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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琬在那十一个年头之中，做了些什么事呢？
蒋琬在他当政的十一个年头之中，不曾有一次对魏方采取攻势。他对魏方，一直是只守不攻。
他而且到了当政已有四年，才在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带了主力进驻汉中。在汉中驻了六年，他又在延熙六年十月把主力撤回，回驻在涪县（绵阳）。
诸葛亮去世之时，杨仪与费袆不顾魏延的反对，把主力从武功五丈原撤到汉中；留下了一部分力量在汉中，交给吴懿。吴懿是刘备的吴皇后的哥哥，以“车骑将军”的身份“督汉中”。作为吴懿助手的是“安汉将军”王平。
王平也做了汉中太守，代替吴懿担任“督汉中”的重大任务。这个重大任务，起先本是刘备交给魏延担任的。诸葛亮在建兴九年调魏廷以“前军师”的名义做先锋，这个“督汉中”的责任，便落在“都护”李严的肩上。李严因罪被废以后，继承他在汉中的职务的，似乎便是吴懿。
魏延的“前军师”，意思是前军的军师，也就是“先遣军司令”之类。这个官职，于魏延被杨仪谋杀以后，一度由邓芝承乏，但不久也划归了王平，于延熙元年改称为“前护军”，到了延熙六年又改称为“前监军”。
王平可以说是蒋琬所最信任的高级军官。蒋琬于进驻汉中之时（延熙元年），不仅叫王平继续做汉中太守与“督汉中”，兼任“前护军”，而且也叫王平“署大将军府事”。这是蒋琬把自己的大将军府的一切事务，交给了王平处理，好比当年刘备把“左将军府”的事务，都交给了诸葛亮一样。
蒋琬在延熙六年带了主力由汉中退驻涪县，汉中的事，更完全交给了王平，把王平的官衔，由“前护军”升高为“前监军”，“督汉中”升高为“统汉中”，“安汉将军”升高为“镇北大将军”。
王平却也不负蒋琬的知遇，在延熙七年（公元244年），魏方的二十万大军声势汹汹，来到汉中之时，不慌不忙，派了两位偏裨之将，对曹爽、夏侯玄等在（今日洋县之北二十华里的）兴势山迎头一击，就把魏军打得一时不敢再来。
王平所派去的这两位偏裨之将，一位是护军刘敏，一位是参军杜祺。
费袆带了若干兵马，从成都赶到汉中。魏方的“齐王”曹芳的朝廷，接到情报，适可而止，召还了曹爽等人。一场很可怕的风暴，突然云开雾散。王平的功劳很大。
蒋琬的值得称赞之处，是知人善任。他把前方的事交给了王平，后方的事交给了费袆。他自己就获得了充分的时间，去考虑较为重要的问题，以决定大计方针。
他早就在建兴十三年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之时，把“尚书令”的官职交给了费袆。延熙六年，他从汉中退驻涪县，又把“大将军、录尚书事”的“真宰相”地位，让给了费袆，只留下一个“大司马”的虚衔给自己（费袆对他始终尊重，直到他在延熙九年十一月病故之日）。
“公忠体国”这四个字，蒋琬是当之无愧的。提拔姜维，保荐姜维作凉州刺史的，也是蒋琬。
蒋琬在政略战略上，始终对魏方采取守势。他叫姜维去经营凉州，也是“避实就虚”，借羌胡的兵源与物资来加强蜀汉的实力，以长期对抗“跨带九州”的魏。
在他主持蜀汉军政的十一个年头之中，孙权对魏有过两次大的攻势，一次小的攻势。我们没有见到蒋琬曾经采取过“平行的活动”以与孙权的行动相配合。
孙权于嘉禾六年（后主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派遣朱然围攻魏方的江夏郡郡治、今日的黄陂县；其后在赤乌四年（后主延熙四年，公元241年）派全琮掘坏魏方（在寿县之南）的芍陂，派朱然围攻樊城，派诸葛瑾进攻（湖北南漳县城东南的）祖中。最后，在赤乌六年（后主廷熙六年）又叫诸葛瑾的大儿子诸葛恪攻打六安。
蒋琬在这三年皆无行动，似乎是为了等待吴方打出一个名堂，然后才出动自己的兵，来“扩充战果”，“蚕食”魏的领土。
可惜，吴方的几次攻势，都没有什么收获。所以蒋琬才始终“持重”。朱然与步骘对他很误会，在赤乌七年上表给孙权，说蒋琬暗中可能与魏方有了默契。孙权替蒋琬解释，说“朕为诸君破家保之”。
二十八 费袆
费袆的才具，不及蒋琬，却好过董允及其他的人物。蒋琬在有生之年，以费袆为第一替手；蒋琬死后，这大梁便轮到费袆来挑。
费袆也总算是挑得不太吃力。他从延熙九年挑起，挑到延熙十六年自己被魏方来的降人郭修一刀杀死，六年之间，不曾出过什么乱子。
对魏方，费袆奉行了蒋琬的守势政策，想绝对不攻。但是，姜维一定要攻。他就尽量抑制姜维，不给姜维以足够的兵力，至多拨给姜维一万人。他向姜维说：“丞相（诸葛亮）都平定不了中原，何况我们？”
费袆可说是蒋琬的信徒，却不是诸葛亮遗志的执行者。他甚至并未了解什么叫做“以攻为守”。我对他，实在难有好感。
但是，为什么我在上一章里面对蒋琬颇表同情呢？我的理由是：蒋琬执政于诸葛亮连年用兵，国力颇为亏损以后，又遇到杨仪与魏延互斗的不幸事件，不得不暂时休养生息。
费袆在建兴十三年接任尚书令，在延熙六年接任大将军，与卫将军姜维“共录尚书事”，于延熙七年左右又兼了蒋琬坚持要一并让给他作的益州刺史。没有等到蒋琬去世，他在事实上已经总揽军政。他有机会把蒋琬所蓄积的国力，在延熙九年以后善加运用，不应该一味地守，更不应该抑制姜维。
《孙子兵法》上，有这么一句话：“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有些人把它解释为“兵力不足的时候，就守；兵力有余的时候，才攻。”我以为这样解释，失掉孙子的原意。孙子的原意是：“老是守，越守就兵力越不足；倘若敢攻，攻了，就会发觉乒力很够用。”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守的一方，是被动，不能预测敌人向我方哪一点进行攻击，因此而不能不处处设防。于是，“备多则力分”。反过来说，我倘若敢攻，而且抢先去攻，只须集中相当力量，专攻敌人的某一地点，就不会感觉自己的兵力不够。
也许有些人，会向我说：“你主张攻．固然很好。倘若攻得不成功，败了下来，岂不是连带地把老本钱也输掉了？”
我的回答是：老本钱是输不完的。分出一大部分主力去攻，并不等于把全部兵力放在第一线。后方留下了相当的兵力，就不会因前方的攻势顿挫而一败不可收拾。
我在几十年前，曾经看到一部《围棋兵法十三篇》，其中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宁输十子，不失一先。”“先”这个字，太重要了。
再进一步来说，打得越勤，才扎得越稳。王夫之批评北宋的政府，说它白养了几十万禁军，只晓得用“操演”来练兵，不晓得用战斗的实务来练兵。用战斗的实务来练兵。
也许，费袆的本意并非以守势求苟安，而是静待机会。可惜，他死得太早，而且死得很没有面子。他喜欢喝酒，与蒋琬犯了同样的毛病。他在延熙十六年的年初，大宴宾客，“请春酒”，自己喝得大醉，人事不知，就被魏方的降人郭修，一刀砍死。
郭修是（今日青海省西宁县一带的）西平郡人氏，似乎不曾作过魏方的官。他在姜维占领西平郡的时候，被强迫迁移了来，颇受重视（可能是读过一些书，在家乡是一位名士）。费袆待他以宾客之礼，他却恩将仇报，不惜与费袆同归于尽（事后，魏国朝廷称他为“故中郎”，追封他为长乐乡侯，赐他的家属银一千饼、绢一千匹）。他也许是受了魏方间谍的说动；也可能是精神失常。就费袆来说，那真是未免太疏于防范了。
二十九 从董允到樊建
蜀汉的这一本账，在诸葛亮去世以后便没有什么“进项”，只是姜维在今日的甘肃青海略有作为而已。
比起魏、吴两方，蜀汉却也有它的优于魏、吴之处：没有权臣之肆意废立，没有宗室之内的骨肉相残。后主虽则十分平庸，却也不曾糊涂得像孙权晚年一样。后主也很幸运，有一连串的文臣，从董允到樊建，忠心办事，使得国家的庶政始终没有违反诸葛亮所留下的规模（其中只有一个陈祗，成绩较差）。
董允是董和的儿子，董和是诸葛亮的同僚兼好朋友，原籍益州巴郡，寄居荆州南郡，在汉朝末年回益州，在刘璋下面当过几任县长县令与“益州郡”大守，富有行政经验。刘备拜他为“掌军中郎将”，叫他陪同诸葛亮处理“左将军府”的种种事务。那时候，刘备除了仍自称曹操一度向汉献帝推荐他担任的“左将军”以外，已经同时又自称为“大司马”。所以，他的“左将军府”的正式名称，是“左将军大司马府”（诸葛亮的官衔是军师将军，比董和的“中郎将”高）。
董和与诸葛亮两人之间，相处得极好。董和虽则在官阶上低于诸葛亮，却敢于“就事论事”，在公务上常常向诸葛亮提出相反的意见。有时候，诸葛亮不肯接受董和的相反意见，董和却又敢于不怕诸葛亮嫌他噜苏，一再把这个相反的意见提出，虽提出十次也要提它出来，直到诸葛亮接受为止。
请葛亮不仅不嫌他噜苏，而且十分欣赏，叫同僚们以他为模范。诸葛亮说：“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董和的字，叫做幼宰）。”
诸葛亮又说：“倘若大家能像董幼宰那样‘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诸葛亮说他一生有四位肯对他“直言”的朋友：崔州平、徐庶、胡济，另一人便是“每言则尽”的董和。
董和生性耿介，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为官清正，“死之日，家无儋石之储。”
董允幼承庭训，学养均好。刘备先后叫他作太子舍人、太子洗马，意思是叫太子阿斗有他这样的一个好人作朋友，免得走入歧途。
阿斗继位以后，把董允升为黄门侍郎。诸葛亮在建兴五年离开成都北上，进驻汉中，写了《出师表》向后主临别赠言，希望后主把“宫中之事，事无大小”，都征求侍郎董允与他上面的两位侍中（郭攸之与费袆）的意见。倘若这三人没有“兴德之言”，就杀掉他们“以彰其慢”。
事实上，郭攸之是好好先生，不太坚持自己的意见。费袆不久便被诸葛亮调去丞相府作“参军”，剩下来作为后主身边的“诤友”的，只有董允一个人。
后主升他为“侍中”，又让他兼领“虎贲中郎将”的职衔，统领在宫中宿卫的“亲兵”。
后主在即位的时候，年龄是十七岁，到了建兴五年，便有了二十一岁（他即位的一年是刘备章武三年，没等到第二年便改元建兴。所以，在建兴五年之时，他的虚岁是二十一岁）。
后主对于美丽的女子颇有兴趣，虽则他的皇后、张飞的大女儿，并不难看（可能甚美，因为张飞本人曾经是美少年）。
后主除了皇后张氏以外，也有若干位妃嫔之类，却贪心不足，颇想广采民间的美女，收入后宫。董允认为这件事他不能不以侍中的身份，出面阻挡。他板起面孔向后主说：“古时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