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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晃脑的印象；以他当年在延安受到很多女人向往的资历，甚至不自量力地追求过一位貌美体丰、从解放区来的年轻“老干部”。他忘记了一九三九年的延安，不但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相当委曲求全。而一九四九年以后又是什么年代？！结果可想而知，没有把他打成坏分子就算他运气……
那么远在一一二师供职时，就让张学良的少将政治部主任应得田看不惯的那种夸夸其谈、乱指点江山的毛病呢？也没有得到丝毫的改观。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几十万没说什么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像他这种夸夸其谈、乱指点江山的人被打成右派，不是该着又是什么！
顾秋水从不具备胡秉宸那样的远大目光和即便一个针眼那么小的窟窿也不会忘记填堵的缜密作风。
他是白白去了一趟延安，而且费尽周折。姑且不谈这段不凡经历的实际效益，至少可以总结出一番安身立命的经验教训，在而后变幻莫测、跌宕起伏的生涯中，那将是多大一笔无可估量的精神财富，说是政治财富也无不可。他把本该留在一九四九年那个门槛之外的东西，一一带过了门槛。
这在当时饱涨的革命氛围中，非常地异己、腐败。而且，试想一个如此散发着“旧社会”膻气的人，在周遭的革命气氛并以效仿革命气氛为荣的人群中，更是多么地丑陋、荒唐、滑稽、可笑。
顾秋水自己却不以为然，不但感觉不到这种“腐败”，尤其是“异己”，于他是多么危险，反倒自以为“鹤立鸡群”，感觉良好。
差不多五十年后，也就是二十世纪末，顾秋水浑身散发着的这种很浓也很腐败的膻味，才在中国重新发扬光大。不论“美帝”旧式新式军服或休闲装或西服革履，还是发蜡或三接头或描眉画眼等等，又成为时尚男女的必修课；男女们不但可以在公众场合勾肩搭背，甚至可以耻骨抵耻骨地“桑巴”……对“旧味儿”的临摹如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更是“段数”极高的时尚。
而世家出身、一直以“英国品位”修理自己的胡秉宸却跟不上形势了。他的“英国品位”如流水经年拍击的岸，渐渐模糊了早年清晰的边缘，与他所有的失落汇总为惨痛而又远非惨痛的恨意。这也许就是他晚年每每看到平空乍富的新贵总是嗤之以鼻的原因吧？至于五十年代相当“腐败”、“异己”，散发着“旧社会”的膻气，让人很不受用的顾秋水，到了二十世纪末，看上去已经像是一个经营不善的乡镇企业家了。
顾秋水不解：世道怎么转了一个圈儿又回来了，最后悟出，人这一生差的其实就是那么一个“点几”——赶在那个“点儿”上，就是顺风顺水；赶不在那个“点儿”上，就是船毁人亡。
东单西北角的拐弯处曾有一个跳舞场，三十年代是北平有产阶级一个消闲的去处，一九四九年以后改为青年电影院。二十世纪末，一个财大气粗的港商又在那里掘地三丈，一座蔬菜大棚更是在昔日东单跳舞场的旧址上腾空而起。那块划着多少红男绿女心痕的地界，也就被埋葬在蔬菜大棚之下。五十年代初期还很光鲜的顾秋水，时而经过青年电影院，也就是当年的东单跳舞场，常会驻足而思。这里正是他和包天剑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始点，也会想起那个风流倜傥、与包天剑经常出入此地，后来又牺牲在渣滓洞的王副军长，还有解放初期死于贫病交加的包天剑。然后聊发一通“光阴啊，光阴”的感慨，依依不舍地离去。同时不自量地思忖着自己与包天剑的不同，以为天下从此太平，他也就此过着不错的日子。好像共产党的天下也是他的天下，至少在如此阔大的地面上，无论如何会有一小块地方，足以放下他那两只尺寸不大的脚。
像很多人一样，他高兴得太早了。那不过是个“间歇”，就像一个乐句后面的休止符、地头上的那顿晌午饭、老虎打的那个盹。
一九三五年包天剑自东北军退隐后，虽把时光消磨在了麻将桌或跳舞场上，但并不等于他没有企盼过一条出路。
当然他也不会像进取之人或绝对没有出路的人那样，去积极地寻找出路。包家在东北的不动产虽然丧失殆尽，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还能像荣国府那样“饿死的骆驼比马大”。
不要指望一个有饭吃，哪怕暂时还有饭吃而又没有进取理想的人，像一个有进取理想或绝对没有饭吃的人那样，对这个世界的不公正，对“平分秋色”，对一个合理的未来有那么多期待。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初一呼百应、所向披靡，正是因为二十世纪初没饭吃的人太多，有饭吃的人太少。如果等到下一个世纪，当资产阶级终于懂得了那个道理——大家都得有口饭吃，而且还得是不错的一口饭，自己才有更多赚头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许只须作为一个学派，在大学的哲学或经济学课堂上被学者们探讨，争论一番。这可能就是共运从来不把希望寄托、扎根在那些有饭吃的人身上的缘故。包天剑出生在一个戎马倥偬的家庭，从小看的就是打仗、杀人、流血……甚至从小耍的玩具都是长长短短的枪，即便亲朋之间，哪句话不对付也能马上拔枪相向，自出生起，只好别无选择，终生从事打仗这个职业，除此他还会干什么？既然什么也不会干，从东北军退隐下来只好打麻将、跳舞或是打网球了，虽然哪样也没玩到家。也不必到家，到家总是辛苦的，浅尝辄止最好。
一年多来，王副军长没有白白陪着包天剑于国难当头之际，夜夜笙歌、纸醉金迷地泡在东单跳舞场或麻将牌桌上。
温良敦厚的王副军长只是在等待时机。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有耐心？狩猎中的猫或猫科动物。
猫科动物的生理特征是不受黑夜限制的双眼辨别力，惊人的速度，充满警觉、敌意以及对家庭的忠诚。
除此，恐怕只有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党人，在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时才能与之相比。
但时机总是不太成熟。
一九三七年“入伏”前的北平却比“惊蛰”还有看头，不但龙又抬了，——次头，大小虫也随着又“咕容”了一次。
前线吃紧，上档次的饭馆生意反倒兴旺起来。在局外人看来，那些饭局子似乎全都乱了章法，人员组合十三不靠、内里却是锦绣文章。
那天，久已无人间津的包天剑，突然收到一个饭局的帖子。自九一八事变后这样的帖子越来越少，至七七事变前几乎绝迹，所以他接到那个帖子时有点激动。
但这次出行，却让包天剑非常败兴。
饭局上，意外见到那位被宋哲元将军免职、久示露面的亲日人物，更没想到此公“人气”飙升到炙手可热的地步，随后席上有人风言风语此公可能重新出山。包天剑心里一惊——还没正式交于，北平就已落人日本人的掌握之中！
随后又发现，那几尺饭桌，简直就是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的华北战场。
他一面猜想是不是有人写错了帖子，怎么请他出席这样一个饭局，一面不声不响地看着那些各怀心思、忙不迭地重新排队、急于向准新贵争取“印象分”的人们。
还不无酸楚地想到，眼下各路“豪杰”，论势力、财富、地盘、武器、强弱，哪个是东北军的对手？可自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地盘后，这些虾兵蟹将就只拿眼角来夹他们了。
这些从不入眼的虾兵蟹将，如今好歹还待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有个关起门来掖掖藏藏不受他人监视的暗处。他呢？没人向他劝酒，也没人向他敬酒，他自斟自酌地坐在那里喝了一会儿闷酒，忽然想何苦在此受人冷落？遂带着旋风呼地站了起来，没和谁打招呼就离席了。
没人发现他的离开，即便有人发现可能还会这样想：走了就走了，难道还让人像从前那样供着不成，早不是过去的日子啦！
出得门来，司机董贵忙跑过来，说：“哟，这么会儿工夫就吃完了？”
他说：“回家。”
虽是坐在自家的汽车上，可他老是觉得像只丧家犬在当街跑来跑去。
北平还没沦陷呢，他就先成了“亡国奴”。
日本人很快到了卢沟桥，包天剑也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肘刻。．他不可能留在北平当亡国奴。他就是想当亡国奴，到了如今还有什么可以奉献给日本人作为交换的条件？不说买一个地位，就是买一个平安也难。
在一场“最后的探戈”之后，王副军长适时透露，时局虽然险恶，但也不是没有出路，共产党早就有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作为包天剑的莫逆，他愿为此竭尽全力。
九一八事变后，不论日本人怎样逼迫，东北军的“家长”之——尊崇忠孝节义的包老太爷，也不肯出来当汉奸，只好率领着包氏家族过起家大业大坐吃山空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他们的生活更是无法维持下去，几乎到了讨乞的地步。包老太爷最后宁肯自杀身亡，也不能看着号称“东北王”的包家沿街讨饭、丢人现眼，这是后话。
何况包氏家族是爱国的，东北军中那些优秀的男儿更是爱国的。
最跟着瞎起劲的是穷光蛋顾秋水。打回东北于他有什么好处？除了因人成事，只缘他比包天剑多接受了那么一点进步思想。
在东北大学任军训教官期间，顾秋水有了接触学生的机会，从学生那里开始了对革命的初级理解，也不过就是看了几本《铁流》《恰巴耶夫》之类的小说。时尚是大部分人的不懈追求．谁又能说革命不是一种时尚？那么走向革命的准备不必非常充分，一本进步小说足矣，甚至一句精彩的话。人类历来喜欢格言、警句、座右铭，也不断致力于格言、警句、座右铭的制造，以便拄着格言、警句、座右铭的拐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在各种攀登上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如此说来，读过若干进步小说的顾秋水，应该算是准备充分，又因为喜欢夸夸其谈、现趸现卖，很多人竟以为他是共产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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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包天剑和顾秋水在北平沦陷之前能够投奔共产党，应该算是有办法、有出路的人，而且还是个光明的去处。那些既没钱逃离，又无缘结识可能引导他们走向光明的“王副军长”的平头百姓，只好留在敌占区当亡国奴，不但随时可能被日本人杀头，更想不到日后还要为在沦陷的北平有过一份煳口的职业，比如小学教师、小报记者、茶房等等，与那些确在日伪时期有过勾当的人，一锅煮地交代在日伪统治时期的“勾当”。
即便无由纠缠于“勾当”之说，也得归类在“留用人员”一栏，永远以待严控制使用”。“控制使用”，裁决了他们最终的前程，不论日后他们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多少人发出过”吾生亦早”的悔恨。“生不逢时”使他们不得不生长于旧社会，不得不赶上抗日战争，不得不留在北平当亡国奴，不得不为煳口在敌伪统治下有过一份职业……
顾秋水的房东，卖小线的杨大哥，就不得不这样留在了北平，日后他追求进步的儿子为此多年没能人党。杨大哥的儿子问道：为什么那些大地主、大资本家出身的人都能成为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