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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谡有没有被斩，是追不到根，究不到底的一个例子。陈寿自己，先后提供了三种互不相同的说法：（一）诸葛亮诛了马谡，戮了马谡，也就是斩了马谡。（二）马谡于关在牢里以后，死在牢里。（三）马谡畏罪逃亡，丞相长史向朗知情不举，被免职，斥令回成都。
陈寿把第一种说法，写在《三国志》的《诸葛亮传》与《王平传》；把第二种说法，写在《马良传》；把第三种说法，写在《向朗传》。
第一第二两种说法，互相矛盾。第三种说法．可以与第一种或第二种并存。因为，马谡可能于逃亡了以后被捉住，然后被斩，或死在牢里。不过，第三种说法也可以与第一第二两种相抵牾：马谡可能于逃亡以后，隐姓埋名，远走他方，不曾被诸葛亮的部下捉住。然而，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习凿齿在《襄阳记》里面，保存了马谡在“临终”之时写给诸葛亮的一封信，信里说：“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
这一封马谡的遗书，可以称得上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它不能证明马谡是被斩而死，还是因病而死。
进一步说，习凿齿倘若能把《襄阳记》里的“临终”两个字，换上“临刑”两个字，这问题便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习凿齿在字里行间，似乎是说，马谡确是被斩的，不是病死的：“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泣。亮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
马谡被斩的另一个旁证，是：诸葛亮确是杀了另外两个将军，一个姓张名休，一个姓李名盛。
尽管如此，这问题依然难以解决。为什么陈寿要在《马良传》里，说马谡“下狱物故”呢？
我只有转请当代的几位三国专家，以及未来的后起之秀，用将来可能发现的新史料来结束这一桩公案了（我乘此机会，向胡健中先生表示谢意。胡先生博闻强记，谈笑风生；是他，首先向我提出了这个马谡是否被斩或逃亡了的问题）。
街亭之站，暴露了马谡的无能，证明了马谡确如刘备所说；“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它也给了裨将军王平以施展大将之才的机会，虽则是出身行伍，所认识的字不到十个。诸葛亮升他为“讨寇将军”，请后主封他为亭侯。诸葛亮与魏延死后，王平主持汉中的防务，官职晋升到“镇北大将军”。
诸葛亮把街亭之败的责任，由自己担当，向后主请求处分。这败仗虽则是马谡打的，然而重用马谡的是谁？是他自己。
后主接受诸葛亮的请求，将诸葛亮的官阶降了三级，改为“右将军、行丞相事”。但是，“所统如前”，所主管的各种事务，仍旧和以前一样。用今天的官场术语来说，是相当于“革职留任”，或“降级留任”。
诸葛亮降级不到一年，就由于在建兴七年攻取了武都、阴平两个郡，而官复原职。
这攻取两个郡的一役，已经是他第三次北伐了（第一次，是建兴六年春天祁山与箕谷之役，包括马谡街亭之败。第二次，是建兴六年魏军郝昭坚守陈仓之役）。
倘若诸葛亮不在建兴六年的冬天才发动陈仓之役，而提早几个月，在建兴六年的秋天，也许要好些。因为，孙权叫他的鄱阳郡太守周鲂骗曹休，向曹休诈降，诱他带兵来鄱阳迎接，进行得相当顺利。曹休在当时是魏方的扬州牧，很相信周鲂之降是真心真意，就带来了十万之兵来攻打吴国，作为周鲂的接应。他走到了（今日安徽潜山县东北的）石亭，就遇到了陆逊，吃了陆逊的一场大亏（孙权自己也带了大军，开到皖口，作为陆逊的“后劲”。皖口在安庆之西十五华里左右）。
我们也可以说，倘若孙权与周鲂，能够延迟几个月骗曹休南下，对诸葛亮的陈仓之役可能很有帮助。话说回来，一则是骗曹休的事，要看时机；不是可以完全听凭周鲂一方面选定日期的；二则是，建业（南京）与汉中彼此相距极远。当时投有电报或长途电话可以互相联络。有什么消息或计划，都全靠派人选信，最快的也依然不过是骑马面已。马怎么快，也快不到一天跑“八百里”（清朝曾国藩与部下通信，或对朝廷送报告，喜欢在文件或信封上写“八百里”三个字，算是命令驿递人员用最快的方式传递。事实上，驿递人员并不能按照“八百里”字面，真正做到一日一夜跑八百里）。
因此，汉、吴双方，虽则每想同时采取攻势，而每每无法在事前联络好，或是于事发以后通知另一方赶紧行动。
建兴七年，诸葛亮在春天便对武都郡与阴平郡动手。就时间上来说，那是紧接着陈仓之役的一番举动，帮他执行这“二郡之役”的，是将军陈式。
陈式的对手，是魏方的“雍州刺史”郭淮。雍州在汉朝没有，魏国政府觉得凉州太大，创设出这个雍州来，以便治理，同时防备“西蜀”。
武都郡是今天甘肃的东南部，成县一带，与四川相邻接的地方，共有七个县，首县是“下辨”，在成县之西。
阴平郡本来只是一个道，境辖甘肃文县西北一大片边疆民族（氐人与羌人）所居住的高原土地。魏国创设这么一个阴平郡，也是为了便于治理及防备“西蜀”。
“雍州刺吏”郭淮，知道了陈式带兵前来，也就“点齐人马”，准备迎敌。郭淮不曾料到，鼎鼎大名的诸葛亮，也亲自带兵来了，而且进驻了（成县西北的）建威城。建威不是一个郡，也不是一个县，而只是一向用来作屯驻兵士的大堡垒。
郭淮不敢与诸葛亮较量，就迟了兵，让陈式白捡了武都、阴平两个郡。这是诸葛亮北伐以来第一次的大胜利。
后主颁旨给诸葛亮，恢复诸葛亮的丞相原职，不必再以右将军的身份“行丞相事”了。
建兴八年，《诸葛亮传》不曾记载任何事迹。这是陈寿的疏忽之处，叫我们读《诸葛亮传》的人，以为诸葛亮在这一年大睡其觉，或不得不以全副精神，“消化”武都、阴平两个郡。
事实上，魏方采取了空前的大攻势：一面在合肥造了所谓“新城”，以对付孙权；一面准备人马、粮食与武器，大举进攻在汉中的诸葛亮。这个准备工作，在八月间完成（诸葛亮也一直在对魏方的行动密切注意，因此而作冷静的等待，不曾轻举妄动）。
魏方的作战计划，是分兵三路，会师汉中。第一路，由曹真率领，走斜谷。第二路，由张郃率领，走子午谷。第三路，由司马懿率领，从司马懿所驻扎的襄阳出发，溯汉水而上，穿过鄂西北与陕南，以汉中郡的首县南郑为目的地，也就是三路大军的会师之地。
诸葛亮早就在去年冬天，新造了两座大城，作为南郑的屏藩：一是汉城，造在沔县东南；一是乐城，造在今天的城固县县城的所在地。
诸葛亮知道了魏方的三路大军即将到来以后，却并不呆待在汉乐两城作“死守”的打算（有些人，每每以自己“死守”某地，或叫人“死守”某地为得计。其实，守的目的不应该是求死，而应该是求生。守也应该有“时间上的限制”。任何一个地域与地点，都只应该守上某些日子或某些小时，以配合友军的其他行动。在指定的时间以内，当然是虽死亦所不惜；出了指定时间之外，而仍留在那地域或地点等待死，则不仅是无谓的牺牲，也是一种损耗国家兵力，违抗上级命令的行为）。
诸葛亮当年于马谡失去街亭之时，不曾“死守”西城。诸葛亮极有军事学识。他深知道，打仗要以攻为第一义；守是帮助攻的。为了攻而守，是对的。不是为了守而守！
诸葛亮在建兴八年大军压境之时，不肯把主力留在南郑或汉乐两城，而集中在（洋县之东二十华里的）赤坂。在赤坂，他可以灵活地应付三路魏军之任何一路，或所有的三路。
这三路魏军。却一路也不曾到来。原因是，天公下了大雨，一连下了三十几天。斜谷与子午谷的栈道，以及襄阳洋县之间的汉水两岸的道路，都被大雨冲坏了。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下诏书给曹真、张郃、司马懿，叫他们撤退。讨伐“西蜀”的事暂时作罢。
这一年（建兴八年），陕南是双方剑拔弩张，处在大战的前夕，而实际上并无接触。在西边，新被蜀汉收入版图的武都、阴平两郡，却发生了战事，规模虽小，而打得相当激烈。魏方的主将是“雍州刺史”郭淮；汉方的主将是镇远将军魏延。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上了演义著者的当，以为魏延是坏人，“脑后有反骨”，而且打仗的本事平常，老喜欢与黄忠争功，其实，魏延这个人极忠心；极勇敢，而且深受刘备本人与诸葛亮的赏识（魏延是行伍出身，为人粗豪。这时候的军阶，是“牙门将军”）。
刘备在自称汉中王之时，就不用别人，而用了魏延坐镇汉中。刘备给魏廷的官职是：“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
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带了十万人来到汉中，特地选用魏延为“督前部”（先锋司令），叫他兼为“丞相司马”。这丞相司马，是诸葛亮为了魏廷而新设之官，地位相同于丞相长史（秘书长）。在事实上诸葛亮是以丞相身份，兼为统帅，而魏廷是以“丞相司马”的兼职，做了统帅部参谋长或参谋处处长的事。魏延的本职，是“督前部”，先锋司令，因此，才在“雍州”与魏方的郭淮交锋。
魏延在（甘肃省西南部的）阳溪与郭淮的主力相遇；把郭淮打得溃不成军。诸葛亮得到捷报，很高兴，保荐魏延由镇远将军升为“前将军”；同时封他为南郑侯。这南郑侯是“县侯”的一级，比“乡侯”与“亭侯”大。
在魏延军中，辅助魏延的高级军官之一吴懿，也升了官。吴懿是刘备的吴皇后的哥哥；陈寿《三国志》把他的姓名写成“吴壹”，为了避司马懿的“讳”。
这建兴八年的阳溪之役，可以称为诸葛亮的第四次战役。我在以前说过，诸葛亮并未“六出祁山”，而仅仅“两出祁山”。他北伐倒可以说是有六次。其实，北伐也并非有六次，而只有一次；重要的战役，可以说是有六次。第一次，建兴六年春天的街亭之役。第二次，建兴六年冬天的陈仓之役。第三次，建兴七年的武都阴平之役。第四次，便是这建兴八年的阳溪之役。其余的两次重要战役，是：建兴九年的上邽之役；与建兴十二年的武功之役。在这六次重要战役之中，诸葛亮只有在街亭之役与上邽之役出了祁山。
上邽之役可说是六次重要战役之中最重要的一次。诸葛亮把汉中与后方的政务与军事，都交给了李严父子负责，以便用全副精神与魏军决战。诸葛亮任命李严的儿子作“江州都督”，把李严本人从江州（重庆）调了来，交给他两万兵，叫他留守汉中（魏延仍被诸葛亮带到前方作战）。诸葛亮而且也把丞相府的政务，交给李严代拆代行。
魏延以外，被诸葛亮带到前方去的将领，有王平、高翔、吴班。
魏方的统帅不再是曹真，曹真生了病。代替曹真的新统帅，是司马懿。在司马懿下边的几员大将，是张郃、郭淮、费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