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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这样。怪不得社会上议论纷纷，怨声载道：市里没钱花了就盖楼，县里没钱花了也盖楼……打着新农村建设的幌子，另搞一套，不把子孙后代的家当糟蹋光不罢休……
可我立刻在心里否定了这一点，群众带着情绪说的事情很难说多么靠谱儿。我宁愿相信这主要还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像他们讲的那样，一些人就认定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当然不能不说这个认识也有失偏颇。我对社会发展没有深入的研究，搞不清城市化是否在本质上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农村就是落后的，该淘汰。单从建筑美学角度看，城市也未必绝对的好看，农村就丑陋；田园是另一种美，如果真要“彻底消灭农村”，地球上没有了草房，一色的高楼大厦，那会是多么单调！
二姑父患脑血栓留下了后遗症，说话很费力，接下来的话简直含混成呻吟了：“老百姓盖座屋容易吗，那是一辈子的血汗啊，推土机三下五除二就推倒了，造孽啊！”
这时，二姑回来了，我和妻子走出屋。妻子嗔怪道：“大过年的放什么哨哇，外面这么冷！”
“越是过节越不能放松革命警惕性啊……”二姑倒挺幽默，她经历过“文革”，说这种语言是很熟练的。不过她说得也有道理，去年春节海南某地就爆过一则“奇闻”：一群捡垃圾的外地人，搭帐篷，钉板房，居住在市郊，逐渐形成了一座“垃圾村”。规模大了，有碍观瞻了，有关部门就责令他们迁走。他们无处可去，就赖着不动，有关部门也拿他们没办法，时间长了他们也觉着人家认可了，没事了。可是春节他们回故乡过完年回来，却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家”了——这里已被夷为平地，板房、帐篷不翼而飞。
好久没见二姑了，算起来她已是七十来岁的人，这两年侍候姑父，吃苦受累加焦虑，头发全白了，本来就瘦弱的身子越发单薄，走起路来见了迟缓。
但耳朵还很好使，在院子里就听到我们的谈话，进屋后她制止了二姑父，这不仅因为二姑父说话不利落，还因为他有病出不了门，对外面的事只是“转述”，而她是亲身参加了“战斗”的。确实，她说得更具体，而且说起来情绪激动，仿佛一个在一场正义战争中流过鲜血的战士，脸上跳荡着骄傲的神采。说着说着，她停下，到里屋取出一样东西：长棍子一头套着铁筒，铁筒上裹满了“乱刺”——焊上去的一根根两寸长的钢钉，她叫它狼牙棒。她握着木柄，做了一个往下劈的动作——这家伙如果落在人身上，一下就让你血肉模糊！
我很难想象，像二姑这样一位老人，也手持这样的武器，站在了那个与“政府”对抗的队列前面！
全然不避我，还带着一丝炫耀的意思，表弟小旺也拿出了他的武器。那是一架自制的小钢炮，炮筒有大半米长，茶碗口那么粗，“炮弹”是苹果大小的礼花弹。他拎出了一塑料兜礼花弹让我看。他说这种“炮弹”的杀伤力很可以，在第三次冲突中，他们（说不准是谁）发射的礼花弹，一枚炸掉了一个“迷彩服”的半截小腿，一枚崩飞了警车的一只轮子。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在我意识深处，和平岁月里，武器离我们很遥远，是我们所陌生的。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武器的制作并不复杂，它的产生并不困难。就像水洼里必然有鱼，如果敌意、仇恨在滋长，武器就会杂草一样丛生、蔓延。可能我的脸变了色，我劝他们赶紧把小钢炮和狼牙棒销毁，留着它们后患无穷。二姑和小旺却满不在乎，他们轻松地笑着：在俺们村，家家都有几件，平日藏起来，不得已的时候才拿出来自卫用。
我给二姑满了一杯茶，递过去，她润了润喉咙，但，是这杯茶太酽、太苦（农家多是喝劣质的茶叶末子，抓一大把放进壶里）？她再往下说时，声音有点儿涩滞：“老辈子里俺齐王人就拧成一股绳似的，撕都撕不开，可这回不行了，出了‘汉奸’……”好像这对她是最致命的打击，“俺村的书记、村长、会计三家先搬走了。”
“他们是带头执行……”我为了安慰二姑。
“才不是呢！人家早捞够了钱，不愁下半辈子花的了……有权就拼命往自己腰包里塞，谁管老百姓的死活……”
“其他人是不是也会慢慢动摇？小腿拧不过大腿，能‘抗’多久？您也……”妻子在一旁插话说。
“……”二姑未答话。我看到她没有了起初的自信，头在往下垂，眼里雾一样蒙上了哀伤和绝望，脸色非常难看。想来她对这场争斗的结局是清楚的。
……
从二姑家出来，已近中午，朗朗的日头当空高照，我却感觉有什么在遮挡她的光芒（是头顶的树冠吗）。一个个的大红“拆”字又尖利地扎进眼窝，疼得我受不了。我别过头，不看它们，我厌恶它们，是它们宣判了这个村庄的死刑，是它们夺走了人们年节的欢乐。可这些“拆”字却老在我眼前晃，飘飘忽忽，铺天盖地。它们的后面是气势汹汹、张牙舞爪的推土机、铲车，再后面是迎着它们举起的森林一样的木棍、铁锨、钢叉。它们混杂交错在一起，我的眼里、心里乱极了。我担心双方的冲突再度激化、升级，我同情村民们的遭遇，他们是弱者；我又为狼牙棒、礼花弹的出现深深忧虑；农村的城市化也许是大势所趋，谁阻挡都是愚蠢、徒劳的，这道理我也懂；可美丽的农村家园的即将消失又叫我无比地痛惜……这些东西纠缠着我，过年的兴味早跑得无踪无影了……
（《当代散文》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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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醒在乡野间的百年书缘（1）
李木生
（前言）
读书是读书人最大的快乐。但是于读书的路途上，经过了漫长的曲折甚至苦难与悲惨之后，读书，还是读书人最大的快乐吗？是，是的，正因为这快乐来得如此的不易，读书才越发地成为了读书人最大的快乐与幸福！在中国鲁西南山区的一个叫做泗水的小县城里，就有这样一个世代教书又世代读书的汤姓人家，正用百年的风雨，将读书的快乐与幸福、辛酸与痛苦打磨得厚重而又鲜亮。
当大事件、大关节被忽略、涂抹得模糊不清的时候，我愿意将这个山乡间普通人家、也是先后出过二十一位教师的教师世家的世纪书缘写出，好为我们失真的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佐证。
汤克孝的《鲁迅全集》
一九九四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坐落在乡野间的泗水县城，被一位叫汤克孝的教师的泪水打湿了。
已经五十一岁的汤克孝是抱着《鲁迅全集》哭的。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痛快淋漓地哭过了，既然有懂事的夜色掩起一个男子汉的羞涩，那就放开心怀地哭吧。怎能不哭呢？今夜他终于又把鲁迅接回家了，这久违了三十年的父亲一样的鲁迅啊，与他紧紧相拥着热腾腾的心就贴在一处了！
他是上午在县新华书店发现的。只这一套，十六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米黄色的树纹封面上赫然印着《鲁迅全集》四个黑字。他的心立时就燃起来了，漂亮的眼睛里爆着奇异的光彩。他不知道定价540元，他只知道这套书非买不可。他已语无伦次，求着售货员：“这书好，别在外边摆了，我去弄钱。”
一本一本地抚摸，又一本一本地码好在枕头边。让腮轻轻地偎着，再让泪水洇透了枕头。“先生，先生，您是听见了我三十年的呼唤才赶来的吧？”
汤克孝哽咽着诉告着。
温柔的夜溯着他的忧伤，走进安徽合肥三十年前的那个冬天——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已经相当地冷了。合肥市逍遥津公园西头古旧书店门口，正踯躅着合肥工业大学一个叫汤克孝的二年级学子。他怀里紧紧抱着的蓝布包袱里，是一部十卷本硬盒套封精装的《鲁迅全集》。这是教英语的父亲汤秋溪，省吃俭用于一九五八年买的。汤克孝清楚地记得，热爱鲁迅的父亲是穿着一件已经麻花、有着十几个窟窿的汗衫买来这部书的。一九六二年，汤克孝就是在全国性的饥饿还没过去的时候，背着这套《鲁迅全集》走进了这所大学。那是怎样的意气风发又底气十足啊！
对于一个高分子有机物合成专业的学子来说，肺结核真的让他走投无路了。必须退学。退学时已经一贫如洗，只有可以吃一顿煮地瓜的两毛钱和陪伴了自己多少个日日夜夜的《鲁迅全集》。没有路费就回不了家，病也会病死；没有钱吃饭，饿也会饿死。他一本一本地抚摸着，再一本一本地翻看，有着钢刷一样头发的鲁迅正瞧着他，不要说没有责怪他，似乎还在慈祥地催他。走投无路的学子，到底还是包好《鲁迅全集》，艰难地来到了这个门头很小的合肥古旧书店门口。每次走近门口，怀里的包袱反而抱得更紧了。抱紧了，再走开；走开了，又踅转来；踅转来，再次将怀中的包袱抱紧。从早上徘徊到了中午，绝望的学子终于将沉如灌铅的腿迈进这家古旧书店的门槛。
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那块牌子上黄底子中的“古旧书店”四个绿字，还记得那个好心的工作人员惋惜的话：“真是好书，卖了，太可惜了，我们有规定，没法给你原价，就减一块，给你二十四块钱吧。”
他人生第一次尝到了巨大的痛苦，那种失去自己所爱的痛苦，一种绝望的痛苦。饥饿时，他不痛苦，因为他有好书读；大病降临，他也不痛苦，因为他有好书读。而今，好书却去了。贫困，疾病，饥饿，失学，都无所谓、全忘记了，手中攥着一小卷纸币的学子，只让一种无依无靠、空空荡荡的感觉笼罩着。灵魂空了，心腔空了，一天滴水未进、几近麻木的学子，揣着刻骨的悲痛与思念坐上了归程的夜车。
三十年间，从学子到老师，汤克孝那从未间断的思念也从幼树长成参天的乔木了。当他亲耳听到那个被打成右派的音乐教师，在乡村的夜里拉着二胡曲《病中吟》而让忧伤在田野萦回的时候，当他亲眼看到“革命”干部，在光天化日之下侮辱“四类分子”的媳妇、闺女的时候，当他和他的家人与全中国的百姓一起经历着风风雨雨的时候，他总是想念鲁迅，想念鲁迅的“俯首”与“横眉”。老父亲在他最后瘫痪的两年里，目光最爱流连的，就是家中曾经存放过《鲁迅全集》的地方。先生，你知道吗？我和父亲一样是那样地喜欢你的《纪念刘和珍君》，委屈时，寒冷中，我总会默默地思念你那对于无助的弱者、对于青年、对于百姓的宽厚仁慈的心怀。
今夜，分别了三十年的《鲁迅全集》终于回来了。先生，你还记得那个在合肥古旧书店门前徘徊复徘徊的青年吗？他的病已经好了，他那布满着沧桑的胸膛里，正因为你的哺育而爬满了真理的常青藤。就让他在你的胸前哭个痛快吧。看，浩瀚的书海，也因为这位读书人的泪水而感动得波涛汹涌。
书被兵掠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