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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学堂没有单独的建筑，只有学院才有自己的建筑，代表着它们的合法身份。中世纪的自治教育机构的典范是默顿学院，建于1264年，系众学院之母。食堂、院长楼、礼拜堂，这些建筑散布在一座中央内院周围，像是围着一座地主庄园的风景各异的庭院。礼拜堂里的一排排木椅是面对面安放的，同下议院里政府和反对党的坐位一样，这是模仿修道院或大教堂里唱诗班的座席排位。方庭的楼梯原理也是独具特色。房间和房间之间没有走廊相连，各楼梯单元自成一体。牛津大学学生宿舍的过道是垂直的而不是水平的。这种结构有利于保持安静，不受外界干扰，因而后来的学院纷纷仿效默顿学院。直到1870年，基布尔学院才打破中世纪的楼梯单元原理，继后是女子学院，它们的房间以前是沿走廊排列的。
在瓦尔德·德·默顿大主教先驱性的建筑之后一个世纪，牛津大学诞生了当时英国的建筑风格中最令人难忘的学院，威廉·威克姆于1379年创办的新学院。全部主建筑第一次被设计成了一个彼此相连的整体，像修道院平面图一样井然有序。它的庭院差不多有默顿学院的方庭的4倍大，食堂和礼拜堂背对背地坐落在庭院北侧。食堂位于二楼，屋架敞开，像中世纪地主庄园的厅堂—在地主庄园，主人们坐在房间最里面的一个台子上用餐，而这里则是院士和他们的客人坐在高桌旁用餐。学院闲聊中的这张高桌在学院神话中扮演着神话般的角色。而哈维尔·马里亚斯解释说：“它之所以被叫做高桌，只因为它稍高一点，不是由于什么餐饮或谈话的质量特别高”。
1826年6月，普鲁士建筑师卡尔·弗里德利希·申克尔周游英国时也在牛津大学停留过，但他对此的兴奋既短暂又有限。这些学院“非常别致华丽，但建筑都千篇一律”，申克尔这话讲错了。他的判断错了，重复就是学院的建筑风格。礼拜堂和食堂、门房和图书馆、内院和花园，构成一所学院的总是这些相同的因素，像一首巴赫赋格曲的变体。
除了结构相近，这些学院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挑战一切时尚，在学识和建筑上都一样。汉普顿宫是大主教沃尔西的宫殿，你要想在牛津大学里他的基督教堂学院里寻找文艺复兴的主题只能是徒劳。基督教堂学院固守着哥特式的风格，而且是那么顽固，它早在1640年左右就在食堂的楼梯间搭建了一座哥特式扇形拱顶，一座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大建筑。沃德姆学院和奥里尔学院（1620~1622年）的门楼里也有这种扇形拱顶，布雷齐诺斯学院的礼拜堂里甚至有1665年左右修建的这种拱顶。窗户是哥特式的，埃克塞特学院、沃德姆学院和奥里尔学院的食堂采用的是哥特式支撑梁顶，总之全是哥特式的。这是幸存于世的哥特式，后哥特式建筑还是特意地哥特式风格的复兴呢？
建筑史学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写道，“这一奇怪的现象”在牛津比在英国的其他地方更常见，而在英国，新哥特式的风格总的来说分布得要比欧洲大陆上广泛：“这是复古的一种象征，但也象征着对急剧变革的反感。”通过回归中世纪的建筑，各学院显示了其机构的连续性。这是牛津的强项，比风格创新更重要，但同时又是它的弱点，是向单纯的传统主义的倒退。
博德利图书馆的正面看起来像一本打开的中世纪画册，建于1612年，采用后哥特式假拱，突出垂直线条。牛津大学的第一座非哥特式的古典风格小教堂是三一礼拜堂，建于1691年，内有吉本斯的别具一格的木雕。后来学院里只是偶尔出现过文艺复兴的主题，最漂亮的是在圣约翰学院的坎特伯雷方庭里，很不协调地同哥特式和巴洛克式格调混在一起（1631~1636年）。佩夫斯纳说，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拒绝态度“令人困惑，因为牛津在15世纪末期的英国人文主义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牛津大学大型的庆典活动在谢德尼剧院举行。谢德尼剧院是1663年由一位31岁的天文学教授克利斯托弗·雷恩设计的，他的朋友约翰·伊夫林叫他“那位奇异的青年”。谢德尼剧院是除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礼拜堂之外他承担的第一项公共任务，这两项工程是这位天才业余爱好者的两部经典作品。英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实际上不是建筑师，而是自然科学家。雷恩早在沃德姆学院就读时就设计出了有社会意义的发明，如机械的天气绘图仪和聋哑人字母表。谢德尼剧院屋顶的垂直结构使他对解决技术性建筑问题的兴趣首次得到了发挥，这个垂直结构成了牛津大学古典式建筑的代表。于此同时，雷恩被聘请参加圣保罗大教堂维修委员会，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后来，在被封为贵族并且服务于王室的时候，他还参与了牛津各学院的建筑项目；1681~1982年，他完成了基督教堂学院的都铎院，修建了一座雄伟的门楼，汤姆钟塔。我最喜欢雷恩的一部早期作品是众灵学院的日晷，设计于1659年。学院的图书馆是巴洛克式风格，富丽堂皇，日晷就安装在图书馆的南墙上：“时间匆匆而逝但不能被忘记”。
英国是一个日晷的国度。牛津大学将古老的日晷艺术保护得尤其好，好像人们在学院围墙的阴凉里不仅要计算太阳的行踪，还要以大胆想像的纹饰、天文学的智慧、拉丁文的魔诫召唤太阳似的。基督圣体学院入口处的大院里的鹈鹕柱上就绘集了27只不同的日晷，鹈鹕柱是基督教天文术的一根象征胜利的图腾柱，建于1579年。在默顿学院、布雷齐诺斯学院、基督教堂学院的墙上，在学院庭院和花园里，日晷到处可见，在大学学院的一扇楼梯窗户上甚至有只玻璃日晷，除了喷水嘴，它便是牛津最受欢迎的建筑艺术了。
第一部分 牛群渡口旁的骚乱第9节 建筑在牛津（2）
我们再回到众灵学院，克利斯托弗·雷恩曾经作为院士在那里计算过天体运行并掌管学院财务。他的助手尼古拉斯·霍克斯摩尔是伦敦人，设计了众灵学院的双子钟塔（1716~1736年），这真是哥特式风格的神奇的回应。霍克斯摩尔梦想着将整座城市改造成伟大的罗马巴洛克式风格，但他不像雷恩在伦敦那样得到热情的帮助，而且他的牛津大学委托人也不觉得这个喜剧丑角很了不起。他们只让他建造了克拉伦登楼和众灵学院的几部分建筑。霍克斯摩尔最大胆的设计—一座新图书馆的圆顶，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合作者苏格兰人詹姆斯·吉布斯完成。吉布斯曾经在罗马研习过圆形的拉德克利夫阅览室（1737~1748年）及其雄壮的圆顶—英国最完美的图书陵园，是雷恩的巴洛克式和罗马古典式的美妙结合。詹姆斯·吉布斯，这位天主教徒和雅各布二世的支持者，他在牛津大学只留下了这惟一的一部杰作。
为18世纪早期牛津大学的建筑繁荣做出贡献的还有两位业余建筑师。亨利·奥尔德里奇，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他为他的学院增建了一个住宅区，即佩克华特方庭（1705~1714年），其配楼像一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宫殿的门面一样围着内院。南厢是科林斯柱式图书馆，由乔治·克拉克设计于1717年，他是众灵学院的院士，又是一名业余建筑师。奥尔德里奇大长老，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和花花公子，城市教堂众圣教堂（1706~1708年）也是他的功劳，它如今被用做学院图书馆。亨利·基恩是洛可可…哥特式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受大学委托设计了拉德克利夫天文台，1794年由詹姆斯·怀亚特建成一座古典式风向塔—当时欧洲最奇特的天文台。
19世纪著名的英国建筑师几乎都在牛津留下了他们的作品—博物馆、别墅、教堂、板球馆，从希腊复兴式的阿什莫尔博物馆到吉勒斯·吉尔伯特·斯科特的城市路灯，整个是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风格的汇萃。如果有人嫌威廉·巴特菲尔德的基布尔学院过于高大威严，我会推荐他去参观伍斯特学院的礼拜堂：威廉·伯吉斯（1864~1866年）的室内布置造诣精深，当属维多利亚时代鼎盛时期的作品，是艺术史和创造史的集锦，包括椅子上雕刻的渡渡鸟在内。渡渡鸟是牛津大学真正的徽章动物，他们还为它另造了一只漂亮的笼子，一座由铸铁和玻璃建成的真正的大教堂：大学博物馆（1855~1860年）。该展览厅的设计标志着牛津大学由哥特派向工业时代大胆地迈出了第一步。
在19世纪，对于哈代小说中的主人公裘德这些石匠来说，这座破败钟塔的城市里有足够的活儿可干。几个世纪的煤烟严重损害了学院的墙壁，因而大规模的翻修工程势在必行。当地的石料，尤其是黑丁顿出产的石料，其耐蚀性能远远比不上珊瑚石。那是一种壳灰岩，我们在牛津的一些最古老的建筑里还能发现这种壳灰岩，存留在残垣断壁或在圣迈克尔的钟塔里。1825年前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学院维修开始了，先是采用蜜色的巴特山岩石，后来使用林肯郡出产的乳白色的克里舍姆山石灰石。对建筑门面的这些维修如此粗劣，就拿耶稣学院为例，威廉·莫里斯称其结果是“被造假破坏了”。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便宜的法国产石灰石（纯粹派艺术家们认为这种做法更糟糕）。
20世纪，保守的因循守旧在牛津大学也占据了主流。其中很明显的例子是纳菲尔德学院，设计于1939年，竣工于1960年，类似科茨沃尔德的乡村别墅式样。30年代的国际性风格推迟了30年才在牛津大学里出现。1958~1960年，迈克尔·鲍尔斯为圣约翰学院建造了一座学生住宿楼，该楼因其六角形的房间被称为蜂巢。它的正面为多角的锯齿形，玻璃大窗、金属窗框成为伊西斯河畔现代派的最早标志。然后，20世纪的建筑才真正地到来了，而且一下子跨出一大步，整整一座圣凯瑟琳学院（1960~1964年）都由阿恩·雅各布森设计，包括家具和餐具。几年后詹姆斯·斯特林男爵又为女王学院设计了一座大学生公寓，就是查韦尔河畔的弗洛里楼（1966~1971年），这是功利主义堪称怪异的一个实例。
南公园路以北的科技区开发得相当零乱，建筑上也毫无特色，这一带建筑几乎全是自然科学楼和实验室。该区边缘惟一一座值得一提的建筑出自莱斯利·马丁男爵和科林·圣约翰·威尔逊之手：法学院的图书馆（1961~1964年），它长长的带状连窗和方形灰砖让人联想到传统的建筑。
20世纪末，牛津大学经历了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建筑繁荣期。随着学生数目的剧增，各学院都急需新建住宿楼和教学楼。圣约翰学院（1993年）为理查德·麦克科马克的花园方庭投资了近3 000万马克，它是传统和现代派的成功结合。然而，大多数扩建都十分单调，要么是新乔治式风格，要么是后现代风格，总之失去了原来的韵味。最具特色的是莫德林学院（1994~1999年）的格罗夫楼，由戴米特里·波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