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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德章用胳膊肘捅了捅胡秉宸，风华正茂的胡秉宸的确也想跟着热情热情，可他就是喊不出来。熟悉历史的胡秉宸，只是沉默地观察着这个小城，像个点心盒子似的让人送来送去，一九三六年还是东北军驻地，后来说送就送给了毛泽东。
为什么有史以来它就是陕北的一个重镇？相传北汉降宋名将杨继业杨老令公就曾驻守于此，以抵抗北方契丹的进攻和威胁。
至于“座襟三山，——带延河”的宝塔，传说为一女子而建，《太平广记》有云：“昔延州有妇女，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殁，州人莫不悲惜，共醵丧具为之葬焉。”
按照《太平广记》的说法，这该是一个放荡纵淫的女人。可黄土高原却将她包容在自己博大的怀里，塬上的人又共同捐凑“丧具”安葬了她，——不但安葬了她还为她建起这座塔，祈愿她来世有所皈依。
到延安不久，胡秉宸就独自到延河对岸的宝塔山上走了一遭，塔内黑黝黝、空洞洞，连一行诡谲的文字也没有找到。
跟着他看见了一个口号：“集中是目的，民主是手段”。
这个口号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比之这个口号更能说明一个政党性质的口号千千有万。可对胡秉宸来说，却是惊鸿一瞥，他突然觉得以前对共产党的了解都算不得了解，只有从这个口号开始，他才真正踏上了中国的共运之旅，等到黄炎培先牛访问延安时，听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那番对话，胡秉宸就更加迷惑不解。
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年，耳闻的不说，就亲眼所见，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及至一国，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下，有的因历时长久惰性自然发作，并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下大力也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也有的因区域一步步扩大，有些扩大是自然发展，有些则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环境越加复杂起来之后，控制力不觉趋于单薄。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有，总之，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是略略了解的了，就是要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则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那么，民主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呢？
就像吴为人学那天，一进大学校门就看到“做党的驯服工具”那个口号一样，连身体都像块铁似的硬了起来，怎么也不能接受、说服自己是个“工具”，怎么也不能将“人”的现实虚拟处理。
像胡秉宸和吴为这种执拗的人，某种思绪一旦开了头就会继续下去。
也就难怪，几十年后在“大革文化命”的那场运动中，谈起“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两人一拍即合。
因为带着周恩来的介绍信，胡秉宸一到延安就品尝了革命的等级，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在那里等待分配工作。当时延安还很匮乏，除了伙食。勤务兵、婚嫁各方面的供应或限制，没有更多的、用以区别等级的标志，住进边区政府招待所，确是等级不低的待遇。
不但包天剑和顾秋水到延安后的际遇与他无法相提并论，就是胥德章以及那些投奔革命的青年到延安后的际遇，也很少能与胡秉宸相提并论。
在招待所，他迎头碰上一个平生从未见过的美人，一个来自四川的革命女青年。‘他们一见钟情。也许无所事事，也许那女青年果然美若天仙，胡秉宸几乎在那场欲火里化为灰烬。
尽管日后回想起来，那场恋爱除了无法遏制的床上欲念，并没有给胡秉宸留下多少值得回味的地方。但想起不得不将爱人拱手相让的往事，还是耿耿于怀。
其实，他一直要求于女人的无非就是床上的游戏。那么对胡秉宸时而强调女人品位或情调的要求，不妨看做是主莱前面用以开胃的头采。
再说事情一旦成为过去，当初清清楚楚的动机忽然就朦胧起来，这就是那些陈年旧事歧义越来越多的原因。
然而他们不能结婚。当时延安规定女人不限，男人结婚必得遵守“二五八团”的规格，缺一不可。胡秉宸是一门也不门。
四川美人很快就和一个符合“二五八团”的长征干部结了婚。
等到延安成立女子大学和自然科学院时，胡秉宸就对新成立的女子大学极为不恭地说道：“这，一来‘二五八团’们可就有了挑老婆的好去处。”据说这位四川美人的长征干部从前方回来时给了毛泽东一张名片：少将旅长某某某。被毛泽东骂了一顿：到我这里说什么旅长！
胡秉宸听了一乐：“二五八团”倒是“二五八团”了，就是脑子不够使唤！
延安所有活动都在组织的“组织”之下，可有一阵居然冒出一些民间活动，如马列学院办了一个可以自由撰稿，叫做《评论员》的墙报。还有…。…份青联出版的《延河轻骑》，对延安生活的弊端多有尖锐的评论。享誉几十年也受难几十年的《三八节有感》，就发表在《延河轻骑》上。
也许已然处于等级的享用中，胡秉宸对那些民办刊物兴趣不大，他感兴趣的只是那些报刊对“延安婚姻”的批评。大批知识女青年的到来，先是引爆了离婚地雷战，一些老干部的婚姻就像膛上了地雷阵，东炸一声西炸一声，纷纷与陕北老婆或红军老婆离婚，之后又立即展开迎娶女学生的闪击战。那些女学生也如胡秉宸的四川情人一样，纷纷抛弃没有地位、权力的男朋友，嫁给了有权有地位的高级干部。于是有人对胡秉宸说：“要是知道延安也有这样的事，我根本就不来了。”
胡秉宸听后却没向上汇报。
还有那个很有学识、留学德国的朋友，因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曾被“中统”逮捕，如《四郎探母》那出戏里的杨延辉一样，用了一个假名，假降，方才出狱。
当然他也可以像后来的小说或电影里写的、演的那样，等待党的营救，再不就通过狱中内线，将消息传送出去，静候党的指示等等。可是党并不知道他被逮捕，他也不知道谁是狱中的内线……到了延安之后自然受到批判。又因性格过于耿直得罪不少人，始终不甚得意。如果你的朋友不甚得意，总应该去看望一下，这也是古已有之的规矩。胡秉宸那时还不懂得一旦什么人不再得意，即便亲爹也要脱钩，最好是投井下石。这次看望，让胡秉宸挨了好长一段时间“整”。古已有之的规矩从那时起，就已成为作不了数的老皇历。引子却是他用老曲子开了个玩笑，他嘻嘻哈哈地唱道：“黄河之滨，冻死了一群中华民族倒霉的子孙……马马虎虎、吊儿郎当是我们的作风……”被人汇了报。
这和原版的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不但相距遥远，简直就是背道而驰。背道而驰是什么？是反动。
胡秉宸不服地遍查延安文字，觉得很多都是有章可查的旧瓶新酒。怎么到了他这里连玩笑都不行？
他惊讶区区小事，也能做出这样大的文章，然后开了窍。“汇报”实在是需要学习的重要科目。但他并不懊悔不曾早日得到高人的指点，这种事只能靠自学成才，不能指望他人传授。
胡秉宸又总结出，挨“整”一般都是从这种不起眼儿的小事开始。你以为不过如此的时候，枪子儿可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如同顾秋水和包天剑将军到了延安，最先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汇报”一样。“连咳嗽一声都有人汇报厂顾秋水如是说。后来他们又从延安返回花花世界，不能说与此毫无干系。
等等、等等，如此、如此。到了后来，即便胡秉宸有周恩来那封介绍信护航，头上的光环也渐渐失色。理工科的学生胡秉宸自然明白，世上没有永动机。
到达延安后，胡秉宸和胥德章很快就进入了第一期陕北公学高级班，班上只有十几个学员，大多是大学生，还有留学生。
让胡秉宸感到又一个不适的是投有换洗的衣服，更谈不上洗澡，上课时看看周围那些记笔记的手，又黑又皴又脏，厚厚的泥垢结在手上，就像鱼鳞。他那双有点女相的手，更是惨不忍睹。
讲课的教员多半到苏联留过学，教员凯丰就是其中之一，又是“二卜八个半”中的一员干将，回到延安仍然高举坚决维护王明反对毛泽东的旗帜。有次胡秉宸和同学在窑洞前议论凯丰课讲得不好，正巧被他听见。
教员们上课骑马而来，夹着五六本摞在一起半尺多厚的精装硬壳书，张嘴就是列宁怎么说——“请大家翻到《列宁全集》第x页”，接着又是马克思怎么说——“请大家翻到《马克思选集》第x页”……
胡秉宸听得不耐就提问：“如果电车算先进事物可是群众非要砸，共产党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教员反问胡秉宸：“你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他回答说：“我认为应支持群众。”全班同学大笑，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幼稚。
不知他这个回答是不是受了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本不同意“巴黎公社”起义，因为各方条件并不成熟，但当工人行动起来后，也就积极参与并支持了他们的行动。．吴玉章当时正在给学生讲群众运动，可是他也没有对胡秉宸的问题做出回答，只是笑笑而已。
然而胡秉宸的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如日本飞机空袭，他总是跑到山上打钟报警；没人干的事不分技术还是苦力，都是他的活儿；除了白天于活，晚上还常常装配军用电台，或校验机器，或查哨，或给新战士上课到深夜。
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胡秉宸即便不到延安参加革命，不沦干什么，都会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即便让他去跳芭蕾舞，相信也不会逊色于顶尖的芭蕾皇帝布拉施尼可夫。所以他到延安不到六个月就人了党。与胡秉宸同时到达延安的胥德章就没有这样幸运。他不大服气地对胡秉宸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比你进步，还是地下学联代表；你那时候什么也不参加，算是落后青年，怎么反倒比我先入党？”
对胥德章的疑惑，胡秉宸未置一词。
在学校时胥德章确实比胡秉宸进步，可是和地下党并无直接关系。而且胡秉宸估计这与胥德章初到延安、在填写那许多不得不填写的表格时，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有关。他不仅填写了自己担任地下学联代表之前参加过复兴社，也将父亲的头衔无一遗漏地举列，先是国民党的一个什么部长，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