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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来，去礼拜堂、参加晚礼拜，就像穿长袍一样，都属于学院传统。如今参加晚礼拜的旅游者远远多于大学生。有时候在冬天，唱诗班比堂区还多。这时他们的听众几乎只有石头雕塑，祭堂墙壁上昏暗壁龛里的那些先知、天使和圣徒们。但即使面对着一间空屋，他们也总是像节日里礼拜堂座无虚席时一样集中精力演唱。原则上，他们并不需要听众。难道他们从一开始不就是为了赞美上帝、为他们的学院资助人的灵魂祈求安宁吗？但除了这种学院内部的义务，早就有其他活动带给唱诗班最高的荣誉：国际音乐会巡演、录制CD、在博士学位颁授典礼上登台献演、在电视节目里、在下一部牛津影片里。另外，没有哪家音像制品厂能用它的数码设备取代礼拜堂，取代晚礼拜的魅力，因为建筑和优美音色的相互映衬是所有教堂音乐的一个重要因素。
莫德林学院唱诗班的男童们每年一次登上学院的钟塔，在晨曦里歌唱五朔节。他们从6：00开始演唱《感谢天父》，一首古老的圣餐赞美诗。这时，拥挤着数千名学生、市民、游客的高街上会霎时一片宁静。五朔节的清晨，莫德林学院最先敲响钟声。最漫长的牛津之夜就此结束，狂欢了一通宵的人们此刻走回学院，前往酒馆或城区的咖啡馆用早餐。莫里斯舞者穿行于街头，年轻人头戴长春藤花环或柳枝编成的花环，还有人抱着他的泰迪熊在起舞。还有人抱着一根硬纸板做的带睾丸摇鼓的硕大阴茎，还有一只红丝绒阴道环。“粗俗，野蛮，都疯了。”杰克评论这“影子王国”的疯狂时说道，这位牛津教员曾带他的美国女友一起参加了莫德林学院钟塔上的五朔节咏唱会。
音乐同戏剧表演和体育一样属于学院生活。除了众多的音乐俱乐部外还有两支管弦乐队，它们差不多清一色由大学成员组成，另外还有不同的室内乐队和唱诗班，其成员也来自城里，一个市民、师生、职业人员和业余人员的清新组合。我很少见过牛津大学管弦乐队这样充满激情的乐手，很少见过霍利威尔音乐厅里这样内行的观众。“有一回，节目单里有德沃夏克的一部不知名的作品。”科林·德克斯特告诉我说，“管风琴师碰上塞车堵在路上了，我们坐在那里只有等着，最后指挥问道：‘哪位观众会弹德沃夏克的这首安魂曲吗？’当场就有13人自告奋勇。这就是牛津—我们这里每个人的素质都很高。”
几乎到处都有音乐会，在学院的礼拜堂和教堂里，在弗洛伊德咖啡屋里，在圣希尔达学院的雅克林音乐厅里，在谢德尼剧院和霍利威尔街上一座不起眼的房子里。霍利威尔音乐厅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剧院之一，1748年以一部亨德尔的清唱剧庆祝它的落成。1791年7月7日，约瑟夫·海顿在这里指挥了他的G大调第92号交响曲，就是那所谓的“牛津交响曲”。次日，他在谢德尼剧院被授予音像艺术博士头衔。霍利威尔音乐厅里较不寻常的一次经历发生在20年代，当时的工党议员汤姆·德利贝格在那里对着麦克风朗诵他的诗作，伴以打字机的哒哒声，朗诵到高潮时使用了抽水马桶声，这真是一部前卫的冲水协奏曲。
不仅贝特收藏社和阿莱格利四重唱安家在牛津，他们一个收藏历史乐器，一个是国际知名的弦乐四重奏乐队。摇滚乐队“收音机头”（Radiohead）和“超级草”（Supergrass）也来自牛津。披头士乐队也在1964年来过这里，虽然仅仅是出席一场由一位名叫杰弗里·阿彻的布雷齐诺斯学院的大骗子安排的慈善宴会。当时，见识到精明的阿彻搜罗捐赠的情形之后，林戈·施塔尔评论说：“那家伙会将我的小便灌进瓶子，拿去卖上5英镑。”
第一部分 牛群渡口旁的骚乱第11节 名人廊：牛津的生态传记（1）
牛津总让她感觉自己愚蠢。
她无法忍受牛津。
—弗吉尼亚·伍尔夫，《岁月》，1937年
伊莱亚斯·阿什莫尔（1617~1692）
一位皮革匠之子，曾就读于布雷齐诺斯学院，做过律师和税务官，娶了一位富孀为妻之后，没有任何顾虑地静心于研究他所喜好的自然科学。阿什莫尔是皇家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嘉德勋章史的创作者，玫瑰杂交专家，他更是一位锲而不舍的收藏家。1683年，阿什莫尔将他伦敦的朋友、宫廷园丁小约翰·特拉德斯坎特的稀世珍品，连同他本人收藏的硬币等物，捐赠给了牛津大学，这就是英国的第一家公共博物馆老阿什莫尔博物馆的基础。和他的同代人塞缪尔·佩皮斯一样，阿什莫尔也记日记，长达50多年，但他使用的暗语复杂异常，直到1949年牛津学监库尔特·乔斯滕，一位德国人，才将它破译了。
艾赛亚·伯林（1909~1997）
一位思想史学家，是沃尔夫逊学院的首任院长，往来于牛津和华盛顿、上层社会和高桌之间的学术界的浪荡子。作为生活在英国的俄罗斯犹太人，他尤为突出地体现了牛津精神，成了人们的崇拜偶像，头戴20多顶名誉博士帽。他出生在里加，童年时经历过沙皇的垮台，后来目睹了前苏联的瓦解。他反对极权主义的世界模式，提倡个人自由：“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平等、公理、公正、文化、人类幸福或良心安宁。”① 伯林的自由主义强调评价的不一致性—将宽容和多元论作为思维和生活方式。他著书谈论大卫·休谟、亚历山大·赫尔岑和马克思，谈论启蒙运动和反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康德、赫德、哈曼，批评他们总是以某个人为依据来介绍思想史。他的行文形式是传记式散文，体现了一种叙事性思维，以“滔滔不绝的雄辩表达出来”（艾略特语）。他是众灵学院建院500年来的首位犹太人院士，也是第三位被选为牛津大学院士的犹太人。他的谈话和蔼亲切，实为牛津智者中少有的特例，透露了他的才智在那里获得的成功。
威廉·巴克兰（1784~1856）
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先驱、基督教堂学院大教堂的堂长。他是一个天才般的喜剧丑角。他在老阿什莫尔博物馆举办的讲座很叫座。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之前，他就让听众们传看化石，解释创世纪谈的是上帝和人的关系，不是和爬行动物的关系，因此，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纠正创世纪史是不可避免的。他是第一位于1824年科学地描绘恐龙的人，那是只巴克兰巨齿龙。在基督教堂学院的房子里生活着巴克兰的家庭、蛇、猫头鹰、雪貂和鬣狗。由于这位学者永不魇足的好奇心，饭桌上有时会有犀牛酱、烤豹排或鼹鼠肉。牛津的大学教育也让他的儿子，自然科学家弗兰克·巴克兰，受益匪浅。弗兰克养了一头温驯的熊，它头戴帽子身穿学袍陪他出席晚会。当人们在西西里岛上指给他父亲看罗莎丽娅圣女的遗骨时，老巴克兰解释说：“这是羊骨。”在那不勒斯，他跪在盖纳洛圣者的血迹前，用舌头舔尝，最终发现是蝙蝠尿。巴克兰收藏的很多化石和矿物质今天都保存在大学博物馆里。
罗伯特·伯顿（1577~1640）
“很少有人知道他／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小德谟克利特安息在此／忧伤赠予他／生命和死亡。”这是基督教堂学院大教堂里他的碑铭，用拉丁文写的。1621年，伯顿化名“那位古代哲学家”出版的《忧郁解剖学》使他一举成名，这是对人类求知虚荣的辛辣讽刺。“我们过着一种好斗、多疑、紊乱、忧伤和痛苦的生活，如果我们能预见未来，能够选择，我们会拒绝这一痛不欲生的生存，而不是去接受它。”在伯顿以百科全书式的博学所宣传的这个徒劳无益的世界里，连宗教也不能带来安慰，因而他独特的虚幻意识要比后来的所有荒谬派名家激进得多。《忧郁解剖学》是惟一一本让约翰逊博士比平时早两个小时起床而阅读的书。作为基督教堂学院的神职人员和学者，伯顿不为成功所动，他继续过着他的书痴生活，直到生命终结。“我不贫穷，也不富足；我拥有得很少，但我什么也不需要。”据说他大多数时候表情沉默阴郁，但他总能令人们发笑。只有听到泰晤士河上的船工诅咒他时他才会开怀一笑。
刘易斯·卡洛尔（1832~1898）
柴郡的牧师之子，左撇子，右耳聋。1851年起就读于基督教堂学院，后任数学讲师，直到去世都生活在那里。他的故事吸引了所有小女孩和整个世界。他本名查尔斯·勒特威克·道奇生，他颠倒了他的名字的前后顺序，变成拉丁语的勒多维科斯·卡洛鲁斯（Ludovicus Carolus），再变成英语的刘易斯·卡洛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镜子后面的故事》（1871年）就是以这个笔名发表的。这些儿童作品使他成了“所有当代文学的鼻祖”，这是乔伊斯对他的赞语。童年和荒谬、不合理的逻辑游戏是他的避难所，这些书是对束缚他的生活的疯狂发泄。他收藏的青春期前的女孩的照片使这位害羞的小伙子死后背上恋女狂患者的骂名。但道奇森的眼睛要比我们为之痴狂的洛丽塔的眼神清白得多。
理查德·道金斯（1941~ ）
社会生物学家，牛津大学的首位通俗自然科学教授，大学生们又叫他“公共误解教授”。道金斯的“自私自利的遗传基因是进化的真正动力”的理论使他的知名度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他还是一位天才的通俗书作家和畅销书作者，作品有《自私的基因》（1976年）、《失明的钟表匠》（1986年）、《伊甸园之河》（1995年）、《解析彩虹》（1999年）。他自称为一名正统的新达尔文主义者。
蒂莫西·加顿·阿什（1955~ ）
研究英国探险家历史的历史学家，圣安东尼学院的院士，2001年起担任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他以目击者的身份描写东欧的剧变—《一个世纪的落选》，分析德国的东部政策—《以欧洲的名义》（1993年）和他自己的斯塔西① 档案—《罗密欧档案》（1997年），将记者的调查和档案馆里的资料研究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当《法兰克福总汇报》问他最喜欢什么颜色时，他以牛津人的风格回答道：“莫德林学院钟塔的颜色。”
多萝西·玛丽·霍奇金（1910~1994）
化学家，结晶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一开始在剑桥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1936年来到牛津。她对盘尼西林和胰岛素的结构进行了创新研究。1964年，她因为研究维它命B12的结构成为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第三位女性。20世纪60年代，霍奇金积极参加反核运动。她在萨默维尔学院教过的最有名的女学生是玛格丽特·撒切尔。
本杰明·乔伊特（1817~1893）
柏拉图作品翻译者，巴利奥尔学院院长，牛津大学的狂妄自大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成功伦理学的象征。“我先说，我叫乔伊特。不存在知识，而我知道这一点。我是本院院长。凡我不知道的皆非知识。”（摘自大学嘲讽诗，1881年）乔伊特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