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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你还能讲价钱？马上去吧。张劲夫说去那里找谁？安子文说你先找陈老总。张劲夫便找陈毅报到，陈毅说，我已给郭沫若打过电话了，郭老表示欢迎，今晚就在北京饭店召开欢迎会，你得去。他的调动手续是后来拖了很长时间才发的。
张劲夫说，宋任穷一当部长就打电话要来看我，我说哎呀老大哥你怎么来看我，我去看你呀。他说我一定要去看你。他非来看我不行，那我也没办法。那时候我住在北太平庄，一来之后他就说，劲夫啊，你可知道我部的任务？我说我知道，搞原子弹嘛。他说多重要啊，是中央的任务，国家的任务，你要帮忙啊。我说这个事大家都应该尽力嘛，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办，你讲好了。我说中央已经定了，科学院原子能所全交给你，一个人不留。我们国家这方面的力量最主要的集中在原子能所，所长是钱三强，我全都交给你们。有一些工程师你们管工业部门要吧。他说那个我已经跟他们商量了，想办法，最难的是科学研究，要把没有的东西研究出来。我说数理化学部有个学术秘书叫邓稼先，他在西南联大时和杨振宁他们同学，到美国得了博士，大家喊他娃娃博士。人非常好，品质很好，很少说话，每天上班背个布包放书，步行上班。我可以给你，那可是科学院顶尖的年轻人啊。还有一些人，钱三强比我了解得多，让他提出来，可以都调给你。还有些任务要他们承担，比如讲，当时二机部搞的一些研究工作要用电子显微镜，这钱三强知道，他几次访问苏联，和苏联来来往往都是他出面，科学院有什么人才他知道，让他提。比如他要电子显微镜，全国当时能操作电子显微镜的人很少，李四光副院长的女儿李林能操作，她和她丈夫都是从英国剑桥回来的，她丈夫邹承鲁开始不愿意让她离开物理所，我说我还要做家庭工作。后来钱三强提出来，搞原子能研究需要快速照相，我们有个长春光学研究所还不够，又派一个副所长带一部分人到西安成立分所，专门为你的原子能服务。
就在宋任穷和张劲夫谈论核工业亟待解决人才问题的时候，钱三强还在苏联进行访问考察。在这期间，科学院受命拟定了一个有关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有56个项目，对中国多个领域的科学研究提出了一定目标和措施。不久，钱三强从苏联考察回来后接触了这方面的有关文件，当他看到加速科学发展的四项紧急措施中竟没有包含原子能项目，心里便有些着急。因为十二年科技规划是由张劲夫领头制定的，他便找到张劲夫，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不满。张劲夫说，钱三强他有书生气啊，我很欣赏他，因为他很直爽，有学者风度，有话就说，很带感情。订规划时钱三强在苏联，回来一见面他就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我说有什么意见？原子能的战略意义如此重大，你怎么搞四项紧急措施没有关于原子能的紧急措施啊？我对你这个有意见。我说三强啊，你知道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决策亲自管的事，国家最大的事啊。在这么多人里面，怎么讨论有关原子弹的事情呢。我说这个事要另外秘密地搞，找一部分人另外搞，而我这四项措施都是为原子弹服务的。搞原子武器要保密，你不能向那么多人公开，向全世界说我们搞原子武器。我这一讲，他说我懂了懂了，很好很好，我也没意见了。
第22节：第六章 毛主席亲自管的事（2）
从这一时期起，钱三强就一直忙于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科学技术的整体管理工作，几乎再没有精力深入到哪个具体的科研项目中去做科学研究了。张振德说，钱三强跟我说过，他和何泽慧先生之间有时候有点看法，主要是因为他是党员，又参加了好多行政性工作以后，科研工作根本顾不上做。顾不上做也行，但后来有时还要批判他。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现在看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还是有问题，他受了批评、委屈，回来也没有地方说。何泽慧偶尔埋怨他，你当什么部长啊，你像我一样搞科研，几等奖都能得。三强同志就跟我说，其实何先生说的是气话，我能理解。像我们这样的科技人员到了这个程度，不能光想自己出论文，更要为国家做贡献，为事业牺牲自己。你看国际上一些科学家都是这样做的。
中国制造原子弹刚起步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调集队伍。二机部组建不久，急需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这些只能从各个地方和部门以及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中抽调。但是，当时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全面展开，到处都需要人才，谁都想首先把自己的队伍建立起来，二机部要从人家那里抽调本来就稀缺宝贵的人员，难度自然很大。刘杰看到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弄不好会误事，便赶紧向薄一波和周恩来反映情况，最后还是由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个地方和部门坚决执行命令，责成各省市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领导负责实现这一抽调任务。这样一来，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便有一万多名各类人员集合到了二机部，使得原子弹制造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保证。当时，各方对二机部大都是一路绿灯，非常支持，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不过，既然是这样一件大事情，就难免不发生一些问题，比如二机部在调集人员时，有个别人在外边吹嘘我们是东南亚最大的花园式工厂，宋任穷听到后便告诫大家说，我们不能拿中央的指示吓人。要把困难先跟人家说足，要靠事业吸引人才。
刁仁文那时管人事，中央组织部那两年调干的命令，光他那里记录在案的就有18次。每次少的有二十几个人，上千的有几大批。刁仁文说，人事调动保密非常严厉，叫做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亲戚朋友就更不用提了。宋部长说，你调人员要给人家讲清楚，二机部许多地方是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很苦，要有艰苦奋斗的准备。
刘杰说，在苏联谈判，回来以后，那个规模大小，投资多少，不是有争论，迟迟定不下来嘛。但是很多人员已经陆续调来了，就在西苑旅社住着。有些人在学习中提出很多意见，到1957年反右派被错划成了右派分子，其中有一名是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送到牡丹江农场劳动改造，最后死在了那里。另外一件事情是后来在反右倾时，有6名局级干部被批判，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都让人一想起来便心情沉重。
对于这段经历，刁仁文感触很深，他说当时因为许多基础设施还没有建起来，有不少科技人员调来后，认为把自己耽误了。1956年开始整党，叫大家提意见，党内党外都可以提，大家就提了些意见。性格内向的人，说话比较慎重，性格外向的人，知道什么事拿来就说，结果言多必失。赶到1957年一反右派，后一类人往往成了批判对象。要定右派时；把名单拿到宋部长那，宋部长不同意，不让我们扩大打击面，不过还是错划了43个，后来都平反了。
1957年初夏的一天，担任二机部生产科技局局长的白文治刚上班，宋任穷便找到他，让他一起去聂荣臻办公室。聂荣臻的秘书安东出面接待，赵尔陆和王诤也在场。不多一会儿，聂荣臻走了进来，坐下就谈起了原子能工业建立起来之后再如何进行的事情。聂荣臻说，下一步该怎么搞，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如何搞都没有明确，要慎重研究一下。几个人讨论了半天，聂荣臻还给李富春打电话，说了很长时间。白文治记得聂荣臻对着电话强调说，按照协议，铀…235和钚…239搞出来之后，再进一步怎么搞法很不明确，我认为要向苏方提出核武器问题，如果他们不给的话，那么打起仗来我们只能小米加步枪了。我建议这个协议要暂缓执行，不然的话，花了那么多钱，还是没有核武器，造成损失。
白文治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聂荣臻想推迟执行费了很大劲才和苏联达成的援助协定，也不敢随便打听这个问题。直到40年之后，他才从当年二机部驻苏商务代表陈征那里了解到，为什么聂荣臻会提出这样的意见。
陈征说，援助协定由中央批准后，周总理让我把那份全权委托书带到莫斯科，交给李富春。8月让我去，说你去的时候要带个批件，富春同志在那儿，马上要签字，你要把这个委托书带去，可不要弄丢了。我说丢不了，要丢连我一起丢。到了苏联，找使馆商务参赞李强，李强开玩笑说，没有国内的通知，我不能接收你。后来二机部的通知到了，他来找我，我就在使馆商赞处住下来了。当时王淦昌、周光召他们不是都在那里嘛，他们老吃俄国面包不行，就找我，说你是我们的领导，给我们做点中国饭吃。我就找李强参赞，在使馆解决这个问题。我说这些专家，你们给弄一点吃的，要钱的话从我工资里扣。王淦昌他们吃了使馆的中餐很高兴。我说，虽然好吃，你们可不能常来啊。到了1957年4月，聂荣臻同志到黄金海岸参加加纳共和国开国典礼，回来经过莫斯科，做短暂停留。他告诉刘晓大使，说我要找苏联原子能工业部的部长谈一谈。刘晓就给二机部驻那里的组长张化东打电话，让他联系一下。张化东就找我。我说那好，马上和苏方联系，约定会见时间。第二天上午刘大使陪聂帅，叫我和翻译参加会见了斯拉夫斯基。聂老总说我这次回国路过这里，有个事情我想谈一谈。现在有关原子能合作的许多事都在进行，下一步有什么问题？意思是想深入一点儿，看搞这些东西干什么。结果斯拉夫斯基说，我是搞民用的，别的我不知道。会见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后来才听说，斯拉夫斯基受了批评。
第23节：第六章 毛主席亲自管的事（3）
聂荣臻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忧虑，是有现实原因的。苏联援助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的协议敲定之后，很快便进入了实际运作阶段。当时正值中国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聂荣臻是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副总理，当然要考虑到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后续问题。
这个问题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说是新问题，是中苏协定中没有列入核武器方面的内容，中国自己在工作计划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安排。说是老问题，是早在两年前刘杰就向薄一波提出，后来又获得周恩来的同意，即考虑到苏联援助的可能性，避免提一些不切实际大而无当的要求。事实上，此前毛泽东曾向赫鲁晓夫提起过核武器的事情，苏联不同意。因此，在一段时期内，争取核武器援助的问题就被有意放到下一步考虑。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亟须对策。
也就在中方为此颇费思量之际，机遇出现了。
起初，中苏两国政府虽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先后签订了几个协定，但在如此敏感的领域，援助总是有限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核动力和核武器研制方面，苏联一开始不是托辞拒绝就是明确表示反对，他们劝说中国的理由是搞核武器太费钱，大家既然都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有苏联这把核保护伞就足够了，用不着大家都来搞。
1956年，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问题，世界上很快就掀起一股反苏反共的浪潮。中国政府对此无法接受，写了两篇文章进行批评，提出对斯大林“三七开”。赫鲁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