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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人的理性和意志，强调人有自理能力，可以参与社会和教会的工作，许多人认为这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结构上的可能性。不过，加尔文本人并不完全赞同民主的政治形态，他相信这很容易沦为暴民统治，使社会失去正确的目标和秩序。与当代许多民主论者不同的是，加尔文不是一个知识或道德的虚无主义者，他不认为主权在民的意思是人民有权做任何的选择，社会的目标和秩序不是由人订定的，而是源自上帝的律法：因此，任何政治制度都必须确保社会能朝向其神圣目标进发，而不会被庸俗的、错谬的个人选择（尽管最大多数的个人）所左右。他的理想政治形态是一种民主政治和专家政治的混合体。
加尔文没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不认为每个人有权决定自身的命运，个体不是自足的，却是与其他人乃至整个社会互相依存的。他有一个＇约＇ （covenant）的观念，这最初是指上帝与人的关系，但套用在政治层面，便强调统治者要与人民立约，决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彼此向对方负责。任何一方的权力都不是绝对的、无限的，也不能是单方面的。这成了日後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民约论＇ （Social Contract Theory）的基础。
M．文化观。
加尔文非常注重教育工作。前文已提过，他在 1541年重回日内瓦以後，除大力改善现存的学校外，便著手筹建一所大学，训练政府和教会所需要的人才。同样重要的是，他即时著手编撰一本为儿童而写的学道集，这本书的初稿於 1545年问世。
加尔文抗拒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但对人文科学却抱正面的态度，认为它们是有价值的学问。他虽然确认人的犯罪堕落，却相信人性中仍存有特殊的美善能力，特别是他们的上帝形象，而这是他们与其他动物分别的所在，他们可以创造各种文化。这也是上帝给人的普遍恩典。这个恩典使人能够运用理性，发现上帝在创造宇宙时所布署的秩序，就是所谓自然定律。加尔文相信，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由天赐下的知识。
加尔文强调教育和研究工作。影响所及，苏格兰是欧洲第一个；推行普及教育的地方。而北美的新英格兰一由清教徒所开拓的城市，教育也甚为普及，有名的长春藤大学便是在那里建立的。
加尔文的神学是更正教阵营中最有系统、最旗帜鲜明的传统，它也是更正教神学的主干，影响及於德国、北欧、英国、法国、苏格兰、瑞士、荷兰、匈牙利、波兰、南非、美国，及许多其他地方。这些地方的加尔文派自称篇＇改革宗＇ （Reformed），但其广泛的代表性却几近乎宗教改革（Reformation ）本身。这是为何我们要花以上的篇幅来说明加尔文的神学大纲的原因。
讨论问题：
1．试述加尔文神学思想的要旨，其主要特色何在？
2．＇惟独上帝得荣耀＇ 的重要性在哪里，对更正教的神学思想有何重要之处？
3．在对成圣的看法上，加尔文和路德的分歧在甚麽地方？试略述他们在这方面的思想要点。
4．试简述加尔文的经济观、政治观和文化观。
5．更正教（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对教会的看法与天主教有何不同？
第七课 卫斯理与福音主义
I．引言：宗教改革仍须改革。
＇福音主义＇（Evangelicalism）是一个绵延了百多年的基督教运动。先说福音主义一词，它在历史上有好几个不同的含义：第一，它是指基础信仰而言；在德文的用法，福音主义教会便是更正教教会，因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正是要求教会重新恢复原初的福音精神。所以， Evangelical Lutherans不应译作「福音派信义宗＇ ，而是「更正教信义宗＇。第二，它是指在十八世纪末，由卫斯理约翰（John Wesley， 1703－1791）所开始，在英、美教会绵延个多世纪的福音主义运动。顾名思义，这运动是以传讲基要福音为主的。第三，它是指二十世纪中叶以後，脱胎自基要主义（ Fundamentalism，参页 377－384 ）的福音派，就是坚守传统基要教义、尊重圣经权威的信徒，这是今天最多人明白的意思。在第十课讨论到司徒德（John R．Stott）时，我会详加讨论二十世纪的福音派。这里且专注福音主义一词的第二个含义——卫斯里约翰的福音主义运动。
过去我们曾讨论更正教的崛兴与缔造。在第五课，我们特别关注更正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是由马丁路德在十六世纪的德国所推动的圣经神学运动，目的是要恢复原初的福音精神，重建早经失落的属灵传统，以及最基本的教义——因信称义的真理。在第六课有关加尔文的讨论中，我们探讨更正教的教义如何被搭建起来；这运动不单为了纠正天主教的错谬、回应天主教的攻击，更是要重新建造合乎圣经直接真理的教义。但三百年後，另一运动——福音主义运动却又兴起来纠正更正教会的错误。历史总是如此。
本课会先检示三百多年後更正教会的危机，从而了解福音主义运动产生的因素，接著探讨卫氏的生平及循道主义的发展，最後以福音主义运动对今天基督教的影响作结。
II．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更正教世界。
更正教经过三百年（由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历史发展後，教会本身亦开始出现各种危机，其中最严重的是信仰体系渐呈僵化，再难以有效地回应时代的转变，且看看这三百年来英国圣公会因著社会的转变而面对的危机。
A。理性主义的危机。
1．缘起。
更正教在十六、十七世纪面对最迫切的需求，是建立自身的神学教义及教会体制的规模。一方面，更正教得确立自己的信仰身分。无疑它是因著要纠正天主教的错谬才出现，但它不能永远担任反对派的角色，却须把各条争拗串连起来，正面地建立自己的信仰体系。另方面，十六、十七世纪亦是天主教与基督教互相攻击最为激烈的时期；基於护教的原因，将自己的信仰立场辩证清楚，也是刻不容缓的事。事实上，当时天主教与更正教的主要冲突，都不是在上帝论、基督论的大课题上，此时为著要突显天主教与更正教的不同处，故争论点便尽往细微处走。因此，十七世纪是更正教的所谓＇经院神学＇ 时期，教会充斥著既为数众多又繁琐复杂、枯燥乏味的教义讨论。
2．危机。
研究教义者所追求的，主要是理论的和谐一致、首尾相贯，因而往往无视了现实的复杂与多元性。神学家若要将原本充斥著矛盾冲突的现实压平，好能套进他们所刻意营建的精致理论系统，无可避免地会践踏了现实，亦冒犯了信徒的信仰感受和经验。一个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十七世纪有关上帝的拣选是在人的堕落前抑或堕落後的争论。
信徒在生活层次上，甚少涉及繁琐复杂的教义问题。对一般信徒而言，他们既无法明了这些技术上的神学争论，亦看不出这些讨论在教会生活层面上的价值。此时教会领袖及神学家若专门讨论与日常生活无甚关连的课题，那整个教义讨论及教会发展方向，便与一般信徒脱节了；理性主义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但教会却变得枯燥乏味；教会空有一堆礼仪及教义，却欠缺生命与激情。这样的情况在英国的圣公会里最为显著。
理性主义之所以轻易在英国圣公会里取得优势，与英国宗教改革的背景极有关系。
因著篇幅所限，这里无法详细交代英国的宗教改革及圣公会产生的经过。简单地说，英国宗教改革有别於德国由平民发动的情况，它是从上而下的，由英国国王的一桩离婚案件，触发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决裂。可以说，这宗教改革是极不彻底的；它不是从神学立场出发，否定天主教的各样教义与礼仪建制，从而开展一系列的更新改造，而只是在组织上脱离罗马教廷，自立门户。所以，无论在教会、礼仪、组织等各方面，圣公会仍维持与天主教非常相似的形式；除了由英国国王控制教会，取代昔日罗马教皇的地位外，一切都无大变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英国教会存在著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举例说，它一方面拒绝罗马教皇的绝对领导，另方面却主张接受国王为其至高元首。它的理据何在？英国教会一方面要破除传递了千多年的教统，另起炉灶，但却又坚持使徒统绪的观念，确立从传统获得合法性与权威的主教制度，这又如何说得过去？根据马丁路德及加尔文的看法，所有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传统都要废去，教会必须奠立在圣经基础上；但英国圣公会从罗马天主教会所承继下来的传统，很多是难寻圣经根据的，那如何为它们的合法性作出辩护呢？在十七世纪，不少圣公宗的神学家为要合理化他们圣经以外的传统，都指出真理有两个根源，首先是圣经，其次是人的理性；後者是上帝设署在世界上的自然规律，虽未为圣经提及，但教会可以按著上帝给人的智慧，籍以建立符合上帝心意的教会传统。理性成了建构教会传统的合法基础。
B．民族主义的国局。
更正教另一危机，源自其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宪制的宗教改革，基本上是藉民族感情的鼓动、且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才获得成功的。为了抵抗来自罗马教廷及其他天主教国家的压力，改教领袖不惜容让政府领导层介入、控制及干预教会事务，他们更以「信徒皆祭司＇ 的教义来合理化这种政治对宗教的干预。宗教改革受到当时鼓吹绝对王权的君主支持，因此所建立的教会，即使不是国家；化的，亦至少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因着受到较狭隘的民族主义影）响。英国教会不大热衷於跨种族与跨地域的传福音工作。
及至工业革命以後，英国国力迅速抬头。为了开拓独占市场与寻求生产原料，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主义勃兴。在1914年，世界85％的地区由欧美国家所占据，其中尤以英语国家具压倒性的优势；英国是十九世纪的世界霸主，美国则在二十世纪取代了其位置。
帝国主义的扩张开阔了欧洲人的眼光，让他们注意到那个辽阔的非基督教世界。原本＇自保型＇ 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逐渐被＇扩张型＇ 的超民族主义（Supernationalism）所取代，民族主义的困局才得以打破。基督教会自然亦受此时代观念所影响，从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海外宣教运动（参第八课）。
C．社会与文化的激变。
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1780－1830）是继六千年前的农业革命以後，人类另一场重要的革命，对政治、社会及文化每个层面，皆造成深远的影响。随着生产形式的改变，生产力大增自然不在话下，生产关系亦有重要的变化，它促成两种新社会阶层——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出现。
1．中产阶级兴起。
中产阶级是指一群藉工业生产或贸易而致富的社会新贵，他们对原来的社会权力分配深感不满，既要求在社会上有更多自由、更大的发言空间，也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参与机会，从君主手中取得更多的政治权利。
此时期，有组织的教会（institutional church，无论是天主教抑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