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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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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底党中央迁到瓦窑堡之后,李坚贞与红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邓振询(邓仲铭)举行了婚礼。抗战爆发后,李坚贞随丈夫一起南下参加新四军的改编工作。
  那些还没有恋爱对象的女性,组织则开始为她们张罗婚事。
  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她们都攀了高枝,嫁了高干。女红军吴顺英由人介绍,嫁给了战斗英雄马树良——这是一位残疾军人,当时是中央党校的大队长兼军事教员。
  女红军中也有不服从组织介绍的。例如,谭怀明(后改名岳克)在红军大学工作,领导给她介绍一位红军的师级干部作为恋爱对象,性格泼辣的她一口回绝了,原因是男方年龄偏大:“我找的是老公,不是找靠山。”后来,她选中了红军大学青年教导大队23岁年轻英俊的政委张忠,两人结了婚,生活也很美满。
  没人知道她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女团长
  走上长征路的女性也许并不知道,一些人的苦难并不会因为长征结束而完结。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她们遭遇的不幸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
  李桂英在女红军中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放开缠脚布、第一个剪去长辫子,第一个解除了童养媳婚约。她和丈夫戴元怀于1935年2月被一起留在川黔滇边区开展游击战争,还不到一个月,戴元怀就牺牲了。不久,李桂英又嫁给了纵队政治部主任余泽鸿。可他们的孩子出生还不到3天,余泽鸿也牺牲了,孩子只好送给了老乡。1936年1月她被捕入狱,抗战爆发之后才出狱,参加了组建新四军的工作。周恩来曾经感叹地说:“李桂英在长征中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的比我们都要艰难啊!”
  红军中赫赫有名的女团长王泉媛练就了一身武艺,她在瑞金中央马克思大学学习期间,军事技术、战术和指挥的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全校第二。她与王首道是经过特批在长征队伍到达遵义时结的婚。当中央红军中的绝大部分姐妹都已经胜利到达陕北的时候,她于1936年8月被上级调到妇女先锋团任团长,随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血战失败后,她在祁连山南山的梨园口被马家军俘虏。在监狱中她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由于她长得漂亮,气质又好,马步青想娶她做姨太太,她只好被迫认马步青的老婆当了干妈。不料,她却被迫嫁给马步青手下的团长马进昌做了小老婆,直到1939年3月才只身逃出马家大院。她找到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但当时对失散人员有严格的规定:离队一年的可以回队,两年的调查,三年的不收。她身上没有任何证明,办事处的人给了她几块大洋,打发她回了江西吉安的老家。后来她嫁给了家乡的一位烈士后代,下地种田,自食其力。解放后,当地人还不知道她就是红军著名的女团长。直到76岁的时候,她才享受到相应的待遇,国家分给她一套公寓,她收养了6名孤儿相依为命。
  1935年4月,按照中央的指示,谢小梅和罗明夫妇两人离开长征的队伍,留在了贵州搞地方根据地建设,不久被捕。谢小梅用随身保藏的金戒指贿赂法官,夫妇才得以出狱,流落到贵阳。谢小梅给有钱人做了女佣,罗明则当了扫大街的。后来,两人又被叛徒出卖,经历了九死一生。被保释出狱后,罗明病重不能干活,靠谢小梅糊信封勉强维持生活。抗战开始后,这对夫妇改了名字,成了“党外爱国人士”,谢小梅当过图书馆管理员、百货公司采买员,1981年3月才被恢复党籍。
  脚下路走完,笔下树丰碑
  李伯钊在中央苏区有“赤色明星”之称,不仅能歌善舞,而且能写能导,在长征途中创作了许多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戏剧、歌舞。1950年,李伯钊创作了歌剧《长征》,第一个把长征题材搬上文艺舞台,第一次在文艺舞台上塑造毛泽东的艺术形象。上演后,引起强烈反响,每当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时,剧场里掌声雷动。歌剧融进了红军战歌、根据地和长征经过地区的民歌,前后写了17稿,聂荣臻、肖华、陈锡联、李涛都是军事顾问,老舍和曹禺也从结构和人物上提过意见,导演过《龙须沟》的焦菊隐出任导演。
  毛泽东看完《长征》后,专门委托女儿向李伯钊转达了意见:“写革命、写长征我都赞成,但不能拿我毛泽东当菩萨拜哟!党内有那么多好同志,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就拿长征来说,有几个方面军哩,有那么多领导同志哩,应当写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写几个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他们,我毛泽东独龙能下雨吗?光写我怎么行哩?”
  李伯钊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将歌剧改编成话剧《北上》,增加其他几个方面军长征的内容。1978年2月,历尽艰险的话剧《北上》终于最后脱稿,舞台上从此又多了周恩来、朱德等领袖形象;而李伯钊却在运动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患了脑血栓。
  马忆湘的《朝阳花》,是由女性亲历者创作的第一篇反映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她10岁当了童养媳,13岁参加了红军。长征途中,因为她生的白净秀气,曾被政治部门误当做地主土豪家的孩子而受到审查,并险些被赶出红军队伍。在贵州,她险些在大雨中滑入山谷,是贺龙把她拉了上来。马忆湘只在陕北云岩工读学校读过几个月书,构思和写作《朝阳花》花了她十多年的时间。小说以红二方面军医务人员为题材,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反映了长征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小说于20世纪60年代付梓以后,立刻受到读者的追捧,截止到1978年,印刷了10次,累计印数达100万册,被翻译成日文出版。当时,她把自己的1万元稿费一分不剩地全部交了党费。
  【点评】走过长征心中无悔
  人们用脚走出的长征,即使路再长,也有到达终点的那一天。但留在人们,尤其是女性亲历者心中的长征,却永远没有终点。
  长征路上,几乎每天都有战斗。据统计,仅中央红军就渡过了22条河流,爬过20座高山,其中5座终年积雪,占领过62座城镇,这些地方几乎都留下过这些可敬女性纤纤的足迹。
  她们不曾忘却长征,后人也不会忘记她们。


  第七部分 民族策略之谜

  第一章 秋毫无犯(1)

  ——红军民族政策之谜
  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主要活动在西南、西北地区,那里是国内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包括苗、瑶、壮、侗、水、土家、布依、白、纳西、彝、羌、藏、回、裕固、东乡等十多个少数民族)。长征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和行程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如此长期、广泛地与少数民族接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段艰难的历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动人篇章——苗寨反奸、彝海结盟、羌民支前、藏区建政、回族拥军……红军长征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正确民族政策的胜利。
  白崇禧派奸细到红军营地放火
  中共中央在1922年7月制定的党的二大《宣言》、1923年6月为三大制定的《党纲草案》中,都强调了民族平等团结、反对民族压迫的原则。不过在长征之前,由于中国共产党主要在汉族地区进行革命活动,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经济与文化、风俗与宗教还缺乏细致的了解,也很少有实践的机会。
  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云南中甸时,藏民组成采购组,
  帮助红军向寺庙购买青稞。这是贺龙颁发的委任令
  中央红军长征,不到两个月便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1934年12月上旬,红军突破湘江进入广西北部山区,那里是苗族、瑶族、侗族等聚居区。当地民众长期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压迫,出现了对汉人心存疑惧甚至仇视的心理。红军到达当地后,沿用在汉族地区打土豪的办法,打击反动寨主并没收其财物分给穷人,许多群众因阶级利益的一致消除了民族隔阂,拥护红军。不过苗族区域也有一些寨主组织武装与红军对抗。
  红军经过广西北部时,军阀白崇禧派出一些别动队员,并雇用地痞流氓,让他们穿上红军掉队被俘人员的服装,利用夜晚去纵火,造成红军宿营地不断发生火灾。据干部团的人回忆,越过老山界进入苗民区域的第四天,寨子里便火光冲天,大家惊醒后急忙抢救,随后还送给群众一百多块大洋。
  夜宿龙坪寨的周恩来有一次也险遭不测。他的警卫员魏国禄回忆,一天晚上“夜间12点左右,我被哨兵的叫喊声惊醒,爬起来跑到门口一看,哎呀!周副主席住的房后边火光冲天!”“我不顾一切地保护他从房内跑了出来。不一会儿,这间房子就被熊熊的大火吞没了。”
  龙坪寨起火当夜,周恩来马上召集开会,指示保卫局局长邓发一定要把放火者查出来。经过彻夜清查,三个混入的人被抓到,他们承认是桂系军阀派来的放火者。当晚,朱德总司令专门颁布命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形象。各兵团首长及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此后,红军抓到纵火者,都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枪决。群众知晓真相后无不义愤填膺,一些人出于对国民党桂系军阀的憎恨,还当场要求参军。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藏区,起初仍想按照在苏区打土豪的老办法取得藏族民众拥护,但发现多数藏民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少数未跑的藏民多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枪严阵以待,不许红军靠近。这种无情的现实,使红军以往的办法失灵,不得不考虑实行新政策。
  藏区统战:改打土豪为团结上层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进入藏区后,同当地群众难以接触,筹粮困难,部队生存面临着巨大威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说:“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
  在这种特殊的民族区域里,中共中央决定必须实行特殊的民族政策,并提出:“不懂得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进入藏区的红军把尊重宗教信仰、民族风俗习惯和保护群众利益等若干注意事项编成的“四要十不准”歌谣,全军普遍教唱。红军改变了原先实行的打土豪政策,对藏族上层团结争取,力求他们与红军合作并帮助筹粮,至少应做到互不相扰。
  为使藏族群众消除恐惧返家,红军以实际行动表现严明的纪律,不进当地视为圣地的寺庙,烧了牛粪还要留下银元。少数躲在村寨中的人见此情景,走了出来,红军就托他们上山向群众喊话,或请寺庙喇嘛活佛带信,解除群众的疑惧。红军总部到达康区的炉霍,朱德强调首要任务便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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