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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信任一个真正的绅士。”
“你可以信任我。”
“好吧，管它信不信任，告诉你，我的裤带可是系得很紧哟。男人不在乎，我们女孩子可是很重视自己的贞操。”
“你不必害怕。”
她把灯关掉，在黑暗中脱衣服。
“晚安！”她滑入棉被里说。
“晚安！”
遏云并没有立刻睡觉。她听到蓝如水在翻来覆去。
“如水！”她在黑暗中温柔地喊道。
“什么事？”
“如果我告诉爹说我们同床而眠，他怎么想？”
“我也不知道。我倒怀疑如果我告诉文博和李飞，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他们一定以为我在骗人。”
过了一会儿，蓝如水说：“我好冷。”
“如果你肯守信用，我就让你躺过来些——六寸。”
如水挨近一点。
“现在暖和一点没有？”遏云低声说。
“嗯。只是靠近你的身子才好。”
“在男人的眼里，所有的女孩不都是一样。”
“对文博来说，是一样。对我，可不一样。”
“我还不是和其他女孩子一样。”
“不，你不同。”
“现在别说话，我们该睡了。”
她在黑夜里微笑，满心快乐地转身背对着他。他觉得自己正处于一个被屈辱的状态里，可是他被遏云的纯真深深吸引着。她真的入睡了。他感到这是对他自己的一大恭维，自觉举止高贵。然后他也跌进甜蜜的梦乡了。
寂静的深夜里遏云感到胸前拥着一只手。她轻轻地把它抬起来。如水很快就熟睡了。她在他的手上静静地吻了一下，然后才把他的手移开。
三岔驿别庄
西安的局面惹火了城里的百姓，大家都对满洲将军印象恶劣。本来戏院的生意很好，因为许多演员不甘上海附近的扰乱，都到西北来。然而遏云突然失踪，她的表演也中断了，警 察挨户搜查百姓的房子，引起了许多谣言。第三天，全西安都知道她曾被关在省主席的官邸里。所有的人都很气愤。这根本就是丑闻嘛。谣言纷起。有些人猜测遏云已经被谋杀了，毫无疑问，这位说书的姑娘和她爹不是逃走，就是躲起来了。其他的女伶看到遏云的遭遇，也都纷纷走避。另一家茶楼也取消节目了。后来又有两家戏园子由于卖艺的姑娘走出城而关门，这使得西安的戏迷十分气愤。
店铺老板也都不喜欢满洲的纸币。有些士兵拿一张毫无价值的满洲一元币买一包香烟，然后要求找回九毛钱。老板除了白白送了一包烟，还被迫交出有货币值的九毛钱。有些铺子拒绝这种买卖，于是就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几家报馆提到这种情况，呼吁“满洲当局”注意。有一家晚报《新闻报》指出禁止满洲兵入城，军队有责任养士兵，以及要付给他们当地的钞票，满洲兵的行为太恶劣了，这些情况应该想办法解决。
省主席把他那在警察局当局长的小舅子找来，对他大吼：“我不能忍受这种侮辱，渐渐地连我睡在自己家里都不安全了。我听说戏园子关门了。去叫他们照常开放。别光站在那儿呀！说话啊！”
“主席，您这真叫我为难。没有演戏的人，我不能强迫戏园子开门啊！”受压迫的小舅子说道。
局长跑去见主席的太太，说明自己的困境。
“虽然我不是菩萨，不过人们有困难都来找我。别担心，戏园子会再开门的。将军已经在这儿两个礼拜了，他要回潼关我也不在乎。我自己都受够了。等他一离开，卖艺的姑娘们会自动回来的。”他姐姐说。
两天后，将军真的离开西安了。遏云的这件事太吸引人们。
他一回去潼关，女伶们又登台表演；另外托辞“生病”的女演员也突然康复了，戏院恢复了正常。
李飞的感触和当地的其他人一样。这种情况虽然带有一点滑稽性，可是他把这整段插曲看做是本城的一大污辱。他认识公开批评满洲兵那家晚报的杨编辑。正因为那家报馆大胆地揭发坏事情的勇气，所以很受读者欢迎。编辑可以运用暗示、间接法，以及印刷的技巧来表达意见，而又不会触犯当局。舞会的第二天，《新闻报》把省主席、将军的演讲和崔遏云的失踪，挨家挨户搜索都报道在一起。当“天味楼”一关门，报纸上就登出黑色铅印的标题：“又一家戏院关门了。”这个“又”字可以抵过长篇社论。杨主席非常不高兴，他认为这家报馆“反政府”。
“只要把过去两礼拜发生的事件一天天刊出来，就够热闹了，就从将军光临的那天开始。”李飞说。
“你怎么不写呢？我会把它登出来。喏，我把这全部的资料都交给你，让事实去说明一切。”杨编辑说。
现在李飞坐在桌前，看着烟圈飘进大油灯罩里，懒洋洋地消散。他不是写东西，只是在整理脑海中混乱的印象和思绪。遏云恐怖的遭遇，和他亲身帮助她逃走的情景，使他脑子沉甸甸的。他见过也听过许多地方上及中央的政府的情形。报界同仁也交换过一些从未上过报纸的军阀许多事情。这些军阀和将领似乎一直很忙。这简直就像一幅活动的人物布景，他们的动机有好有坏，有的人是垂涎政权，也有的人是贪求私欲，更有的人是在变动的乱世里奋斗求生存。杨主席是坏人吗？李飞不以为然。他充其量不过是个胆小鬼罢了，虽然高居一省主席，却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爬上来的。
李飞和蓝如水有很多共同点，对政府和政治方面的态度差不多。不过蓝如水早就对政治失去兴趣了，而李飞却由于本性和职业，不能抱着完全超然的态度。
他有许多所谓“知识分子”的朋友。他们大多是在国内专攻政治学。他曾经用三百字写过《知识分子小传》，由于他完全是在说真话，所以得到广泛的赞赏。这一种知识分子学成后回国，热心于新的理想，于是开始着手写一些学术性、政治性的文章，批评这项或那项政府措施，以夸示自己的所学。他在一大堆中的某一所大学里担任政治学教授。只要是他批评政府够尖酸刻薄——总是有很多事够他批评——他就会被看成是有资格从政的名士，也就是说，有资格处理一般人所不知所措的复杂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因为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员看不出其中的关联性的。换句话说，他是适合于统治阶级，签份文件就能命令别人做事，而自己不用动手。他会辞掉教授的职位而“入阁”。一旦他“进去”，他的观点又不同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三十岁至三十五岁的人了，结了婚，有两个孩子，在南京也拥有一栋房子。他激赏官僚制度中极复杂的特性。他发现人置身于政府中是“真的做不了什么事”，外人不明白决策中牵涉的人情及个人因素，所以要批评政府是很简单的，其实外人一味地空谈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实在是没什么用处。不过他的收入丰硕，家里雇用了好几位下女。如果他仍然充满野心，不自足，很活跃，那么他就继续穿西装，如果已经“登峰造极”，那么他就改穿舒适的长袍，手里摇着一根拐杖。他不再公开写文章，而转做私下讨论和委员会说明，而这些说明都是在阐述一件事为什么“行不通”和“不能假”。几年后他会死去。但是他自以为了解的那些极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别人仍然不了解，还是流于无解。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生命。
李飞一向抱着超然的态度，冷眼旁观这个病态、迷惑、或悲或喜的人生万花筒。但是遏云的不幸遭遇如当头棒喝，让他不寻常地激动起来。就正因为他认识遏云，所以无法仅仅是对这件事发生兴趣。他生气，一气就不能写东西。他生气这种事还会不断地发生。而新闻报界却还没有人哼一声。他太清楚杨主席和警察局长了，他知道他们为什么做出这种事来。他记起了明朝末年李香君被俘的故事，基本的状况并没有改。现代仍有许多和明末乱世差不多的“宦官孝子”。
他凝视着手上拿着的一根小螺丝钉，回忆起他和柔安的谈话。
他把螺丝钉扔进笔筒内。那只象征着西方文明的小螺丝钉虽然被丢入笔筒中，却仿佛还困扰着他。
然后他坐下来，写一篇以《记西北光复》为题的文章。
“欢迎名角名伶回到西安。”一开头他就这么说。“东北受挫，西北也深受影响，这表示中国是统一的。让我们看看过去两周来的事变。”
他列出事变的时间。
“三月十八日。有位东北要人来访。
“三月二十七日。女伶崔遏云应邀至主席家，从此失踪。
“三月二十八日。当局为这位要人开了一个盛大的舞会，当晚笛笙楼节目暂停。
“三月二十九日。市警逐户搜索，目标可能是崔遏云，因为她的失踪一直令人莫名其妙。
“三月三十日。搜索继续。女伶姚富云（牡丹）取消合约而离城，春明楼被迫暂停演出。
“三月三十一日。女伶傅春桂告病，又一家戏院关门。
“四月一日。事端丛生。传说一犯人和崔遏云失踪案有关，已被捕枪决。要人参观教育机构，发表演说。东大街出现小暴动，一群士兵阻拦东北将军，要求发饷。
“四月二日。东北将军游终南山。
“四月三日。要人离开西安。
“四月七日。女伶姚富云恢复演出，春明楼再度开放。
“四月八日。女伶傅春桂感冒康复。天味楼重开，崔遏云仍未出现，不过西安人又恢复往日的生气。”
就现况来说，这是一篇无伤大雅的讽刺，能满足读者，却没有公开批评当局。主编也是西安人，看文章里每一件事都已是家喻户晓的，也就高高兴兴地发出来了。
这篇短文引起相当的注意。可资助谈的话题，人人悦读。因此没听过姚富云和傅春佳唱戏的，也纷纷去戏院观赏。
李飞周末没看到柔安，因为她着了凉，躺在床上。下个星期六就可以见到她。蓝如水和遏云已经远走高飞了。
似乎暌违好久好久，他打电话过去，知道她感冒全好了。
“柔安，好久不见，文博想找时间请你吃饭，谢谢你对他们的协助。”
“不用了。”
“你不喜欢文博？”
“不是的。他会给你惹麻烦。”
“他一直很感激你，你为他们冒了一次大险。”
“任何女孩都会这么做的，如果……”
“如果什么？”
“没什么。我真不希望你惹上麻烦，不过蓝先生真是好人。”
“如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柔安，求你和我见个面，可以吗？”
柔安没料到李飞的朋友已经把她当做女英雄。不过她很高兴李飞再约她。
“好啊！”
他们到了范家，文博热烈招呼柔安。他很少这么心存感激。
“杜小姐，”他说，“我一直没机会谢你。那天多亏了你，否则她真会被警察抓去。”
“你可以把她藏在大皮箱里嘛！”柔安开玩笑说。
“是啊！可是不能藏好多天。别小看你自己。我真欠了你一大笔人情债哩。你抽烟吗？”
柔安接过烟。李飞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