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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她……”
“她是我的……我的……未婚妻！”范汉儒已经无法选择准确的称呼了。
“黑姚期”动情了：“你上车吧！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大步流星地走向分场部电话室。范汉儒爬上卡车，两眼直溜溜地看着电话室那扇玻璃门。就在这时，胳膊上早就戴起“红箍”的崔管理员，披着一件蓝棉大衣走了过来。他春风得意地跳上第一辆卡车的踏板，朝一字长蛇的汽车队晃动一下手中的三角旗，汽车的轮子转动了。
“停停——”范汉儒扯着嗓子喊着。
“停停——”范汉儒敲打着汽车舱顶。
“催命三郎”从踏板上看见是范汉儒，示威地掏出腰间的手枪，朝他晃了晃说： “范汉儒，你要敢违抗林副统帅的一号战备疏散令，我处置了你！这是啥子时候？这是战备疏散的非常时期！给你们这群反革命去找个新窝！”“哐当”一声，车门关了，他钻进了汽车舱座。
汽车走远了，走远了……
我们看见“黑姚期”追着汽车跑了几步，就扬起了两只手臂。他象海军在旗塔上打旗语一样，把手连连向下摆动。范汉儒站在行李上焦急地凝望着，他拼命想从 “黑姚期”的手势中破译出陶莹莹命运的秘密来；但距离太远，加上滚起的黄尘遮目——他失望了。
我宽慰他说：“手势向下，是肯定的意思。说明陶莹莹和我们一块出娘子关。”
“别给我说过年话了。”他沮丧地低下头。
“你怎么这么糊涂，要是否定的意思，姚队长会左右摆手的。”
“有点道理。”他微微露出喜色。
“这就是说，她已经刑满就业了。”我充当着福尔摩斯，尽量朝有利于“六点钟”的方面推理，“如果她也到了那儿！老兄，你可就不再是做梦了！”
范汉儒抖了抖肩上披着的鸡屎棉袄：
“我总觉得有点玄乎！”
“瞧着吧！你到晋阳一定会时来运转。那儿出过钟情的‘苏三’，你小子可别当二十世纪的负心汉！”
他低头咂摸着我的话。汽车带起的风，一下吹起了他的棉袄。我一把没抓住，那件棉袄象面风筝一样，飘飘悠悠飞向了荒芜的原野。范汉儒象个疯子一样站起来，张开双臂呼喊着：“让它飞去吧！连同我们的灾难，一块儿留在这块土地上。伙计们！别皱眉头了！哪块黄土不打粮食！哪块土地不长青草，连戈壁沙漠上边还生长 ‘骆驼刺’呢］为什么要象挨了霜打的一样，耷拉着脑袋呢！”
眼下，换乘了列车以后。那些霜打的伙伴，脸上渐渐有了生气，而范汉儒却耷拉下脑袋了。他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就象一颗没有支撑力的葫芦，依附在我这个藤架上。
“吃半个窝头吧！”
他摇摇头。
“泡水吃。”
他又摆摆头。
“我说‘六点钟’，别失望嘛！昨天晚上登火车时，车站的灯光那么暗，怎么能分辨出她来了没有呢？”我尽量宽慰着他说，“那么多长头发的女同胞，就是火眼金睛也难以分出张三、李四来。你不能以此断定陶莹莹就一定没有来呀！”
他蠕动着起了一圈火泡的厚嘴唇，向我解释：“不，不，我没有想她，我是……”
“你在想谁？想‘黑姚期’？”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把他的一只手塞在我的手心里。这时我才发现他所以不吃不喝，并不只是属于精神因素——他在发着高烧。我摸摸他的脸颊，又摸摸他的大脑门，热得如同火炭，我顿时愣住了。怎么办呢？这是一趟拉运“特殊货物”的列车，而又是在这样特殊的年代；列车上除了司机司炉和乘警是专职人员外，所有的 “乘务员”都是由戴“红箍”的人担任，而押送我们出娘子关的总指挥就是那位青云直上的“催命三郎”。“小道消息”传出，他不仅仅是押送我们，还要在山酉劳改单位长期落脚——因为有人看见他的爱人也登上了这列火车。这真是罪孽！
说来也巧，说着曹操曹操就到。我和伙伴们正谈论着要去找他想办法时，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带着两个随从，巡察到这个车厢里来了。据说，喜欢披着大衣是老干部的游击习气；我们这位总指挥，年龄和资历都不老，只打过耙，没打过仗，可他也喜欢披着大衣；好象这样可以显示其身份，抖出他的威风似的。怎奈，这节 “老右”的车厢太挤了，而这些不卑不亢的“腐儒”们，又不肯为总指挥间开一条路。他只好用手揪着棉大衣的衣襟，在横倒竖卧的人缝以及旅行袋、包裹中，高抬着两只穿着翻毛大头鞋的脚穿行。
“报告崔队长！这儿有人发了高烧。”他走到我们的座位分时，我向他汇报。
“叫崔总指挥。”他身后那个随从纠正着我的谬误。
伙伴们七嘴八舌地向他陈述情况：意思不外是让这位总指挥解决一下急难。崔队长平日就有用眼角窥探我们的习惯、此时，他朝病号斜乜一下，发现靠在座位上发高烧的竟是范汉儒，一下子记起了前嫌。他撇撇嘴说：“他拔草时健壮得很，这时能有啥子病？我看是偷吃鸡蛋多了，撑的！”
范汉儒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你是国家干部，请你嘴上长点德性！刚才你上卡车时，不是拿出手枪来了吗！你照我脑门来一枪吧！然后开膛剖肝，看看我的肠道有没有一个鸡蛋星儿！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懂得自爱！你说我‘反革命’‘极右派’我都听着，可是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他从胸膛憋出来这段话后，象喝醉酒的醉汉一样，用哆哆嗦嗦的手指，撩开衬衣，露出光光肚皮，愤愤地说， “哪位身上带着削苹果的刀子，递给崔队长！让他扒开我的肠胃，看看是……”范汉儒摇摇晃晃地倒在了椅子上——他有些烧糊涂了。
车厢里顿时炸了锅，“不平则呜”之声，从车厢每个角落传来：
“崔队长！延误了治疗时间，你可要负责任。”
“我们都是摘了帽子的‘右派’了！按政策应当有享受医疗的权利。”
“我们要上书党中央，告你践踏劳改政策！”
尽管“啥子队长”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但他毕竟是没经过大阵势的“雏儿”，在乱哄哄的抗议声中，他有些心虚了。为了不失体面，他咋唬范汉儒说：“告诉你，车厢中闹事都是你挑起来的，你要是啥子病也没有，到了山西咱们再算帐！政府对一切罪犯都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现在，你们去个人到九号车厢里，把随车的医生找来吧！”说完，他匆匆在一张纸片上写了“通行”二字，并签上他的大名后，就到前边的车厢去巡视了。
我自愿为范汉儒去寻找医生，一则可以串车厢看看车里的全部“货色”，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女同胞的车厢中，能找到“六点钟”时刻挂念的陶莹莹。拉开我们车厢的门，我立刻惊异地站住了：陶莹莹正站在车厢和车厢接连的过道上。她不再穿着带有号码的黑色囚服了，上身穿着一件半旧的黑呢短大衣，腿上穿着一条古铜色的灯芯绒的军裤，脖子上围着一条花格围巾——她手提着一个医疗箱，似正想推门走进我们的车厢，但又十分踌躇的样子；我拉车门的声音，使她迅速转过身来，并且发现了我。我欣喜到不能克制的程度，激动地伸出一只手：
“你好！陶医生！”
她持重地看了看我，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我……我……我不认识你。”
“不能一获得了自由，就得了健忘症嘛！”我说，“在那块土地上，我不是还为范汉儒同志，装疯卖傻地给你拍过‘无线电报’吗？‘范汉儒这小子又去养鸡啦！’ 当时，你在田埂埝上还向我点头表示过谢意呢！”
“噢！”她的记忆复活了，向我伸出手来。
“为什么站在这儿挨冻？”我问。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串车厢巡诊，走到你们这个车厢门口，不大好意思……” 她很窘。不知是由于她天性喜欢低头，还是当女囚时，低惯了头，她和我说话时，两眼一直看着脚尖。
“你来得正好，总指挥正命令我到九号车厢去找随车医生呢！真想不到就是你。”
“有病号？”
“范汉儒。”
当我把陶莹莹引进我们车厢时，她如同一个受到夹道欢迎的“首长”。有人鼓掌，有人欢呼，更多的是向她行注目礼。那热烈劲儿，绝不亚于高尔基的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中，那个女主人公出现在众多粗犷男工面前时的情景。其实，按世俗的观点来解释，她的身分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卑贱，因为她当过地地道道的囚徒。但她在车厢里所受到的礼遇，在“男儿国”中可谓盛况空前。尽管车厢里已挤得象沙丁鱼罐头了，我们还是把范汉儒坐着的那两排椅子腾空。让给陶莹莹和 “六点钟”，以便于她为他检查身体和说一些他们之间该倾吐的那些语言。
嘈杂混乱的车厢顿时安静下来。就好象这是一节行李车，虽然塞得满满的，但都是一些没生命的货物。我挤在过道那边的伙伴中间，虽然很想看看这幕悲剧生活中的喜剧，但理智在告诉我，应该多给他俩一点自由空间。我和伙伴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头转向车窗。
窗外飘着白雪……
遮天盖地飘飘悠悠……
虽说我的两眼望着粉雕玉琢的银色世界，可是耳朵似乎丢在了那“半球”：
“我还以为你留在……”声音很轻，好象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世界，“真想不到……”
“我刚留场就业半个月，看起来好象是命运使我们……”
“那边有黄河……黄河。”
“三十九度三！”
“那边有‘重耳走国’的遗址。”
“给你打针吧！”
“那边的平阳府是尧的故乡。”
“疼吗？”
“唐朝大诗人王维、元缜、白居易，还有柳宗元都祖籍山西。”
“再吃两片药吧！”
“那儿还出土‘乌金、墨玉’。”
“水！有开水吗？”
我猛然惊醒，忙从火车的小桌下拿出暖责来，递过去。我递过暧壶后，马上退回到这“半球”来。
喝水声，一口接着一口……
火车的鸣笛声……
列车的奔驰声……
列车钻进了长长的隧洞。
白雪突然消失。
车厢一片幽暗……
那“半球”没有低语声了。
隧洞是这么长啊！真长！“大概此刻还有人嫌短吧！”我想，“对！火车应该在这里突然拉闸，停车，或者是‘红卫兵’勒令火车在这停上两天一夜。”
“霍”地一下，世界又明亮了，亮得扎眼。
低语声重新开始：
“你喜欢古老的黄河吗？”
“嗯！”
“我爸爸在黄河套背过纤绳！”
“真！”
“黄河大合唱，开头怎么唱来着？”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
“我们能看见黄河吗？”
“能。有棉被吗？”
我再次过到那“半球”，麻利地打开范汉儒的行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