保过付，曰诡寄田粮，曰民人经该不解物，曰洒派抛荒田土，曰倚法为奸，曰空引偷军，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长解卖囚，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劄。次年复为《续编》、《三编》，皆颁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囚有《大诰》者，罪减等。于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自《律诰》出，而《大诰》所载诸峻令未尝轻用。其后罪人率援《大诰》以减等，亦不复论其有无矣。
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其洪武元年之令，有律不载而具于令者，法司得援以为证，请于上而后行焉。凡违令者罪笞，特旨临时决罪，不著为律令者，不在此例。有司辄引比律，致罪有轻重者，以故入论。罪无正条，则引律比附，定拟罪名，达部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
大抵明律视唐简核，而宽厚不如宋。至其恻隐之意，散见于各条，可举一以推也。如罪应加者，必赃满数乃坐。如监守自盗，赃至四十贯绞。若止三十九贯九十九文，欠一文不坐也。加极于流三千里，以次增重，终不得至死。而减至流者，自死而之生，无绞斩之别。即唐律称加就重条。称日者以百刻，称年者以三百六十日。如人命辜限及各文书违限，虽稍不及一时刻，仍不得以所限之年月科罪，即唐例称日以百刻条。未老疾犯罪，而事发于老疾，以老疾论；幼小犯罪，而事发于长大，以幼小论。即唐律老小废疾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无养者，得奏闻取上裁。犯徒流者，余罪得收赎，存留养亲。即唐律罪非十恶条。功臣及五品以上官禁狱者，许令亲人入侍，徒流者并听随行，违者罪杖。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即唐律同居相容隐条。奴婢不得首主。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文职责在奉法，犯杖则不叙。军官至徒流，以世功犹得擢用。凡若此类，或间采唐律，或更立新制，所谓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者也。
建文帝即位，谕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亲定，命朕细阅，较前代往往加重。盖刑乱国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夫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成祖诏法司问囚，一依《大明律》拟议，毋妄引榜文条例为深文。永乐元年，定诬告法。成化元年，又令谳囚者一依正律，尽革所有条例。十五年，南直隶巡抚王恕言：「《大明律》后，有《会定见行律》百有八条，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廪给，《刑律》骂制使及骂本管长官条，皆轻重失伦。流传四方，有误官守。乞追板焚毁。」命即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论。十八年，定挟诈得财罪例。
弘治中，去定律时已百年，用法者日弛。五年，刑部尚书彭韶等以鸿胪少卿李鐩请，删定《问刑条例》。至十三年，刑官复上言：「洪武末，定《大明律》，后又申明《大诰》，有罪减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遗奸，列圣因时推广之而有例，例以辅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己私，律浸格不用。」于是下尚书白昂等会九卿议，增历年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条。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议以闻。九卿执奏，乃不果改。然自是以后，律例并行而网亦少密。王府禁例六条，诸王无故出城有罚，其法尤严。嘉靖七年，保定巡抚王应鹏言：「正德间，新增问刑条例四十四款，深中情法，皆宜编入。」不从。惟诏伪造印信及窃盗三犯者不得用可矜例。刑部尚书胡世宁又请编断狱新例，亦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所钦定者。至二十八年，刑部尚书喻茂坚言：「自弘治间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等会同三法司，申明《问刑条例》及嘉靖元年后钦定事例，永为遵守。弘治十三年以后、嘉靖元年以前事例，虽奉诏革除，顾有因事条陈，拟议精当可采者，亦宜详检。若官司妄引条例，故入人罪者，当议黜罚。」会茂坚去官，诏尚书顾应祥等定议，增至二百四十九条。三十四年，又因尚书何ＢＩ言，增入九事。万历时，给事中乌昇请续增条例。至十三年，刑部尚书舒化等乃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诏令及宗籓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与刑名相关者，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条，删世宗时苛令特多。崇祯十四年，刑部尚书刘泽深复请议定《问刑条例》。帝以律应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删定画一为是。然时方急法，百司救过不暇，议未及行。
太祖之定律文也，历代相承，无敢轻改。其一时变通，或由诏令，或发于廷臣奏议，有关治体，言获施行者，不可以无详也。
洪武元年，谕省臣：「鞫狱当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连坐。」尚书夏恕尝引汉法，请著律，反者夷三族。太祖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汉仍秦旧，法太重。」却其奏不行。民父以诬逮，其子诉于刑部，法司坐以越诉。太祖曰：「子诉父枉，出于至情，不可罪。」有子犯法，父贿求免者，御史欲并论父。太祖曰：「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其子，赦其父。」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殴孕妇至死者，律当绞，其子乞代。大理卿邹俊议曰：「子代父死，情可矜。然死妇系二人之命，犯人当二死之条，与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无辜之子。」诏从后议。二十年，詹徽言：「军人有犯当杖，其人尝两得罪而免，宜并论前罪，诛之。」太祖曰：「前罪既宥，复论之则不信矣。」杖而遣之。二十四年，嘉兴通判庞安获鬻私盐者送京师，而以盐赏获者。户部以其违例，罚偿盐入官，且责取罪状。安言：「律者万世之常法，例者一时之旨意。今欲依例而行，则于律内非应捕人给赏之言，自相违悖，失信于天下也。」太祖然其言，诏如律。
永乐二年，刑部言河间民讼其母，有司反拟母罪。诏执其子及有司罪之。三年，定文职官及中外旗校军民人等，凡犯重条，依律科断，轻者免决，记罪。其有不应侵损于人等项及情犯重者，临时奏请。十六年，严犯赃官吏之禁。初，太祖重惩贪吏，诏犯赃者无贷。复敕刑部：「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徙其家于边。著为令。」日久法弛，故复申饬之。二十九年，大理卿虞谦言：「诳骗之律，当杖而流，今枭首，非诏书意。」命如律拟断。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黄翰言：「民间无籍之徒，好兴词论，辄令老幼残疾男妇诬告平人，必更议涉虚加罚乃可。」遂定老幼残疾男妇诬告人罚钞赎罪例。其后孝宗时，南京有犯诬告十人以上，例发口外为民。而年逾七十，律应收赎者，更著令，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依律论断。例应充军哨、口外为民者，仍依律发遣。若年八十以上及笃疾有犯应永戍者，以子孙发遣，应充军以下者免之。
初制，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正统五年，行在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时，钞贵物贱，所以枉法赃至百二十贯者，免绞充军。今钞贱物贵，若以物估钞至百二十贯枉法赃俱发充军，轻重失伦矣。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估钞八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其受赃不及前数者，视见行例发落。」从之。八年，大理寺言：「律载窃盗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绞。今窃盗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请定为例。」章下三法司议，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后三犯者绞。」帝曰：「窃盗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拟，不论赦，仍通具前后所犯以闻。」后宪宗时，都御史李秉援旧例奏革。既而南京盗王阿童五犯皆遇赦免。帝闻之，诏仍以赦前后三犯为令。至神宗时，复议奏请改遣云。十二年，以知县陈敏政言，民以后妻所携前夫之女为子妇，及以所携前夫之子为婿者，并依同父异母姊妹律，减等科断。成化元年，辽东巡抚滕照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决断武臣，独舍律用例，武臣益纵荡不检。请一切用律。」诏从之。武臣被黜降者，腾口谤讪，有司畏事，复奏革其令。十九年定，窃盗三犯罪例。法司以「南京有三犯窃盗，计赃满百贯者犯，当绞斩。罪虽杂犯，其情颇重。」三犯前罪，即累恶不悛之人，难准常例。其不满贯犯，徒流以下罪者，虽至三犯，原情实轻，宜特依常例治之。」议上，报允。
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东阳言：「五刑最轻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数有多寡。今在外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纵令事觉，不过以因公还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复生之地，多者数十，甚者数百，积骸满狱，流血涂地，可为伤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谓之公。一以公名，虽多无害。此则情重而律轻者，不可以不议也。请凡考讯轻罪即时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议行降调，或病死不实者，并治其医。」乃下所司议处。嘉靖十五年，时有以手足殴人伤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拟斗殴杀人论绞。大理寺执嘉靖四年例，谓当以殴伤论笞。部臣言：「律定辜限，而《问刑条例》又谓斗殴杀人、情实事实者，虽延至限外，仍拟死罪，奏请定夺。臣部拟上，每奉宸断，多发充军，盖虽不执前科，亦仅末减之耳。殴伤情实至限外死，即以笞断，是乃侥幸凶人也。且如以凶器伤人，虽平复，例亦充军，岂有实殴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当一凶器伤人之罪乎？矧四年例已报罢，请谕中外仍如《条例》便。」诏如部议。自后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议拟，奏请定夺。
隆庆三年，大理少卿王诤言：「问刑官每违背律例，独任意见。如律文所谓『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杖一百』，本指制诰而言。今则操军违限，守备官军不入直，开场赌博，概用此例。律文犯奸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