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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四合院文化，其中也应包含保护四合院树文化的内容。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北京的四合院沦为了拥挤不堪的杂居院的情景，其中有个细节是张大民不得不把一棵大树包在了自己加盖的小房子里，那些镜头的语意是十分丰富的。如果我们再不努力保护北京胡同四合院的树木，那么，再登到景山顶上眺望全城时，将不复有“半城树”的景观，纵使能望见许多新拔起的“楼林”，恐怕心里也不会舒服。
现在，在自己居住的地方栽一棵自己的树，对于北京人——也不仅是北京人，各个发展中的经济区里，人们的处境大体相同——基本上是可向往而难以落实的一桩事了。就城市居民而言，通过纳税，而由有关部门用税款来营造公众共享的绿地，栽种属于大家的树木花草，是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但我以为，让一个人至少和一棵树建立更私密的关系，这一北京胡同四合院——也不光是北京胡同四合院——在我们民族世代生息的所有地方，其实都有着手植私树传给后人的文化传统。树比人寿长，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栽一棵自己的树，寄托志向情思，留给下一代甚至很多代，让他们在树阴下产生严肃的思绪、悠然的诗意，这个传统不能丢弃。报载，有的城市在郊外设置了不同的林场，有的用于新婚夫妇植树纪念，或生下孩子或孩子开始上学时植树纪念；有的用于殡葬，把骨灰埋在树下，死者从树中涅槃，思念者望树生情，这都是很好的变通方式。
参加公益性的植树造林活动，自然应该积极。倘若有一块自己可以支配的园地，就该兴致勃勃地栽棵自己喜欢的树。近年我在远郊有了一间书房，窗外有块隙地可以种树，妻子帮我栽了一棵合欢树，这既是与我童年时光的对接，也意味着我们31年的恩爱应该延续。这树又名马缨花，我的写作，仍是骑马难下的状态，那就再摇马缨，继续向前。北京市民却又把它称为绒线花，我更喜欢那昵称里的平民气息，鼓励自己将文字更竭诚地奉献给平凡的族群。但妻子查了书，又找出了此树花期的特殊气息可以制怒消忿的依据，她批评我近来脾气暴躁，希望我能在这树旁调理好心态情绪，雅意感人，怎能不从？栽一棵自己的树，实际也就是净化一颗自己的心啊！
装满自己的碗
一位记者来问我对“中国作家走向世界”（或“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两种提法只有微弱差别，这里不细论）有何看法，我说该说的话早在几年前就说过了，懒得再说了。他讶怪我“何以对如此重要的问题漠不关心”，我跟他说，这问题对我个人来说，实在很不重要，而且完全可以漠不关心。
不少中国人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看成天大的事，似乎那才是中国文学、中国作家走向了
世界的标志。如果有中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会为他高兴。但那很可能仅是他个人的一项名利双收的喜事，中国文学该怎么样，恐怕还怎么样，其他中国作家该怎么样，恐怕就更还是那么样；尤其是我们别忘了，现在有很不少的中国作家侨居在国外，有的已获得过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某些在西方很有权威性的文学奖项，有的已得到过多次提名，有的其作品被译为西方语种的数量和获得的好评都远超过留在本土的作家们，更有直接用西方语言写作由西方大出版社印行的，根本毋庸再“走向”；这些在“近水楼台”的中国血统作家，其中某一位很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先得月”，而他那获奖作品，根本就还没在内地出版过，你说那跟我们本土作家的写作，以及本土读者的阅读，乃至本土批评家的工作，究竟能有多大的关系？
我1992年应负责评定诺贝尔文学奖的机构——瑞典文学院——邀请访问过，并且有幸聆听过该年度该奖项得主沃尔科特的获奖演说，我那次访问的最大收获，就是知道了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对有作家为得他们那个奖而写作持笑掉大牙的态度。
作家为什么写作？会有各种各样的出发点和目的。如果有的为走向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台而写作，我是不笑他的，甚或感到颇为悲壮。那也应该算是一种写作。
就我个人而言，我信奉中国的古训：“守着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我的碗不仅不大，质量也非上乘。我深深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我是一个定居北京、用方块字写作、并且基本上只依靠一个相对稳定的读者群支持着、近年来更越来越边缘化的、正从中年走向老年的、自得其乐的那么一个作家。我挺看重我自己，可是我并不企望别人也像我自己一样看重自己。我喜欢文学，喜欢写作，也不拘泥于文学写作，有了写作冲动，就写起来，或长或短，或可属文学作品，或属非文学文字，写了，很少藏之抽屉，多半觅可容纳的园地发表，发表了，很好，此处发不出，再试彼处，总发不出，也就算了；我受“文以载道”一类的观念影响较深，注重文字的思想内涵，但近年来我越来越自觉，也自如地，只遵命于我自己生命体验与良知，而非另外的指令。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很好，但这恐怕不是我的一项义务；就我自己写出的文字而言，有一部分本土读者能乐于阅读，我觉得自己的写作使命已经完成了。中国作家要走向世界？如果从狭意上理解，那我也算是多次地出境访问，已然“达标”了，但要我成为所谓“世界型作家”，比如一旦出现在纽约或巴黎的书店里，便会有金发碧眼的崇拜者涌上来签名，那么，饶了我吧，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那真是中国作家整体应为民族荣誉争取到的一种境界，请把那重任，“历史地落在”别的有那志向的作家身上吧。
也是那位记者，逼出了我上面一番话后，尖刻地说：“你是因为自己失去了‘走向’的可能性，所以才取这种姿态。其实你这人野心勃勃，你说你边缘化了，又是什么读者群不大了，可是就拿最近来说，又发表着新的长篇小说，又继续在搞《红楼梦》探佚，写出了《妙玉之死》；还涉足建筑评论；更别说时不时地甩出非文学的随笔，散见于各地报刊……难道这能叫‘守着多大碗，吃多大饭’吗？”
我笑辩道，这恰恰说明，我是“守碗派”。北京卖美式比萨饼的“必胜客”连锁店，有一个规矩，就是你花一份钱，可以用他们提供的一样大小的碗，一次性地到“沙拉吧”去自取沙拉。为了在一只规定的碗里，尽可能地多装些沙拉，有的顾客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比如他们先用青豌豆填入碗底，再把黄瓜片斜贴在碗边，使其上半截露出碗沿，这就无形中扩大了碗的容积，然后再往里面装其他东西，“结实”的放底下，“蓬松”的放最上面，装一层，浇一层沙拉酱，最后装出的一碗，比不会那么装的顾客所取用的，一倍不止。这很不雅么？我问过一位驻京公司的美国人，她的回答是：“只要确实吃得完，没什么不好。”也就是说，只要遵守了“游戏规则”，一份钱只取一次，又真有好胃口，不剩下，不浪费，则究竟你怎么取用，吃多吃少，完全是你个人的事，别人毋庸置喙。我曾对北京“必胜客”里，用巧思妙法将自己的沙拉碗装得冒尖的食客，很是鄙夷，也曾对那里的经理建议，为什么不可以改为允许多次取用？只保留不带出店外一条限制就够了嘛，一个食客在店内能吃掉你多少沙拉呢？经理回答我说，不怕食客多吃，怕的是多拿多剩，他们试过，结论是，现在这样“守着一只碗吃”的规矩下，虽也有浪费，但剩弃的毕竟不多。由此想到我自己的写作，其实，也无非是在守着一只碗的情况下，因为胃口确实还不错，把它装得比较满罢了。我想，过些时候，我自己的胃口衰退了，尤其是，阅读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对我的胃口衰退了，那我往碗里装的，该有所减少吧。倏地回忆起幼年时，家乡一位远亲，那时他很精实，每餐吃饭，都要盛成一碗“帽儿头”，上面浇以辣豆花，吃得好香。后来再见到他，已是哮喘的老人，每餐吃饭，盛的饭都不过碗边了——但无论他盛了多少饭，总是吃得粒米不剩。人生也好，食欲也好，写作也好，发表也好，守着一只碗，不逾矩，不浪费，不欺人，不愚己，顺其自然，平平实实地，也许便算有福吧！
半拉西瓜
搬把小竹椅，坐在书房外，迎着温煦的秋阳，正惬意，村友小甘过来招呼我，关切地建议：“您也活动活动！”我告诉他自己正在活动中，他不解，我就请他坐在一旁小马扎上，给他解释起来：活动分两种，一种是肢体的活动，一种是精神的活动，两者都不可偏废。如今还没退休的人，可以说是每天都在劳动，劳动是最有价值的活动，我们一般都将劳动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但在这个意义上的劳动，基本上都是些技能的操练，脑力劳动者在专业性工作里，往往也只是知识和技术层面的发挥。换句话说，就是从深刻的意义上分，劳动
或者说活动分两种，一种是谋生的，一种是养灵的，我现在退休了，待遇不错，不必再为谋生而劳动，但却每天都不能休止养灵的活动。
小甘笑，说您这篇话儿跟绕口令似的！别的我也没听明白，不过我觉着您这么着勤用脑子，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效果肯定好！
我也笑，确实我把一个原本朴素的真理表达得太花哨了。我跟小甘聊起那天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纪实节目。讲的是北京安贞医院的大夫们，把一位从临床医学标准上可以界定为死亡的患者，经过三个小时的持续努力，奇迹般地抢救了回来。那位45岁的北京市民突发心肌梗死，在救治过程里又添上肺部的问题，心、肺两衰，以至在心电监测器上出现一条直线，给他注射了溶解血管栓塞的药物以后，几位男女大夫就接力般地轮流给他进行物理性按压，试图让他的心脏恢复自泵能力，半小时、四十分钟、一小时、两小时……全然看不到希望，而且，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有所恢复，也很可能造成植物人的结果。事后采访大夫的记者问他们：为什么在已经大大超过法定死亡标准的情况下，你们还要那么固执地尝试将患者从死神手中抢回来？几位大夫回答的措辞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想到患者还那么年轻，是家庭的顶梁柱，从珍惜一个生命的角度，以及关爱一个家庭的角度，只要还有哪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