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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责任像个母亲般地对待她。她是北平人，和其他佣人不大合得来——只对杜忠一家人忠心——她来自农家，对皇上钦点的“翰林”具有特殊的敬意。结果呢，她对市长一家人的看法就跟柔安一样，柔安有很多秘密只对她一个人说。唐妈有朴实的脸孔、宽厚的肩膀和扭摆的小脚。她对柔安很尽责，随时留心着柔安的饮食、穿着和利益。柔安对她的信赖，不下于对自己父亲的信赖。一年前当父亲还住在这里时，他们三个人就像一个祥和的家庭。
“小姐，你回来啦！”唐妈说。
“唐妈，你看，我在街上和警察打架受了伤，所以才打电话告诉你，说我昨儿个不回来。”柔安摸着脖子上的膏药说。
唐妈拉着一张脸，检视伤痕。柔安将膝上的淤青指给她看，还告诉她打架的详情。
“他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唐妈咂着舌说。
她直到替柔安清洗膝部，仔细包扎后，才放下心来。
柔安一拐一拐地上床时，春梅正走进来。
春梅是个二十八岁的少妇，有尖挺的鼻子，高耸的颧骨和灵活的眼睛，从她的衣着看来，谁都会以为她是这家的小姐。她留着短短的烫发，身穿黑缎长裙，衬托出她优美的身段。她精力充沛，常过来找柔安聊天，毕竟柔安是这幢屋子里惟一与她年纪相仿的女人。她跨上台阶，就大声宣布自己的光临：“三姑，真高兴你回来了。我听唐妈说你昨天没回来。”
她看到柔安的脚微跛就说：“怎么，出了什么事？”
“梅姐，您坐，”柔安拍拍床说。她叫她“梅姐”，因她的地位比仆人高，又是市长孩子的母亲。
春梅坐在床边。柔安想了想，说：“梅姐，我想今天晚上吃晚饭时，我和您换位子。不想让叔叔看到这个。”她指了指耳朵后面的纱布。
“怎么会受伤的？”
柔安把事情经过告诉她。
“那简单，你把头发放下来。老头子看不见的。”春梅总是在背后叫杜范林“老头子”。“老头子”比“老爷”亲密些，又不像“老古板”那么不敬。
“他昨天晚上问起你。我告诉他你要留在学校开会。”她对小姐眨了眨眼，接着说，“把手表拿给我。我会派人拿去修理。”
柔安好感激。春梅当家，总是为她做好事，并且替她节省开销。春梅继续说：“你不必谢我。大夫邸的财产不是你爹和你叔叔共有的吗？我想你爹也不必觉得是在花他弟弟的钱。虽然老头子爱发脾气，不过我们这可是在分享祖先的财产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不相像的兄弟。就算所有的钱都是你叔叔赚来的，也全是靠那口大湖。俗语说‘抓贼打虎靠血亲。’你爹自尊心很强，我知道，不过他是读书人嘛。家里面一个兄弟做学问，另外一个当商人赚钱，不是挺光荣的吗？”
柔安不好意思向春梅提起那个送她上医院的青年，告诉唐妈倒无所谓。
春梅起身要走说：“我来安排今天晚上吃饭的位子。老头子正在睡觉。我偷空溜过来找你聊聊。现在我得回去了。”
春梅走后，柔安不由得佩服这个美丽又能干的女人，虽然不认识字又只是个丫头，单凭她个人，终于爬上了这个家庭的一席重要地位。
***
过了一个礼拜，柔安的叔叔杜范林饭后正在他自己房里看报。第二个院子的格局和其他屋子一样，中间是客厅，两边是厢房。两厢房各用隔板隔成两间卧室，因为以前盖的房子都很宽敞，深达三十尺。太太的卧室在西厢，老爷的卧室在东厢，春梅和孩子睡老爷后房。
杜太太年届五十，正到达对自己家庭地位感到安全无虑，住得好、用得好，舒服但又寂寞的晚年。她替丈夫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十六岁那年的夏天，在三岔驿的大湖里淹死了。后来老二祖仁又出国了。现在他长大成了家，却搬出去住，这是个令她难以接受的事实。她原以为在晚年能有儿孙绕膝。而今除了春梅生的两个儿子之外，屋里听不到小孩子的声音，虽然他们也奉命叫她“婆婆”，叫前市长“公公”，但不是她真正的“孙子”。
年轻的春梅掌管了她的家，在这儿生了根，证明了她干得什么事都不能少她、而且聪明得难以匹敌，这实在伤透了她的心。惟一的好事就是丈夫不再来打扰她了。春梅很尊敬她，愈发使她感到无助。她不读书看报，以前常出去打打麻将，或是邀人来家里摆一桌。但是近来她常犯神经痛，不这么常出门了。没事的时候，她就翻翻箱子，看看自己的东西和丈夫的东西，然后监督一些家事，其实这些春梅都已经弄得有条有理了。她知道自己根本不是这个年轻女人的对手。
杜范林在桌灯下的一张广东运来的桃木躺椅上坐着。春梅则坐在后屋里做着女红，不去打扰他。但是他需要任何东西时，她一定唯命是从。他愈来愈少不了春梅，他被她年轻的风韵迷住了。春梅在附近时，他就觉得很轻松舒服。有时候他为自己找借口说，一个男人为公务忙了这么久，应该享有个人的一点娱乐。他觉得自己真有福气，能有春梅伴在身边，他对她的才干和自己的好命感到妙极了。他找不到比她更迷人、更聪明、更有用的妾了。一切都那么自然，虽然破坏了常规，他却觉得很舒服。
他对她喊道：“春梅，你要不要去笛笙楼听个女的唱大鼓？北京来的。我接到四张明晚的招待券。报纸上提过这个女的呢！”
春梅说她很愿意去。“婆婆去不去？”她问道。她知道太太闹神经痛，正躺在床上。
“我想她不会去。”
“我想带三姑和孩子去。”
“你们年轻人去。那个地方孩子去不好，叫祖仁和香华跟你们坐我们家那辆车去。我要他们明晚过来吃饭。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和祖仁商量。然后你们再一起去看戏。”
她打电话给祖仁的太太香华，香华很高兴，来西安后，她一直觉得无聊极了。
春梅回房后，范林拿出一封大哥刚来的信给她看。
“我大哥真是疯了，莫名其妙地写了这封怒气冲冲的信来。他是气我赚钱。”
“信上怎么说？”春梅把全家发生的大小事情都看成是自己的职责。
“哦，说到我们大湖边的回族邻居。他认为我们该拆掉水闸，好让水流向回人的谷地。”
所有的家事中，春梅最不了解三岔驿的大湖。她只知道他们咸鱼生意全靠那里得来。她从没去过那里。每回杜范林和杜太太去，她都得留在家里照料一切。
杜太太把她留在西安，还有一个理由——祖宗的祠堂在三岔驿。杜太太绝不让春梅参加祭祖，怕她成为家里正规的一分子，那样会产生微妙的问题。年轻聪明的春梅可能凭着是“孙子们”的母亲而压倒她。杜太太连一回合也没赢过这个丫头。
春梅知道老爷每回看到柔安的父亲在信里提到水闸，就冷冷发笑。她知道那道水闸替三岔驿的老百姓带来困扰，也引起他们兄弟俩的不和。
“告诉我咱们那些回族邻居的事吧，柔安她爹怎么说？”现在她说。
杜范林知道春梅在管家方面很能干，可是他从不和她讨论重大的决策。如何对付回人是他要和儿子商量的事，对女人来说，不大易理解，所以他笑笑说道：“别让你这漂亮的头脑为这种事烦恼。”
春梅受了委屈，但是没说什么。
第二天晚上祖仁和香华来吃晚饭。他是个方脸的年轻人，身材短小而精悍。他和时下的先进年轻人一样，穿一件扣着领口的海蓝色哔叽中山装。外衣口袋突出一支金笔。香华很时髦，穿一件紧贴的旗袍，瘦削的脸仔细地抹了胭脂。
祖仁来和他爹谈论生意。他不了解这些年轻女人们为什么对听大鼓这么有兴趣。他从来不爱听音乐，管他是国乐或是西乐。在纽约大学念书的时候，他喜欢到露西剧院看表演。有一回别人带他去卡内基音乐厅听演奏，他在座位上局促不安，感觉像是被迫来听一小时不知道哪一国的讲演，而又不敢提早离席。今晚是因为香华很想去，他才勉强同行，他知道陪太太一块参加晚会是做丈夫的义务。
饭桌上他爹提起大伯的来信，他把信看了一遍。
“都是傻话。我们重视咸鱼的生意。惟一没做的当然是把湖水闸起来。自从我筑起那道水闸，湖里的水位升高了十尺左右。水量一增加呀，每年我们都抓到更多大鱼。现在我们的咸鱼还远销到太原、洛阳呢。生意将继续扩大，而且我们可以尽量地放鱼苗进去。只要不被河水冲走，鱼就会繁殖得愈来愈多。我真不懂大伯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已经要市政府的人在水闸上贴布告，凡是入侵者都要送法严办。几个士兵就够对付人了。”
“我爹就是担心这一点。他说士兵不能阻止战争，倒是会引来战争。他不相信我们可以凭武力去保护这个远在山里头的水闸。”柔安说。
祖仁带着急速、半谦虚的笑容看着堂妹。
“柔安，你爹是个大学者。但是他不懂得做买卖。”
他说得很客气，以免得罪了她。柔安知道水闸是他想出的鬼主意——他回来加入他爹业务之后所想出来的第一个赚钱计划已经发生效用了。她不想和他争辩，只说：“我听爹说过，爷爷就是不依靠武力，才使得三岔驿躲过了一场流血战争。”
春梅专心地听，没有插嘴。香华则一向对丈夫的生意不感兴趣。柔安一心想去听大鼓。在北平的时候，她就很喜欢去听人说书，那些说书的都有一种专门的技艺，把歌曲和音乐揉进故事里去。崔遏云是北平来的。何况，柔安读过一篇文章谈及这个女孩的表演，文章上署名“飞”。一吃完晚饭，大伙儿都准备好到笛笙楼茶馆去。
四
茶楼还是和平常一样喧闹，杂乱空荡的墙，早几年前就该粉刷的斑驳柱子，变了色的桌椅，边上还有一道灰扑扑的废梯。但是在气氛上迥然不同，而且观众之中不乏衣着考究的人士。报上评论都在赞扬这位唱大鼓的艺人。星期六晚上总是比较叫座，有学生、有店员，连市政府和铁路局的职员们也带着全家大小出动。茶楼的生意是空前地卖座。掌柜的看着人们一批批地进来，好几次笑得嘴都合不拢。
李飞三人来得很早，占了中央一张离戏台只三两尺的好台子。座位经过特殊的安排，其他客人看到几张台子柱上“已订”的牌子，都猜到了会有重要人物来。
掌柜的亲自跑来和文博他们打招呼。文博很忙，他认为帮忙就该帮到底。首先他到后台自我介绍一番，想借着安排招待券的机会，看看杜小姐。然后把记者带去见这位唱大鼓的名伶，经过这么一宣传，遏云的声名大噪。茶楼夜夜满座，于是她延长了两个礼拜表演。这件重要新闻的大标题和李顿爵士到达上海的消息一样，用墨色的铅字印出来，而且还更吸引读者。观众里有不少是游客和穿灰色制服的军人。观光客到了西安，观赏崔遏云的表演竟成为必看的节目之一。
李飞紧张极了，他希望能再见到柔安。范文博最先看到杜氏一家人走进来。
“他们来了，小杜和他太太。”
李飞转身张望。走在前头是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