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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注意对军队进行纪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国藩看到清军因为军纪涣散，不仅战斗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坏。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强调军纪要严明，以争取民心。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们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军队不仅要会打仗，而且要有思想、有信仰。这也是他选兵要选诚笃的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绅士和文生的原因所在。与同时代的将领相比，确实要高出一筹。
从政治来看 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首先，他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也许抵御不了太平军的迅猛攻势。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化之父”。我们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似乎并不为过。在当时，曾国藩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中兴名将”“旷代名臣”之誉纷至沓来。相对于他的兄弟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而言，曾国藩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甚至主动奏请裁撤部分湘军，让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劫掠屠杀的兄弟曾国荃回家养病等。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持盈保泰，功德圆满，但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先是因剿捻无功遭到参劾，继而又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闹得骂声四起，名誉扫地。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就在他直隶总督任上，同治九年（1870）发生了天津教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利用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大量涌入中国，他们并不单纯地从事传教，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推行文化侵略政策的工具。由于他们背靠本国政府，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使教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权势力，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的突出代表。中国民众屡受欺压，清政府却一味忍让，使民众无处申诉，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怨毒积中，几有‘与尔偕亡’之愤”。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民众多次掀起反对教会势力的所谓教案。天津教案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天津作为当时清朝京师门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也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北方的侵略基地。他们在这里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教会，租地造屋，一味逞强，早为中国人民深恶痛绝。
同治九年五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不明不白死亡的达三四十人，那时百姓的孩子也经常失踪，因此百姓中就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暴露在野外，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汹汹，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5月21日，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犯被群众当场抓住，扭送天津县衙。经审讯，武兰珍供出系受教民、天主堂华人司事王三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所授，先曾迷拐一人，得洋银5元。教民王三是一个开药铺的商人，依仗教会势力，欺压良善，早已引起公愤。
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堂和提讯教民王三与武兰珍对质。
丰大业答应了这一要求，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教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哪知当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时，一出署门，百姓就争骂王三，并用砖石掷他。王三向神父哭诉，神父又转告丰大业。丰大业两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后见崇厚先后只派两人，不肯应命捕人，丰大业怒不可遏，不仅鞭打来弁，而且还倒拖其发辫，赶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找崇厚算账。他脚揣仪门，打砸家具，接连两次向崇厚开枪，幸被推开，没有伤人。但枪声传出，引起误解，街市哄传中法开战，鸣锣聚众，拥往通商大臣衙门“帮打”。崇厚怕出事，劝丰大业等民众散去后再回领事馆。丰不听劝告，狂吼不怕中国百姓，气势汹汹冲出门外。人们见丰出来，自动让道。不料丰大业走到浮桥时，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不分青红皂白，就向刘开枪。虽没有打中刘，却打伤了刘的跟丁。这一来犯了众怒，百姓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将丰大业打死。发怒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赶到天主堂，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还到仁慈堂，杀死修女10名，又去了法国领事馆，杀死两人。就在同一天，还杀死法国商人两名和俄国人3名，信教的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6座。这次事件中先后计打死外国人20人。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从事情的发展过程来看，天津教案是一次群众自发性的反帝斗争，根源还在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是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大恐，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弹压群众，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曾国藩闻知天津教案后，十分惊恐。自从与洋人打交道以来，深知中国远非外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步，避免同洋人开仗，通过维护洋人在华利益，换取中外所谓“和好”局面。他认为以往教案，仅伤及教士，洋人就出动兵舰相威胁，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次殴毙领事，为前所未有，法国必不肯罢休。洋人凶悍成性，天津民风好斗，双方各不相让，很可能构怨兴兵，酿成大变，自己也可能丧命。因此他写下遗嘱，告诉长子曾纪泽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丧事和遗物等。基于这种估计，他只得勉强硬撑，硬着头皮前往天津。
在曾国藩到天津以前，当地官绅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会秉公办事，不会像崇厚一样，一味“媚外”。他们根据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还认为他是反洋教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这次反洋教，完全是忍无可忍，理在华人这一边。他们的这种观点也得到朝廷的顽固派和清流派的支持，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
当时清廷内部围绕天津教案问题分成两派：洋务派代表的“言势者”，顽固派和清流派代表的“言理者”。双方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意见有三大分歧：
第一，关于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和性质。前者认为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此刁风不可长；后者认为衅端由夷人所开，津民激于义愤，致成巨案，天津百姓只知畏官而不知畏夷，只知效忠国家而不自恤其罪戾，这正是夷务的一大转机，与刁民闹事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对参与反洋教斗争的群众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人心而消弭祸端；后者认为应该安抚百姓，以激其忠义奋发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则无以制夷人。
第三，对天津地方官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地方官失于防范，致酿巨祸，不严惩不能平洋人之气；后者认为天津地方官不可更动，以此维系民心。
这两派意见，前者深合当时中国的形势，为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所采纳；后者在舆论上占上风，为广大官绅民众反对洋务派媚外求和方针提供了合法性，在全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曾国藩是持洋务派的意见的。因此他于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到天津，立即发布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的行动多方指责，诫其勿再挑起事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并在奏折中为洋人在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和洗刷。该折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议讥纷起”“责问之书日数至”。曾国藩自己也承认“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坚持己见，按照法国人的要求在天津大肆搜捕五月二十三日参加反洋教的群众，名曰“缉拿凶手”。但天津民众却把他们当成英雄，致使曾国藩虽然抓了80多人，但其中供认不讳的所谓“真凶”只有七八人，其余都不肯吐供，也不愿指证。曾国藩认为只杀几个人数目太少，难以使洋人满意，仍不能很快结案。于是一面对被捕群众严刑拷打，一面加紧搜捕，一定要凑够20人，为丰大业等20个洋人抵命。曾国藩认为：“在中国戕（qiāng）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不可长。”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长保“和局”。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