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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绝对不曾料到，他拿不下江夏郡（江夏郡有十四个县与国，郡治在鄂县）。
他在航行之时，志得意满，由意满而感觉到一阵“满足了以后的空虚”。中国的天下，他已经拿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剩下的荆州江夏郡，与扬州九郡之中的六郡，益州、凉州，看来都已不成问题。这些似乎不成问题的地方，在最近的将来也拿下了以后，他曹操又怎么样呢（亚力山大在拿下波斯以后，也曾经有过如此的空虚之感）？
曹操不仅感到空虚，而且也感到苦闷、忧愁。愁些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一天夜晚，刚好有皓月当空；他对着这可爱的明月，又生了“明亮得像这个月亮的，我却拿不到手”的自我渺小之感。于是，他百感交集，赋诗一首，诗里面有这么四句：“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曹操这时候已经觉察到；地上的东西，土地、权力，他虽则已经似乎是想拿什么便拿到什么。天上的月亮，或类似月亮那样的亮晶晶的东西，他却毫无办法。人的力量，究竟是有限的，他也不过是“人”而已。怎么会逃得了空、死亡与忧虑？
曹操有一首“对酒当歌”，是千古名作。它把人生比作“朝露”；它把中年人“去日苦多”的怅惘，表达了出来；它描写了曹操自己用酒来填补幻灭，一般喝酒者“以酒浇愁”的心情；它也充分透露了曹操在人格上的优点与弱点。
曹操爱朋友，恋旧，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怨必报。报恩，是他的美德；报怨，倘若不出“直”的范围，值得原谅、同情。可惜，曹操在报怨之时，每每过分残忍。他的另一缺点，是志气高，欲望也高，高到了想“掇”天上的月亮，自找失望。
曹操在当时未尝不已经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人，却在内心中存有“失败”的恐惧，“何枝可依”的灰色预感。太可怜了。他自比周公，求为周公，而所得到的是历史上与王莽相并列的恶名；“操莽”两个字常常被史评家写在一起。
“对酒当歌”共有八节，每节四句。这八节的排列次序，我怀疑可能有错，第三、第四似乎对调了才好。第五、第六也应该对调。然而，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现在，我按照别人相沿的排列次序，把它抄在下面：
（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四）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五）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六）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七）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八）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家父子（曹操与曹丕、曹植）的文采，不是孙、刘二家的人所能望其项背。老天爷给了曹家父子以文采，却吝惜了道德上的修养；给了孙家父子以英雄气概（孙坚、孙策，及早年的孙权），给了刘家父子以维护汉朝正统的任务，却吝惜了文采（虽则让他们都能写几句散文）。这便是老天爷真正公平的地方：他不偏爱任何人，不让任何人“十全十美”，有了权力、财富，又有幸福。
有人说，曹操在航行长江之时，“乐极生悲”，写出这首“对酒当歌”，这是一种即将吃一个大败仗的预兆。这个说法，不一定对。然而，曹操在交锋前夕，或交锋之前的若干夕，没有专心于布置水陆部队，没有专心于研究敌情、判断敌情，而一味“好整以暇”，饮酒赋诗，的确也未免过分轻敌，把刘备、孙权太不看在眼里了。
于是，到了交锋的那一天（建安十三年十一月的某一天），他的沿着长江南岸而走的部队，与周瑜所指挥的孙权前锋刚一接触，便受到了挫折。
这接触的地点，叫做“赤壁”，不叫做“乌林”。乌林在长江北岸，赤壁在长江南岸（有很多谈历史的人，把乌林与赤壁的地点，说得相反，说乌林在南，赤壁在北，错）。
曹操的兵，大部分是从北方带来的陆军；小部分才是刘琮送来的水军（也有极小部分，是曹操在许县凿了人工湖训练出来的水军）。
曹操的水军，在船上由水路走，他的陆军却分成两路，分别沿着长江两岸，在陆地上行。
南岸的一路，在赤壁吃了亏。
曹操下令，叫南岸的陆军赶紧全部上船（船也是分为两路。沿着在江中两岸顺流下驶的）。
南岸陆军都上了船以后，曹操叫这些船都驶向北岸，与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船靠在一起。
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陆军，这时候停下来，扎营。由南岸而渡过长江，来到北岸的陆军，也接到命令，上岸扎营。
二十几万的大军；当然不能都挤在乌林这一个小地方及其附近。曹操即使笨，也不致笨成那个样子；况且，事实上也不可能。
到达的，也当然不是二十几万人全部；只不过是前锋及一部分主力而已。
船，就已经到达的而言，却极可能是被曹操下令：完全靠在一起（有没有用铁环结成一片，中了孙刘二方的所谓“连环计”，那就难考了）。事实上，船总是要用缆索扣在岸上什么地方的。船多了，岸上不能有足够多的系缆之处；那末，把若干只船互相扣起来，只要把其中一只的缆系在岸上，就把它们都稳定了。
赤壁在嘉鱼县的西南，岳阳县的东北。它在长江南岸。
乌林在长江北岸，与赤壁隔水相对。
曹军之所以在赤壁，一遇到孙刘之军，就受到挫败，原因是：第一，孙刘军先到，曹军后到，孙刘军以逸待劳。第二，孙刘军以弱御强，以寡御众，“不战则死”；是“哀兵”。兵法上说：“哀兵必胜”。第三，曹军已经走了许多天的路，很疲乏；而且染了疾病与瘟疫的很多。是什么疾病与什么瘟疫呢？史料上没有记载（可能是消化不良与“恶性感冒”）。
曹操之所以把南岸的部队，都撤到了北岸去，为的是集中在一处，以便重新部署。他也可能是企图诱骗孙刘军追击到北岸来，自投罗网。
孙刘军这一边，未尝不想对撤往北岸的曹军加以追击。然而时机未到。他们自己人数太少，曹军太多。他们必须先使得曹军出了问题，然后才能实行追击。
在当时的战术传统上，要叫敌人出问题，不外是下列几种办法：甲，倘若敌方没有一个具有绝对威权的统帅，而是分别由几个地位不相上下的将军作“联合指挥”，那末，最好的方法是设法叫这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将军彼此不和，用造谣，用写信，用只打这一个将军的兵，不打那一个或那几个将军的兵，等等诡计。乙，分兵攻打敌阵之后或敌阵之旁，敌人所必须前往营救的仓库、营垒、城市，或京城，或同盟小国。这种战术，叫做“伐魏救赵”。外国兵法家称之为diversion。丙，分兵切断敌军与后方的交通线，或是掘堤引水，冲断这一条或多条的交道线，冲坏敌军的阵地或所守的城。
倘若“我军”兵多，敌军兵少，那就可以考虑于决战以前，将敌阵或敌城完全包围；或至少延展两翼，作即将包围或即将绕入敌后的姿态。
最后，才有决战。决战可以用全线冲进的方式；也可以用“两翼包抄”，或只打中央一点（中央突破），或左右两旁的任一点，或是把“我军”移到敌军之旁，对敌军侧击；或是引诱敌军先出动或先行军，然后予以侧击，夹击，或“切为数段”。
职业的民间说书家，以及把三国故事写成“演义”的人，不曾读过《孙子兵法》，更不曾读过“典范令”（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等等）。他们心目中的打仗方式，很像是外国人比西洋拳，你一拳来，我一拳去。每一次重要的战役，例如官搜，都被他们描写成几个名将的武艺表演。颜良一枪刺来，关公一刀砍去。颜良的头落下，于是袁绍军大败，曹军大胜。倘若双方的大将，武艺不相上下，这就杀上几十个或几百个回台，十分好看。
什么是一个“回合”？我当年在阅读《三国演义》之时，正如一般的少年读者一样，完全莫名其妙。后来，在法国看到中古时代西洋人比武的电影，才得到一点灵感；悟出“回合”二字的意义（不一定正确）。
那末，什么是“回合”呢？先说什么是“合”。合，就是两马相遇，两位骑士的兵器相碰，双方从两个互相面对的地点骑马奔来，在彼此接近之时，双方的兵器不约而同互相撞击，甲的大刀砍来，乙的刀或矛挡去，于是有了撞击（矛，就是花枪）。
现在再说，什么是“回”。两位骑士，甲是由东边冲到西边来，冲过了乙，大刀碰过了乙的刀或矛，这一位甲兄的马并不停留，仍旧继续向西奔驰而去。乙兄呢，他的坐骑也继续由西向东，奔驰而去，双方各自奔了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才能勒得住马，掉转马头，甲这才改为由西向东，而乙改由东向西。双方对奔而来，这就叫一个“回”。回奔到相近之处，兵器又互碰一下，各自继续奔去，这就又有了一个“合”。
西洋人在中古时代比武，普通是撞上两三个回合，也就分了胜负。三国时代的中国骑士比武，倘不是故意表演花招，也应该在几个回合之内，分了胜负，没有撞上几十个回合，还分不出胜负的可能。
两军作战，与两个骑士比武，怎能相同？作战，要靠众多的士兵拚命，将帅的责任，是指挥、谋略，与事前的布置，事后的赏罚。双方的将帅有时也会狭路相逢，不得不出手较量之时，但在通常情形之下，很难面对面，个对个，比一比膂力与刀枪技艺（关羽一马当先，对袁军出其不意，刺死颜良．那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关羽在当时并非曹军的统帅或指挥官）。
《三国演义》在叙述别的战役时，总是不厌重复地说某人与某人打了多少回合，只有在写关羽刺杀颜良之时，写得相当利落；写赤壁之战，也避免了强调孙刘的某一将领与曹军的某一将领，打了多少回合。
《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的经过，十分精彩，在文学方面是—大成就；可惜与事实太不相符。我们写历史的人，为了忠于史实，忠于我们的读者，不得不把演义上的若干有趣的故事，一一指出其歪曲史实，或凭空捏造之处，令有些读者扫兴，甚至引起少数人为演义的作者辩护，真是很不得已。
简单言之，第一，诸葛亮不曾有过“草船借箭”的事，倘若孙刘军连箭都很缺乏，还谈什么抗曹？第二，诸葛亮不曾借到东风，东风是自己刮来的。没有东风，火攻的计划依然可以实施。黄盖把装满了干草的船，点了火，由南岸的上游之处，斜对着北岸的下游之处行驶，所倚仗的是水力，面不是风力。第三，诸葛亮不曾用“三气周瑜”把周瑜气死。诸葛亮不是那一种阴险的、在强敌当前之时而暗中谋害友军将帅的人。周瑜之死，是死在自己的箭疮。第四，周瑜也不曾有暗害诸葛亮之意。周瑜这个人光明磊落，坦诚待人，而且十分爱才。周瑜把老前辈程普都感动得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