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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神赋》是一种“纯文艺”的作品。纯文艺的超现实性质，很难被我们中国的业余性批评家所能体认（这些批评家的本业不是研习或写作，在情操上是百分之百的科学性的现实主义。因此，他们就最喜欢作“索隐”，硬说贾宝玉是影射什么人，或全部《红楼梦》故事是曹雪芹的自传，把《红楼梦》本身的文笔、结构，完全搁在一边不管）。
《洛神赋》的文笔与结构，不是在它以前的汉朝若干篇的赋可比。它文字简练，音韵铿锵，叙事干净利落，描写玲珑剔透，虽则题材的本身有点模仿《楚辞》里的巫山神女，而曹植的处理手法，确是高人一等。
《洛神赋》中的下面几句话，曾经引起了将近两千年来无数青少年男子的遐思：“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秾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最后，说到别离之时，“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曹植的几首极短的赋，更是自创一格。例如；寥寥八十几个字的《慰子赋》：“彼凡人之相亲，小离别而怀恋。况中殇之爱子，乃千秋而不见。入空室而独倚，对床帏而切叹。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复观？日（日宛）晚而既没，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方沾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远，怆伤心而绝肠。”
曹植与曹丕兄弟之间，处得不好，却也不曾有过那曹丕逼他“七步成诗”的事。《三国演义》厚诬古人，把周瑜、诸葛亮说成互不相容，又把曹丕说成要把曹植害死，这种“反道德性”的潜移默化，养成了明清以来中国人之不能彼此以善意相期，不能合作团结。
事实是，曹丕先死，曹植后死。曹丕死于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植死于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曹植于建安十六年、二十岁的时候，被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封为平原侯，三年以后，改封为临淄侯。他很得宠。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成为魏王，曹植几乎作了魏国的太子。帮他在曹操面前说话的，有杨修、丁仪、丁廙等人。
曹植做了两件错事，使得曹操打消了立他为太子的念头。第一件，他擅自叫人开了宫里的“司马门”，让他所乘的车子直驰而出。按照汉朝的法律，任何大官到了司马门，必须下车步行。曹操很气他这种目无法律的行为，下令将主管公家马车的官（公车令）砍头。曹植做的第二件错事，是当他在建安二十四年受任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之时，曹操有意思叫他到襄阳樊城去支援曹仁，对抗关羽。某一天，曹操召见他，准备有所吩咐，他却已经喝酒喝得大醉，不成样子。曹操撤销了他的军职，不派他去支援曹仁，也从此不给他任何实际的工作。
他的好朋友杨修，是曹操的主簿，喜欢卖弄小聪明，又常常泄漏军政上的机密，于建安二十四年被曹操下令杀掉。
他的另外两位好友，丁仪、丁廙兄弟二人，在黄初元年曹丕当皇帝不久，也被曹丕杀掉。丁家所有的男人，不分老少，同时一起被杀。
曹丕叫曹植与所有的诸侯，一律离开京城。各“就”其国。魏朝对于诸侯，无论是同姓或异姓的，都管理得很严。行动的自由极其有限：非得诏书，不能自己来京城；诸侯彼此之间不许有来往，不许通信。在诸侯所居住的国，魏的中央政府设置了所谓“监国谒者”，专管监视诸侯的一举一动，经常向中央政府作报告。
曹植在黄初二年便被驻在临淄国的监国谒者（姓灌名均）告发了一次，说他“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公事公办，把他从县侯降为“乡侯”，由临淄侯降为“安乡侯”。
曹丕在惩戒了他以后，不久又把他由乡侯升为县侯，封在鄄城。次年，黄初三年，再升他为王，称为鄄城王。他进京，于出京还国之时在途中写了《洛神赋》，便是在这黄初三年。
黄初四年，他又被改封一次，封为雍丘王。他写了两首诗，献给曹丕，诗里面充满了悔罪与感恩的话。
明帝曹叡即位，在太和元年把他改封在（开封西北的）浚仪；到了太和二年，又把他送回雍丘。再过一年，让他搬去了东阿；到了太和六年二月，明带一举而划了陈郡的四个县，封他为“陈王”。他并不曾因此而快乐。
这一年（太和六年）年底，他就郁郁而终，年纪才有四十一岁。明帝追谥他一个“思”宇。有些写文学史的人，于是就拿“陈思王”三个字来称呼他。
曹植在有生之年，曾经一再上表给文帝曹丕与明帝曹叡，希望能有一个机会带兵打仗，为魏国国家立功，始终没有能获得准许。此人真被派到前线，能否把仗打得像个样子，我个人有点不敢对他乐观。文章好、诗赋好，不一定军事、学术也好。况且，他毫无耍刀舞矛、或调兵遣将的经验。
也许，曹植之所以渴望能上前线，并非真想立功建业，只不过是想离开牢狱式的“封邑”，逃避“监国谒者”的控制而已。他名为王侯，而生活上不如一个田舍翁或贩夫走卒自由自在。
他的二哥曹彰，是一个真会打仗的人，结局还不如他。曹彰的胡子有点黄，被曹操称为“黄须儿”。曹彰膂力过人，能够手格猛兽；在建安二十三年受任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到代郡讨伐造反的乌丸（乌桓）。
曹彰战胜了造反的乌丸（乌桓），回到长安，见曹操。这时候，已经是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刚从汉中撤出夏侯渊的残部。
曹操自己打了败仗，看到儿子曹彰打了一个小胜仗凯旋，很高兴，便抓了一抓曹彰的黄胡子，说：“我这个黄胡子的儿子，果然与众人大不相同。”
曹操升他的官衔，由“行骁骑将军”改为实授“越骑将军”；把他留在长安，自己回洛阳（可能是准备由洛阳再北上，回他的魏国的都城，邺县）。
曹彰算是当了曹操在长安的相当于今日“留守司令”，或“前进指挥所主任”的职务。
曹彰先后的几个官衔，都是东汉的朝廷制度上所没有的中郎将东汉有；但是，所谓“北中郎将”却是曹操所创。“越骑将军”也是曹操所创。西汉与东汉只有“越骑校尉”。至于“骁骑将军”，也只是西汉一度“因人设政”，为了宠遇李广利而特设过，对别人不曾给过这么一个既不像正规的“骠骑将军”，又高过了正规的“骁骑校尉”的名义。
从“黄巾之乱”开始的所谓“三国时代”是一个乱世。乱世也就是非常之世。懂得“用人”的领袖，很会“巧立名目”，“不拘一格”，想出种种的奇怪官衔来鼓励一些人，替自己流汗流血。曹操、刘备、孙权，都懂得这一套。
曹操对别人尚且舍得给官、给爵、给钱，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当然也不例外。卞氏夫人所生的四个儿子，一个早死（曹熊），其余的三个，曹丕受拜为“五官中郎将”，曹彰受拜为“北中郎将”，曹植受拜为“南中郎将”。在这三个人之中，仅仅曹彰一人立了军功。
曹操回到洛阳，没来得及去邺县，在收到了孙权送来的关羽的首级以后，不久便旧病（头风）复发，派人叫曹彰赶快来洛阳。曹彰很快地来到洛阳，曹操已死。
替曹操办丧事的，是贾逵。曹彰问贾逵：“先王（曹操）的玺与绶，在什么地方？”
贾逵回答：“先王已经有了太子（曹丕）。玺绶在什么地方，不是（您）君侯所应该问的。”曹彰是鄢陵侯，所以贾逵称他为“君侯”。
曹丕这时候不在洛阳，在邺县。曹丕的左右，有曹操留下的老臣华歆、王朗之流，叫曹丕不必去洛阳奔丧，立刻就在邺县行礼即位（宣布继承曹操的魏王之位）。这是很厉害的一着，消弭了其他王子的可能有的争位的野心。
曹彰向贾逵询问了玺绶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要如此呢？是不是自己想继位为魏王？进一步说，曹操为什么要在病危之时，派人叫曹彰赶快来洛阳？是不是想叫曹彰继位？或是，如鱼豢在《魏略》里所说：“依照曹彰的猜测，曹操想改立曹植为太子，以曹植继位为王？
《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认为《魏略》的说法“不足信”。卢弼举出《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一所保存的一条曹操的“令”。这一条“令”，是写给“子文”的（子文是曹彰的字）。令的全文是：“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止为五官中郎特。此是太子可知矣。”
我却以为《太平御览》之中的这一条“令”，也未必可靠。我怀疑这一条“令”，冈为：（一）当父亲的很少不称儿子的名而称字；（二）曹操早就立了曹丕为魏国的太子，曹彰不是不知道，曹操用不着提起曹丕尚未封侯的事，用这一点事实，来证明曹丕是太子。当父亲的，想立谁为太子，就立谁为太子；已经立了谁，谁便是太子，当父亲的用不着向别的儿子解释，或提出什么证明。
《魏略》又说，曹彰向曹植说：“先王叫我回来，大概是想改立你为太子罢？”曹植回答：“你不可以有如此想法。袁绍的兄弟争位，你没有见到么？”
《魏略》这一部书，充满了这种“想当然耳”的谣言。《魏略》的作者鱼豢忽略了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年底与二十五年年初，早已对曹植失望，连一个“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的官职都撤销了，怎么会异想天开，又要把曹丕换了，改立这喝酒喝得烂醉的曹植？同时，曹丕在这几年以来，颇会装模作样，做出一副彬彬有礼、谨慎小心的姿态，已经赢得了曹操的信任。
曹彰没有理由，对曹植特别好，对曹丕特别不好。他没有理由为了曹植而去伤害曹丕。
那末．他又为什么要向贾逵询问：“先王的玺绶何在？”我以为，他可能是自己想继位为王。曹丕当然很快就接到贾逵的报告，也很快就下令所有诸侯，包括鄢陵侯曹彰与临淄侯曹植，都各回本国（按照当时的制度，诸侯在所封的本国居住，“科禁甚严”。所谓“科”，是一条一条的规矩，例如，不得与别的诸侯有所来往或通讯，不得于未经请准之时，擅自进京或到魏国的都城邺县、求见皇帝或当政的“丞相、魏王”；也不得于言语上及行动上“非礼”。所谓“非礼”，包括喝酒过量，或酒后骂人，尤其是骂了“监国谒者”。监国谒者，在事实上等于是监视诸侯的“狱吏”，而诸侯等于是“待决之囚”）。
“封侯”，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一种享受！被光武帝封了侯的人，的确是活得很舒服。到了曹丕之时，这就不是滋味了。
曹彰在建安二十五年（也就是延康元年）曹丕继位以后，奉令去鄢陵县“就国”，在小地方当小诸侯（鄢陵侯）；正如别的诸侯一样，常常看监国谒者的嘴脸。
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篡位称帝，改国号为魏，改年号为黄初，以十月为黄初元年十月。
黄初元年只有十月到十二月，一共不满三个月。
次年，黄初二年，曹丕升曹彰为鄢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