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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评论秦史一卷，两汉史八卷，三国史一卷，两晋史四卷，南北朝史四卷，隋史一卷，唐史八卷，五代史三卷。每卷据《通鉴》所列帝王系统分为若干篇，每篇择这一时期数件史实加以评论，对史实的具体过程都略而不载。卷末附《叙论》四篇，集中陈述作者的写作意图和主导观点。
王夫之在哲学上服膺北宋的张载。张载论“气”在“理”先、“道”不离“器”的学说，尤使他心醉。《读通鉴论》中贯穿着“无其器则无其道”的观点，强调治道只存在于时变中间，没有离开历史变化而永久不变之道。他关于古与今、史与论等相互关系的见解，关于区别借鉴与附会的界限、如何探究客观历史实际等问题的思考，则无疑超过了包括黄宗羲、顾炎武在内的同时代的史学家。
出于经世致用的目的，王夫之选择评论批判的历史实例，都是针对明末清初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而发，处处表现了他的特殊见解。值得注意的还有王夫之对历史进化的朴素见解。长期流亡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历，使王夫之产生一种认识，那就是《思问录》所说的，人类是禽兽变的，现代人是野蛮人变的。他用这种朴素进化论去观察文明史，就不但敢于承认历史在变，而且承认它朝着“日新”的方向在变。因而，他以为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势之所趋”，后世学者认定三代比秦、汉以后好、“封建”比郡县好的争辩为“无益之论”（卷一秦始皇）。
《读通鉴论》和王夫之的其它著作，在他生前都未能刊行。直到清道光初，才由他的六世孙承佺搜集整理；道光二十年（一八四○），他的七世孙世全开始在湘潭雕版付印，但不久版毁于太平天国革命。同治初，曾国荃在南京重刻成五十八种。现通行本《读通鉴论》是一九三○年上海太平洋书店据王氏守遗经书屋刊本、曾刻本、浏阳刘氏补刻本及长沙等坊间散刻本，并依王夫之手稿参订综合排印的《船山遗书》本。另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也都有据《船山遗书》本的排印本。
《唐用回纥以诛安史》，选自《读通鉴论》卷二三唐肃宗。标题是编者加的。作者假定读者都已熟知所论问题的具体历史过程而直接发表自己关于它的看法，这是古代史论的写作惯例。本篇通过对唐宋统治者借援少数民族武装几种不同情况的比较，指出唐肃宗借用回纥兵马以助平安史叛乱，属于不该借而又必须借的类型。所以出现这种“失策”，只能归罪唐玄宗父子的主观指导错误。
重点词句：胥仰鼻息 夷考其时 厉阶
思考题：1、选读《读通鉴论》、《宋论》，并写一篇心得。
2、比较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思想的主要区别。
二八、《读史方舆纪要》
重点：《读史方舆纪要》的思想特点。
难点：顾祖禹的思想的时代背景。
解题：《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明末清初顾祖禹撰。清初的历史沿革地理名著。顾祖禹和前人研究地理沿革的最大不同处，就是他非常注意“切实用”。显然，作者属于明清之际主张“经世致用”那一派学者之林。正因如此，作者研究历史地理，主要是用军事史家的眼光看问题。本书首列历代州域形势，凡九卷，仿朱熹《通鉴纲目》的体例，自撰纲要，再为作注。次以明代两京（直隶、江南）十三布政司（省）的行政区划为单位，分别叙述，凡一百十四卷。都先冠以总序，次附地图，再次为正文。再次六卷总述山川、漕河和海道。最后一卷记载分野。本书意在从地理形势的角度，总结历代军事行动胜负得失的经验教训，所以本书有别于其他封建书生谈兵之作，不仅是历史沿革地理的名著，也是军事地理史的巨制。同时，作者态度严谨，对以往那些专著袭伪踵谬、名实乖错的地方，一一根据正史考订修正，并且重视实地调查访问。顾祖禹在书中把明亡归咎于当事者不明山川形势，过于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性影响；对于农民起义，抱着传统的敌视态度。同时所论仅至明嘉靖朝，以后则语焉不详，对当世则绝口不提；而全书的着眼点只在山川险要、战守形势，对各地区的经济、物产、人口、风俗等很少注意。
本书由于作者对清朝抱着明显的不合作态度，所以很受当时统治者的排斥。乾隆中修《四库全书》，馆中虽采进本书数种版本，但始终没有被列入《全书》之中。直到嘉庆十六年，本书才由四川敷文阁龙氏刻出全稿。敷文阁本由彭元瑞校定，较为精审。一九五五年中华书局曾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排印本重印，尚可供参考。
《元代州域形势》，节选自《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历代州域形势》类似全书总论。如果注意到元朝同清朝一样，也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又同明朝一样，也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王朝，那么，对于作者在这篇关于元朝政治地理的总论中间，为什么一面详细记录元末农民起义的地理分布，一面却在遣词造句时表示对各路义军的贬斥，就不难理解了。 重点词句：韩林儿 毛贵 白不信
思考题：对照元末农民起义的分布图阅读本文。
《元代州域形势》的史料价值
二九、《文史通义》
重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特点。
难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地位。
解题：《文史通义》，《章氏遗书》本编为九卷，清章学诚撰。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继《史通》以后的又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章学诚生活在考据学和理学（宋学）仍被统治者尊为学术正宗的乾嘉时代。这两种学风都是非常脱离现实的。为了矫正这两种学风，他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开始撰写《文史通义》；历时二十四年，到嘉庆元年（一七九六）方才部分刊行。
《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分内外篇两部分。《内篇》六卷，五十篇（缺其中《士习》一篇），有若干篇（如《易教》、《书教》等）又分上、中、下三篇或上、下二篇，少数篇又附录一、二篇。多数是论史学，兼及经学、文学的理论探讨。《外篇》三卷，七十篇，其中《史学例议》篇分上、下，《杂说》分上、中、下三篇。主要是书序、跋文及与师友子弟论文史书等杂著。议论广泛，作者关于史学的许多重要理论，都包括在内。因为全书内容包罗广泛，不专谈史，所以命名为《文史通义》。《文史通义》所阐述的史学理论的核心，是它开宗明义所提出的“六经皆史”说（《内篇》一《易教》上）。关于经、史关系问题，唐宋明清不少学者都曾讨论过，但将这类见解体系化，并试图进行全面论证的，则是章学诚。同时，他所说的“史”专指“史学”，而“史学”的特点在于具有“史意”，即《春秋》笔削之“义”，而“史意”的特点在于“切人事”，因此必有“经世”之用，“史学所已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内篇》五《浙东学术》）。
从“六经皆史”、史学是“经世”之学的立论出发，《文史通义》探讨了古今学术源流的流变，并提出对史学一整套的看法。首先，章学诚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史学也是不断发展的。由此，他特别赞美通史而贬抑断代史。其次，在史学领域中，章学诚又特别强调“撰述”和“记注”的分别，并由此引申出“著述”和“比类”的分别。由此，他对纪事本末体备加赞扬。第三，章学诚发挥了刘知几的“史才三长”理论，认为三者都很重要，而三者之中史识尤重，但“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第四，在史学实践上，章学诚致力于地方志的倡导和纂修，对我国方志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史通义》在章学诚生前，仅刊行了一部分。他临终前，曾以全部著作请王宗炎编定。王宗炎编定目录一份，未付刊而卒。到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才由他的次子毕绂刊行《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及《校雠通义》三卷。以后有《文史通义补编》、《章实斋文集抄》等，散见于粤雅堂、灵鹣阁等丛书中。一九二一年，浙江图书馆将所藏抄本《章氏遗书》十八册编为二十四卷排印出版。同年，刘承幹多方搜集章氏遗稿，依王宗炎所编旧目，斟酌变通，编次为《章氏遗书》五十一卷，汇刻为嘉业堂本行世。其中的《文史通义》，被重编为九卷。所以现在通行的有章氏家刻的八卷本和嘉业堂刻的九卷本两种，篇目也有出入。一九二二年，四川省图书馆《图书集刊》又发表《章氏遗书逸篇》五篇。一九五六年，古籍出版社将上述《逸篇》作为《补遗续》，附入刘刻本，重新排印出版标点本《文史通义》。
《书教》下，选自《文史通义》卷一《内篇》一。“书教”即《尚书》的遗教。在这个题目下，作者共写了三篇论文，成文时间约在清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代表作者比较成熟的史学见解。自有纪传、编年二体以来，应该怎样写历史，似乎早已不成问题。但本篇却以为，纪传代替编年，本是史学体裁的进步，但从《汉书》变成“正史”的楷模后，这种体裁就越来越僵化，成为束缚史学的八股，因此必须改革，恢复《尚书》“因事名篇，不为常例所拘”的遗意。《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选自《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二。原刻本《永清县志》列于《舆地图第一》正文之前，未标明“序例”二字。这个标题是章氏家刻本编者所加。《永清县志》是乾隆四十二——四十四年间，章学诚应永清知县周震荣邀所修，是清代地方志中的名著。
重点词句：圆而神 方以智 神奇化臭腐 口耳之学 弁髦 要删 开方 铢黍。思考题：1、阅读罗炳良《十八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
2、比较章学诚与刘知几思想的不同。
3、章学诚的“史德说”与当代提倡的学术道德有何关系
三十、《潜研堂文集》
重点：钱大昕的治学特点以及乾嘉学风。
难点：对钱大昕治学成就的评价。
解题：《潜研堂文集》，五十卷，清钱大昕撰。本书是钱氏卒后，由长子东壁与门生等汇编钱氏专著以外的经史论著、序跋、信札、传记、墓志铭等文章而成。钱大昕著述甚丰，在史料考订上用力甚勤，代表作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三史拾遗》、《诸史拾遗》、《通鉴注辨正》、《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疑年录》、《元史考异》等，都是古代史料学的杰作。但以上著作范围主要限于史料的审核，要了解钱大昕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从而了解他何以成为乾嘉史学的代表人物，还需要看《潜研堂文集》。本书体例分为十四类，是钱大昕生前所自定，计：赋、颂、奏折一卷，论、说二卷，答问十二卷，辨、考一卷，箴、铭、赞、杂著三卷，记二卷，记事一卷，序四卷，题跋六卷，书四卷，传四卷，碑一卷，墓志铭等八卷，家传、行述、祭文一卷。本书同《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一样是以考订、校勘、训诂见长，特别是有关重要事实的考订方面。钱大昕也偶尔表示对清朝皇帝专横暴虐的不满，但更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