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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们常讲的，牛津运动起始于奥里尔学院的公用室。这场运动的先驱者，3名大学教师，曾聚集在那里—约翰·基布尔，后来的乡村牧师和深受欢迎的赞美诗诗人；爱德华·普西，希伯来语教授，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还有约翰·亨利·纽曼，圣玛丽教堂的代理牧师。他们在布道时以及在写给《泰晤士报》的总共70篇文章中宣传他们的改革思想：提倡基督教早期神学家们的理论，提倡古代教会的礼拜仪式，提倡圣礼的神圣，关心城里的穷人，而不仅是关心人们的灵魂生活。他们试图在罗马和英国教会之间找到一种中庸之道，一种新的英国天主教的虔诚感。
约翰·纽曼成了牛津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布道使圣玛丽教堂听众云集，分裂了牛津的一致信仰。亲耳聆听过约翰·纽曼布道的马修·阿诺德描写道：“在下午朦胧的光线里，穿过圣玛丽教堂的走廊，走进布道的讲坛，然后，他用语言和思想打破沉寂，犹如一种宗教的音乐—微妙、甜美、悲伤、催人神思，谁能抵制这圣灵出现时的诱惑呢？”纽曼的信徒们在言行上都追随他们的偶像，像他一样严格斋戒。1845年纽曼皈依天主教离开了牛津，这让他的弟子们也大为震惊。十几年后，前拉斐尔派的画家约翰·埃弗里特·米莱为他画了一副肖像画：面色苍白，苦行僧似的、魅力独特的形象，身着红衣主教猩红色的僧袍。
基布尔学院，在这牛津运动的诞生地，运动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具体，尽管它的反叛精神早就被圣公会的幕后统治集团消耗光了。只有圣玛丽·莫德林教堂被烟雾缭绕的大弥撒拯救了下来—英国圣公会倾向于天主教的高教会派的传统礼拜仪式。耶利哥城区的运河旁坐落着牛津运动时的战舰—圣巴纳巴斯教堂，建有新拜占庭式的金光闪闪的半圆形后殿。19世纪的一幅漫画将这座教堂画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车站，还在上面标着：“圣巴纳巴斯，统统换车去罗马！”
这一反教皇的情绪有其传统根源。人们曾经将天主教徒看做是服务于西班牙和法国的第五纵队，是英国的敌人，而且是一项政治死罪。现在好了：在这场运动的影响下，1840~1850年间英国天主教徒的数目不止翻了一倍，增加到了84。6万人左右。许多改变信仰的名人都来自牛津：像格雷厄姆·格林和伊夫林·沃这些作家，极度兴奋的抒情诗人和耶稣会会士G·M·霍普金斯，连罗马教皇都非常崇拜的英国天主教辩护士C·S·刘易斯。在牛津大学就读过的巴利奥尔学院的院长是宗教改革以来被选为牛津院士的第一位天主教徒—“斯莱戈郡人”厄克特，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学教师之一，他所谓的罪孽让格林的学友伊夫林·沃怒不可遏，伊夫林深更半夜在学院庭院里喊叫：“巴利奥尔学院的院长和男人睡觉！”在伊夫林的《重访布赖兹海德》里，雅斯珀尔给他的侄子查尔斯提出了那个牛津式的建议：“你要当心天主教徒们，他们全都是同性恋，讲一口难听的重音的英语。”
第一部分 牛群渡口旁的骚乱第3节 牛群渡口旁的骚乱（3）
直到1854年，大学才正式接收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其他的不信奉国教者入学牛津运动的结果。主要是取消测验活动，取消《三十九条信纲》条款，别的运动也想涌进牛津—铁路。不过它来的还是很晚，院长们直到1844年都在排斥它。当时邮车需要6个小时才能到达伦敦，所以何必让大学生们更快地接触到首都的诱惑呢？
大学也强烈反对大西部铁道公司将一个车厢生产厂迁到牛津的要求。1865年，斯温登公司获得了该项目。看上去工业革命在这座有着如梦似幻的尖塔的城市里没有燃起任何希望，虽然在1790年，像每个注重自己的名誉的英国人一样，牛津也修建了一段运河。对于这座城市而言，从经济上来看，这会促进它同考文垂和中部煤矿的联系；而对于院长们来说，这可是种大不幸。但是，这是自那个不幸的圣修士节骚乱以来，市民和学院师生之间的首次大合作。
中世纪时牛津的财富主要是织布工人们创造的。当他们搬到乡下时，这一行业带来了城市的经济损失，而从中获得好处的只有各学院，这下他们可以借机买下市中心最好的地皮了。19世纪中期，大学拥有不止30公顷的占地面积，超过一半的内城，而当地居民住在高街后面的狭窄胡同里，或住在条件恶劣的郊区。城里多次出现天花，圣埃伯贫民区里也发生过，而基督教堂学院就坐落在这个贫民区中央位置。1801~1851年，居民人数翻了一倍，增长到25 000人，但贫穷仍然笼罩着工人聚居区。19世纪时，牛津只有一种值得一提的工业—印刷业。其中最大的一家是牛津大学出版社，有750名雇员。
说起牛津大学出版社，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光辉笼罩着这个名字及其所有者和大学的徽标—三个王冠之间是一本打开的书，书上左侧盖有7枚印章，正面印有座右铭：“上帝是我的明灯”。大主教劳德早就认识到了，用上帝的话一定可以做成好生意。1636年，他为他的大学争取到了《圣经》的经营垄断权和出版“各种书籍”的国王特许令。19世纪，《圣经》和祈祷书成了这家出版社的畅销书，还有课本、选集、百科全书、词典，尤其是传奇式的《牛津英语词典》它们被成吨地用船只运往美国，运往英属殖民地，运往大英帝国的所有角落。于是牛津图书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出版社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但印刷工人们的工作条件如何呢？
1830年，出版社连同印刷厂搬到了耶利哥郊区的一幢漂亮的新建筑里。除了专业工人，出版社还雇有数百名孩子—因为工厂法不适用于出版社，他们才得以这么做。在这里，刚满10岁的排字童工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收入5个先令，有些孩子只拿到一半。人们称他们为排字小鬼。为了不必付给他们成人工资，年满16岁后他们就被辞退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印刷厂里的情况也不比这里好。那么今天呢？牛津图书在世界各地印刷，只是不再在牛津印刷。自从1989年，这所大学关闭了它自己的失去了竞争能力的印刷厂。
19世纪早期，自从作家威廉·科贝特1821年就读牛津时轻蔑地离开了学院，离开了“它所隐含的威胁和它派出的马蜂”，对这些象牙塔里的学院的批评就越来越尖锐。1854年的大学改革改善了管理和教学计划：自然科学学科被吸收进了教学计划，而且增加了贫穷学生入学的机会。25年后，第一批女生来到了牛津。1877年，它也取消了院士禁止结婚的禁令及其他限制。直到这时，中世纪才在牛津大学结束了。
1900年，城市拥有近5万居民，早就超出了大学的人数，将近2 500名大学生和讲师都骑自行车上下课。这场牛津运动形成了大英帝国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自行车俱乐部，即于1877年成立的大学自行车俱乐部。俱乐部就在英国自行车密度最高的地方，宽街尽头王臂酒吧旁的十字路口。全世界或许只有越南河内街头的自行车比牛津多。一位先知先觉的市民发现了这些情况，他14岁时开始为大学生们修理自行车，1901年他在高街开了一家自行车商店，后来成为英国最成功的汽车制造商，他就是威廉·理查德·莫里斯，纳菲尔德子爵。破旧的莫里斯车库就是MG品牌的发育细胞，坐落在长墙街21号，邻近莫德林学院对面的罗特威尔德公园。
1913年，第一辆莫里斯牛津牌汽车从考利郊区的工厂里开了出来。那是有着牛鼻子模样的体积小而便宜的莫里斯汽车，其受欢迎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之后不久，每年就有10万辆车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另一位“花言巧语”的威廉·莫里斯在结束他的牛津学业后倡导工艺美术和社会主义，而他的兄弟则第一次让本城的居民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高收入。1936年这些莫里斯工厂是美国境外最大的汽车制造厂。1945年之后，牛津还生产出两种成功的汽车：莫里斯·米诺尔，战后英国的一个象征；微型奥斯汀，在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人人都在开着它，从特威吉到斯诺登伯爵。在巅峰时期，考利汽车制造厂和钢铁厂的职工人数将近3万人。经过多次重组之后，当1994年宝马公司收购剩余部分时，只剩几千名职工了。但考利的生产流水线又开始生产那种日本最畅销的英国微型汽车的后代车型了。
在莫里斯汽车繁荣的那些年里，在市民和师生之外又出现了第三个牛津，约翰·贝奇曼称之为汽车城。当时牛津城变成了考利的拉丁语区，牛津大学只是这座工业城市的附属品。大学生斯蒂芬·施彭德感觉那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大学里惟一像牛津的部分是学院、教堂、教室和旧建筑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岛屿世界，它被夹在工业城的红墙般的海洋之间，卡车和汽车在这之间往来，像是希腊岛屿外新兴时代的船只。”城市居民人数在30年内增加了一倍，1939年将近10万人，主要是来自威尔士和英国中部的外来人口。不过，大学也在膨胀：由1850年的1 300名大学生增加到1931年的4 600名，而到20世纪末增加到3倍还多。女学生、国立学校、自然科学家和毕业生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学校的飞速增长。
1934年10月，一位来自法兰克福的年轻哲学家开始了那场英雄式的试验，在默顿学院的了不起的小伙子们中间推行“非思考的思考”。他叫做西奥多·维森格兰德…阿多诺，当时被纳粹党驱逐出了德国。希特勒时代，逃到牛津的人群中也包括奥地利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埃尔温·施勒丁格，还有他的来自柏林的同事尼古拉斯·科尔蒂，作为克拉伦顿实验室的一位主要的实验物理学家，尼古拉斯后来参与了英国的核炸弹工程。逃亡过来的还有海德堡的思想史学家雷蒙·克利班斯基、维也纳的艺术史学家奥托·佩希特和勋贝格的学生埃贡·韦勒兹，后来担任林肯学院的拜占庭音乐专家来自汉堡的厄恩斯特·卡西雷尔、弗赖堡的爱德华·弗伦克尔—牛津古典语文学教师中的首位外国人。在这许多德国科学家逃亡过来之后，牛津叫做“欧洲最好的德国大学”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抒情诗人和散文家米歇尔·汉堡也在孩童时代随他的犹太家庭于1933年逃出柏林，在翻译赫尔德林、策兰、格拉斯等人的作品从而将德国文学译介到英国并因此而出名之前，他也在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学院“哥特式老虎凳上忍受了几年”。博德利图书馆收藏的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档案资料卷帙浩繁，这要归功于一位德国流亡者—巴利奥尔学院院士阿尔布雷克特·门德尔松…巴托尔迪，他是作曲家的一位后继人。
今天，牛津有40所学院。难怪有则老笑话讲，美国游客时常会在牛津街头问路：“牛津大学在哪儿？”在大学的影响下，牛津出现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学校，例如预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