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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门阵的嘈杂声中，一声“开水羼起呃！”突兀地冲进耳膜。他从报纸上抬眼一溜，一位肩上搭着毛巾、腰间系着围裙，约摸三十多岁的茶倌，一边吆喝一边游蛇似的穿过擦鞋的、按摩的、掏耳朵的以及茶桌茶椅来到他的面前，高提着铜壶往他的茶杯里续水，可那一线开水却没有当当正正射进他的茶杯，还没等茶水在杯口上微微隆起就赶紧收住。
可能是个冒牌的茶倌。胡秉宸身上没有带着文件，联系人也不知他的来龙去脉，除了单线与他联系的上级领导，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所以并不十分担心自己的处境。
他索性放下手里的报纸，往竹椅背上一靠，拿起一粒牛肉干放进嘴里慢慢嚼着，定定地打量那茶倌。
看得出，那茶倌尚无明确目的，不过在那个地界撒大网而已。
胡秉宸当机立断离开了茶馆，临走时，那茶倌还在他身后殷勤喊道：“二天再来坐噻！”
他断定对面的人就是那茶馆，相信茶倌也认出了他。这一次他们两个人都犯在了对方的手里，可这里是茶倌的地盘。
一下船那茶倌就跟上了他，胡秉宸脚下一滑钻进了玉米地，弯弯曲曲、拐来拐去，走了一段时间脚下又一滑钻出了玉米地，快速地将蓝外衣翻了一个个儿，再把衣领立起。因为外衣里子是白的，翻个儿之后远远看去就是另一件衣服、另一个人了。走出很远，回头一看，那茶倌还在东张西望地找那穿蓝外衣的人呢。
他从没怀疑过，冒那么大危险仅仅为的是运送一支手枪，要是七支八支倒也好说。那支手枪又何以重要如此？在胡秉宸的地下工作生涯中，不知碰到过多少看起来如此不足道，可说不定就得为它掉脑袋的事情。
好比上海解放前夕，组织下达了一个十万火急的任务，打开那份密件一看，原来是印发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在即，有多少急迫的事情等着解决，这也是其中之一吗？
但他不能问一个为什么，地下工作的纪律就是这样，不让你知道的事你就不能知道，哪怕你为这个不知道的事情掉了脑袋，也还是一个不能知道。
到了暮年，不知完成多少艰险、包括诸如此类任务的胡秉宸，很少提起自己的丰功伟绩，即便吴为问起也是一笔带过，双目索然，满心怅然，“有什么可说的？当时很要紧的事回头一看，也就那么回事。没有，一样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这一次送往大别山的情报之多、之重要，连胡秉宸这样的老交通也颇感责任重大，超乎寻常，担心只用脑子记忆会有差错。
除了细读强记那些情报之外，睿智如胡秉宸者，不过买了一包银行牌香烟，取出一支剥开，将卷烟纸摊平，用极细的铅笔将情报写在上面，再卷成极紧极紧的纸棍塞进另一支香烟，两头用烟丝填平补齐，然后在香烟上扎了一个小眼儿放回烟盒。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就把这支香烟点燃吸掉。
此外胡秉宸还带了一个金戒指，缝在棉线袜的边沿上，还有一些金圆券和几块“袁大头”。
不知智者胡秉宸想过没，有，真遇到所谓“紧急情况”，来不及吸掉这支香烟怎么办？用吸烟的办法把情报销毁岂非空谈？
在二十世纪的诸多战事中，这种极其原始的办法居然被各路特工屡试不爽。相信各路特工对这等老旧手法也了如指掌，可不知为什么不能彼此破获，一任对方将情报一一送达。又不知智商高于常人的特工为何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于这套路数几十年如一日。
不谈西方一个叫做巴登·鲍威尔的人。那种过于学者化的倾向，一八九O年以昆虫学家的身份为掩护，在巴尔干半岛上获取敌方重要情报，并将情报绘制在对蝴蝶的素描上，以蝴蝶脉纹和脉纹上的色块，表示各种不同武器的配置、数量及位置等等；即便对以农业大国著称的中国农民的智慧也没有充分挖掘。比如请哪位老大妈绣双袜底，那五颜六色的花式和针脚就大有文章可做；或是在衣衫边缘地带，用针线隔三差五缝出数目不同的针脚；或内衣上补块补丁，补丁上做出不同的针法……总之彼时彼地还停留在手工业时代，手工业时代是浪漫的时代，是产生故事的时代，没有手工业也就没有人情故事了。如果没有赵大锤对革命的“惟我独忠”，没有他对“烤一烤就能烤出字来”的怀疑，哪里还有资深交通情报人员被一枪撂倒的滑稽，或胡秉宸被剥得精光的尴尬以及两次情报的报废？
对胡秉宸来说，大别山之行最主要的困难不是危险，而是没人知道情报送达的部队在何方，就连下达这一任务的上级机关也不知道。
即便知道，战争期间部队流动得也非常厉害，今天还在这里，等他到达时或许已经开拔。
每逢遇到难题，胡秉宸首先想到的是他那些四通八达的亲戚。
在他投身革命之后，那些亲戚也捎带着一同为他，也就是为革命，做起了大大小小的贡献，包括上海那位节外生枝、胡秉宸为之沉迷一时的表姐。
为配合这一次任务。泱泱胡家又为他准备了一个在铁路上工作的亲戚，因为工作关系，对各个地域的情况有些了解。胡秉宸果然从他那里得知，共产党部队大致活动在安徽、湖北、河南交界之处，“但是没有固定地区。”亲戚强调说。
胡秉宸将地图仔细研究，先从水路进入战区，下船之后将沿途所需证件全部销毁，只携带假身份证一个，取道当时的立煌县，直奔霍丘。
党内风云人物王明的老家就在立煌。过立煌时，辗转于漫漫险途，不知最后能否顺利完成任务的胡秉宸，还有闲想起刘邓大军初到这个地区时的情景。那时战事十分紧迫，邓小平还特意抽时间探望了王明的母亲，并给她老人家留下一些钱。党内围绕王明前前后后发生的事以及王明在延安时留给他的印象……这些念头一如水上涟漪，过而无痕，他还得往前赶路呢。直到二十多年后“大革文化命”的狂澜突起，邓小平在其中三落三起，胡秉宸才想起这逝水涟漪。
霍丘县城内有国民党驻军，胡秉宸只得从县城东面的东湖插过，直往南奔。
不巧淮河涨了大水，道路全被淹没，天地间灰茫茫的一片。胡秉宸穿一件长衫，走在水中时隐时现、羊肠般的田埂上，长衫下摆随风飘动，远远看过去，真像飘在水上的一缕孤魂。秋风在一片汪洋上推出一波又一波细浪，看久了，不但让人眼晕，脚下还会虚软。
眼晕腿虚的胡秉宸，最后不得不进入霍丘县南国民党战区。只有通过这个地区，才能到达解放军可能出没的叶家集。胡秉宸心知肚明地钻进了国民党的火力网，成为天地间的惟一猎物，硬着头皮在火力网的笼罩下向南猛走。
果然碰上一个老百姓叫做“小炮队”的国民党民团，后面只跟着一个穿军装的吊儿郎当的军官，从叶家集方向北来。
可能一天没有什么收获，好不容易碰上胡秉宸，马上把他当解放军侦察员抓了起来，根据就是胡秉宸身上那件长衫。那时的侦察员差不多都穿长衫，就像胡秉宸用香烟携带情报那样，长衫，也是一个老旧不思改进的道具。
两百多民团将他团团围住，大呼小叫地问：“干什么的？上哪儿去？”胡秉宸掏出假证件，那些人也不认识字，这个拿去装模作样看一下，那个拿去装模作样看一下，因为他非常镇定，也就不知拿他怎么办。腰上别着一支手枪的军官看到前面队伍乱乱糟糟，走上前来喝道：“干什么，干什么？好好走！”
散兵游勇们一听吆喝，就把证件还给胡秉宸，走了。军官优哉游哉地从胡秉宸身边晃荡过去，根本没有睬他，他就这样混了过去。
天将黑的时候，胡秉宸看见一个镇子。从立煌县出来到现在，他一口水也没喝过，一口东西也没吃过。本希望混进镇子找点果腹的东西，再打听打听附近的情况，可是镇口上有个两层楼高的碉堡，门口还站着国民党部队的岗哨。尽管口干舌燥、又饿又渴，他也不能进去，那些站岗的士兵一定会盘查他：你看亲戚？亲戚在哪儿？只好躲开大路拐进庄稼地，忍着饥渴闷着头，继续向南走，走，走。天完全黑下了来。黑得东南西北什么都看不见，黑得天空低垂，胡秉宸似乎就上顶着天、下撑着地。但他并不喜欢这种感觉，低头思量出路，发现脚下有条深而窄的地沟，只好先趴到这条沟里，天亮之后再想办法。
深秋的夜晚已有初冬的寒冷，只穿一件长衫的胡秉宸冻得咳个不停，明知身上什么也没有，还是全身上下摸索了一遍。终于摸到一条手帕，就把手帕捆在嘴上，咳声似乎小了一些。
真是饥寒交迫啊！
连鬼都没有的旷野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狗，在胡秉宸头上又嗅又叫。他不可能起身就逃，那它就会叫得更凶。如同人类某些生理甚至精神疾患的传染，一旦某只狗叫起来，附近的狗就都会跟着一起大叫。那样一来，非让国民党发现不可。或许医生们并不同意精神疾患的传染之说，但有无数病例可以证明精神疾患令人恐怖的传染性。
胡秉宸只好装死，那只狗倒不咬人，只是不停地叫，他和狗就这样对峙着。不论从哪方面来说，狗都是非常杰出的动物，可胡秉宸碰上的这只狗是个例外，不但比人还笨，坚持性也比不上人，叫了半个多小时，见他一直没有反应，以为是具死尸。作为一只狗，哪怕是一只不怎么杰出的狗，怎能向没有还手之力的死尸下手？只好败兴地跑开了。
刚消停一会儿，又听见有人说话。此时他的眼睛已完全适应了黑暗，扒着沟沿往外一看，有人抬着一口棺材朝他隐蔽的方向走来，而他隐蔽的这条沟横在一条小路当中，小路又是那些人的必经之途，他们会不会发现他呢？胡秉宸又不能起身就逃，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发现他，并且喊叫起来惊动国民党，他只好听天由命，一动不动继续趴着。
幸好没有月亮，刚才怎么让他东南西北什么都看不见，现在也让这些抬棺材的人东南西北什么都看不见。他们没往沟下看就从他身上迈过去了，而他那时居然也一声不咳了……
天亮之后，胡秉宸绕过镇子继续前行。傍晚时分迎面撞见一个人，穿件极旧的农民土蓝布长衫，两只手放在长衫前襟下慌慌张张走了过来，一看就是解放军的侦察员。来人老远就向胡秉宸喊道：“老乡，老乡，前面岗楼里有没有兵？”一口外乡口音。胡秉宸暗暗好笑，当兵的见人才会叫老乡，当地老百姓见人只会叫大哥。
他回答说：“有咽，一直在站岗。”虽然他们二人一个往北、一个往南地擦肩而过，却觉得身旁多了一个伴儿。三十多天后，胡秉宸竟然在迎面而来的行军队伍中看到了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