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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估计得很对，我在谈起我的名字时，咧开厚嘴唇笑了。可是老弟，我要对你说，我的笑可没有对她起一丁点儿感染作用；正相反，好象我的话触动了她哪根神经一样，她立即低下了头。
“陶医生，你……你……这是怎么了？”我差点叫出她陶莹莹的名字——因为队长曾呼唤过她的姓名，“在这块土地上遇见同类，你应该高兴嘛！”
她苦笑了一下，点点头，又迅速地摇摇头。最初，我无法理解她这十分矛盾的表情；但是她那身黑色的囚衣提醒了我，她在用点头表示欣喜，用摇头表示我和她之间的距离。这时我才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右派”没有穿囚衣的，被打成“极右”的我们，不才被送来“劳教”吗？而她……这对我是个谜。
远远已经看见女囚喂鸡的影子了。我有意放慢了脚步，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她有个更深人的了解。至于为什么这样做？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好奇？也许有那么一点。但指使我放慢脚步的主要因素，是我内心萌发了对她的深切同情。不，说同情还不确切，坦率地说，这个受难的‘维纳斯’闯进了我的心扉。
她也本能地放慢了脚步，只是一直沉默无语。
“陶莹莹：”我大胆地呼唤了她的名字，“咱们场里有个女右派队，为什么偏偏把你关进大墙？”
她咬着嘴唇，一言不发。
“能不能叫我知道一下原因？”我很焦躁。
她摇了摇头，似有难言之苦。
“是不是你有什么冤枉？”
她象下着决心一样昂起头来，凄楚地望了我一眼：“不，我是罪有应得！”
“你杀了人？”我被她凄楚的目光打动了，有点丧失理智地追问——其实，这是很失礼的。
“没有。”
“向井里投毒了？”
“没有。”
“说嘛！眼看就到鸡房了。”我停下脚步。
“不能停在这儿，她们会向队长汇报的。”她说，“我求求你不要仰脸说话，把头埋得低一点，就象我们只是在走路，彼此没说一句话一样。”
我照办了。
我们愈走愈慢。
“你不要打听我的案情了。”她头低得挨近了囚衣上的第二颗纽扣，“只当我是你的同类，这样形象就完整一些。”
“不，我非要知道不可。”我来了拗劲，“你到底是……”
雪落黄河静无声四
“是杀了人。不，比杀人还严重。”她语无伦次地说。“我留在医院使用期间，出了一起医疗事故……不，我的话，你不要当真，不要当真！”她把脸对着我，我看见她的泪花滴在囚衣上。
老弟！我确信她的话是真实的。她的话完全经得起逻辑的推理：她是个留用改造的医生，又酿成重大医疗事故，给她穿上这身囚衣，不是合情合理的吗？我马上安慰她说：“别难过！刑期总会熬过去的。你有什么事要托我代办的吗？我们‘二劳改’总比你们‘大劳改’要自由一点，比如：给家里寄个信什么的……”
“我和家庭断绝了关系。”她哆嗦着嘴角。
“你的父母就那么狠心？”
“不怨他们，怨我自己。”
“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吗？”我真是欲罢而不能了。
“不能再说话了。”她匆匆用衣襟揉揉眼窝上的泪痕。“那些养鸡的女号正伸着脖子朝这里张望呢！”
“老弟！这就是我比雾还要模糊的梦。你可以猜测到，在鸡房工作时我们完全象不相识的陌生人，但是我们的心田里已经并不陌生了。我拿起一只只病鸡观看病情时，她站在我身旁，做我的助手，不断记录着我的每一句话；尽管她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看见她的手指在哆嗦，以致使纸页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还用问吗？这是她心河荡起来的波浪，正在淹没着她自己。她的脸一会儿白了，一会儿又泛起只有少女才会有的红晕……我们共同完成寻查鸡瘟病源后，一股浓重的惜别之情，从我心底油然而生。她不敢流露一点点这种心情，背起红十字药箱径自去了。老弟！我真想追上去、向她说两句我应该说的话。可是返回咱们队的路线，和她的去向正好相反；我如果追上去，和她同路而行的话，我的心愿可能会得到某种满足，但会给她带来无穷尽的麻烦。因为那儿是‘女儿国’，她们对男人的敏感，就如同‘男儿国’对她们的敏感一样，任何一点不慎，都将造成难以预料的恶果。为了避嫌，我跑上一个高土岗子，貌似巡视鸡房的环境，实则把视线的焦点对准她的背影，她，越走越远了，眼看就要从我的视野中消失，突然象走累了的行者一样，靠在路旁的一棵大柳树上。我看得清清楚楚，她把头转向我站着的高土岗，似乎朝我点了点头，然后就消失在杂树丛中……”
我几乎听得呆了。“好个‘六点钟’！你居然有这样的好运气，在咱们一百多号‘老右’里，你算是独占熬头了。”
范汉儒叹了口气：“谁知道是喜剧还是悲剧呢？反正这台戏的大幕已经拉开了，让我忘了她已经是不可能了。可是，‘催命三郎’偏在这时候把我调离鸡场，再难有见她一面的机会了。唉！这真是雷公劈豆腐，我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不是这样。”我从炕上支起身子，“正好相反，你离开鸡房和她见面的机会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
范汉儒失意地摇摇头，摘下他的近视镜：“别给我吃开心丸了，明天还要去稻田突击拔草，睡吧！！”说着，他把眼镜放进眼镜盒里，翻过身子，把脊背甩给了我。
我硬是把他的身子扳过来：“我不是给你吃开心丸，而是给你吃定心丸。你久在鸡场干活，不知道天下大事，我告诉你吧！咱们那块稻地和女号那片稻田紧挨着……”
范当儒这下可来劲了：“真的？”
“那个背红药箱的女狱医，咱们一百多位‘老右’都见过。”我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她长得很甜，就连她皱眉的样儿都是一种美的创作。这群酸秀才偷偷给她起了一个绰号——‘蜡人’！”
“蜡人？”
“形容她的形象么！”
范汉儒咧着嘴笑了。
“你小子高兴了吧？”
范汉儒一下从炕上坐了起来：“你们怎么发现她的？”
“对不起，我困了，明天在出工的路上，我再对你细说吧……！”
稗草当了他和她的媒介，八棵稻苗当了她和他的红娘
“哼——哈——”千奇百怪的呼噜声，当真传进了我的耳鼓。这是西去的列车，进入了夜间行车后，硬席卧铺的旅客发出的“雷鸣”。
我疲惫地躺在了自己的铺位上，翻来复去也难以成眠。之所以如此，不是由于车厢内“呼噜音乐会”的干扰——劳改队大炕上演奏的“呼噜交响乐”，比车厢里的“音乐会”不知要高多少分贝。我所以迟迟不能入睡，实因在那片水稻田里，陶莹莹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女囚出工一向比我们要早，这天也不例外，当我们来到和她们相邻的稻田时，那些穿着一色黑囚服的女犯，已经弓腰在稻田里拔草了。
荷枪的战士，在大堤上来回走动。三角形的警戒旗，在稻田里猎猎飞扬。
久在鸡房单独工作的范汉儒，第一次看见这样的阵势。他吃惊地撞了我肩膀一下，低声问道：
“那三角旗是什么意思？”
“标志着楚河汉界。女号要是越界旗一步，战士要鸣枪警告；再要往前走，战士可以以逃跑犯对待。”
范汉儒倒吸了一口凉气：“相对地说，我们倒是自由人了！”
“反正比陶莹莹自由。”
“怎么看不见她？”他挑着脖子向挨着我们的那片稻田张望，“你看，在稻田埂埝上背着手走的中年妇女，那是她们的田队长……她怎么没有来工地？”
我看了看，确实不见陶莹莹。往常，我们来稻田干活时，她就象田队长的影子，背着红药箱尾随在队长身后。只是在女囚中有扎了脚的，或在烈日的蒸烤下中了暑的，她才离开那位女队长，施行她救死扶伤的狱医职责。在我的印象里，她虽然外貌娇弱，实则是一个十分果敢的人：有一次，一个女囚在插秧时节发了癔症，在水田里打起滚来；工地上顿时乱了，荷枪的战士跑过来，拼命想把她拖出水田。但癔症患者在疯狂的时候，产生了超人的蛮力；任凭那个战士怎么用力，也拖她不动，反而被狠狠咬了一口。正在这时，陶莹莹赶来了。她没顾得脱去鞋子，就跳进了水田，推开战士，狠狠掐了她“人中”一下。那女囚立刻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不在水田中滚来滚去了；片刻之间，又象个正常人一样去弯腰插秧了。因此，这个背着红药箱的女狱医，立刻赢得了女囚——包括我们的刮目相看，成为我们每次来干活必用眼睛寻找的人物。
今天，堤墙上确实没有她的踪影。这使得范汉儒非常失望。
“胡看个啥子？”背后传来崔队长的吆喝，“还不下水田拔草？”
“真是‘催命三郎’。”范汉儒嘟哝着，“管天管地，连眼睛往哪儿看他也管！”
“你还是识相一点吧，小心给你小鞋穿。”
“为个啥子？”“六点钟”学着他的腔调问我。
“这个‘啥子’报复心极强。他那只‘左视眼’算是盯上你了。”我边说边脱鞋，挽起裤腿，跳下稻田，开始拔草。
果然不出所料，干活还不到一个小时，“啥子队长”在埂埝上喊叫起来：“这是啥子人干的？让你们搞拔草竞赛，不是叫你们搞反革命破坏！”
我们都诚惶诚恐地回过头来，只看见崔队长站在埂埝上，将一把带泥的草丛，怒气冲冲地举在半空中，高声训斥道：“来这儿是叫你们拔草，谁叫你们拔苗！你们睁眼瞅瞅，这是啥子东西？”他用手指从草丛中，抽出几根稻苗，声音猛窜了八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革里混着八根稻苗！这是啥子人干的？”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就连在我们身旁那片稻田里拔草的女囚，也都停下活儿朝我们这边观望。我本能地想到了“六点钟”，这不仅因为他戴着近视镜，而且他是头一次下稻田干活，很可能分不清稻苗和稗草。我担心地向周围看了看，可不是么，他远远地被我们甩在了后边，而崔队长检查研草的地方，离他那儿最近。显然，是这位“大脑门”把这团带泥的草丛抛到埂埝上去的。“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的心顿时狂跳起来。
“是啥子人干的？”崔队长用眼角睨着范汉儒，这是给“六点钟”送去了信号。
空气凝固了。
范汉儒虽然是养鸡行家，对稻田活儿完全是个门外汉。他直挺挺地象个树桩子一样，站在泥水里，用衣襟擦着他那副近视眼镜。我暗暗地为他着急，真想为他把这副担子挑过来。只可惜我这儿离他那儿太远了，就是主动承担责任说那几颗稻苗是我拔下来的，崔队长也不会相信的。他倒是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眼镜戴上鼻梁以后，就低着头抠手上的泥巴。
“我再说一遍，这是啥子人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