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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前，在黄初二年孙权受曹丕封为“吴王”以前，孙权在建安十四年被刘备推举为“车骑将军”以后，张昭的名义是“车骑将军师”。再前，他在名义上是“长史”兼“抚军中郎将”，一如孙策之时。
张昭不仅在公务上对孙权竭忠尽能，在私生活上也常常对孙权“极言几谏”。孙权喜欢打猎，而且有时候用拳头揍野兽，张昭向孙权说：“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孙权红着脸回答：“我年纪轻，考虑得不远，很惭愧。”
孙权也喜欢喝酒，以灌醉陪他喝的人为乐，有一次，他和群臣宴会于武昌樊山的钓鱼台，大喝了一顿，群臣醉倒了不少，他吩咐手下人用冷水洒他们，让他们醒来，再喝。他下了一道命令：“今天要喝到醉倒在这钓鱼台之中，才能停止。”张昭是在场的群臣之一，听了这道命令，就离开宴席，出门到车子上坐。孙权叫人把他找回来，责备他：“无非是大家共同作乐而已。公（老太爷）为什么生气？”
孙权对张昭一向尊称他为“公”，不敢以他的官职相称；更不敢直呼其名。
张昭回答孙权：“当年商朝的纣王，把酒糟堆积成一座小山，把游泳池装满了酒，邀集群臣喝酒，喝到天亮，号称‘长夜之饮，，当时，他们也以为‘无非是共同作乐而已’，不知道那是一件不好的事。”孙权答复不出话来，沉默了一阵，吩咐人把筵席撤了。
孙权对张昭的这一套老前辈的教训口吻，能够容忍，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张昭反正准备了老命一条，随时可拚，不怕顶撞这位年纪比他轻了许多的老板（他比孙权的父亲只小了一岁）。
孙权毕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时候也难免受不了张昭的顶撞，他们二人冲突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张昭退休以后，孙权想派遣两个特使去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之时。
这件事关系太大，倘若做得圆满，有辽东对曹魏的东北方加以牵制，孙权便很容易与诸葛亮制曹魏的死命了。
孙权叫人把张昭请来，问他的意见。张昭说：“公孙渊虽则派人来向我们讨好、求援，然而并无诚意，我们不可就派两个特使前住。因为，倘若他又变卦，畏惧曹魏，想对曹魏投降，就可能杀害我们的特使，我们就会‘为天下笑’。”
孙权原以为张昭一定满口赞成，连声叫好，没想到这老头子又是架子十足，自以为见解高人一等．把一大盆的冷水，向他孙权的头上猛浇。
孙权一时按撩不住堆积在胸中的怨气，就拔出刀来，放在案子上，向张昭说：“吴国的读书人，进宫的时候拜我，出宫的时候拜你，我让他们如此做，可见我对你真是尊重到了极点，然而你，却常常在大庭广众之前反对我的话，驳倒我，我常常气得发昏，很怕会在气昏之时做出令我后悔的事。”
孙权所说的“做出令我后悔的事”，所指的是：“砍掉你的脑袋”。
张昭听了，对孙权注视了一会儿，才说：“臣明知说了您不肯采纳，然而不敢不说，因为太后（孙权的母亲吴氏太夫人）曾经于临终之时把我叫了去，把你拜托给我。她的话，永留在我的耳朵里，我怎么敢不竭尽愚忠！”
原采，张昭不仅在建安五年四月受了孙策之托，又曾经在建安七年（或如所说，在建安十二年）受了吴太夫人之托。
孙权是很孝顺、很追怀他的母亲的，他听到张昭提起他的母亲，便眼泪直流，这时候，张昭也早巳涕泪纵横，静候拉下去砍脑袋了，孙权“砰”的一声，把刀从案上拿起，摔到地上，对着张昭，两人痛痛快快地同声大哭一场（然后，可能派人扶了张昭回家）。
孙权虽则和张昭对哭了一场，却未曾接受张昭的谏阻，仍然派遣了张弥、许晏两个特使去辽东，封公孙渊为王，张昭气得托病不再上朝，孙权也继续生他的气．叫人用泥土封闭张家的大门。张昭也叫人在大门里面，同样用泥土加封一层。
后来，公孙渊果然杀掉了张弥、许晏。孙权既后悔，又惭愧，派人向张昭“慰谢”。这慰谢的谢字，含有“道歉”的意思。张昭继续称病，不出来上朝，孙权自己到张家门口，张昭还是“有病”不肯出来。孙权气极，叫人烧门，便把大门烧了。张昭已经把二门（户，单扇小门）也关闭了。过了一阵，孙权的头脑稍为冷静，叫人把火灭了。张昭的几个儿子，这时候也劝好了张昭，扶着他老人家，出来拜迎“皇帝”。孙权有了面子，很高兴，就请张昭与自己同乘一辆马车，回宫里畅谈。此后，张昭按时上朝，直到老得不能行动之时。他死在孙权的嘉禾五年（公元236年），享寿八十一岁。
孙权本人死于嘉平四年（公元252年），享寿实岁七十一岁，他前后当“吴侯”、“吴王”、“吴国皇帝”，有五十二个年头之久。
在这五十二个年头之中，前后作过他的最重要的辅佐的是孙邵、顾雍、陆逊、步骘。其中，以顾雍的任职时间为最长。
孙邵不是孙权的本族人，生长在青州北海国，曾经受知于国相孔融，当了孔融的功曹。其后，在杨州刺史刘繇下面作官，于刘繇战败以后，被孙策收用。孙权上台以后，他劝孙权对许县朝廷纳贡上表，弄好了对曹操的关系．颇受孙权赏识。
孙权先后任命孙邵为庐江郡太守（继李术之任），与车骑将军长史。那时候已经是建安十四年，在孙权与刘备于建安十三年打胜了曹操以后，刘备上表推荐孙权为“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
再过了十几年，孙权于公元222年的秋天称王，定国号为“吴”，年号为“黄武”，就任命了孙邵为吴国的丞相，代替张昭，作了他自己的第一名助手。
孙邵位居丞相，而在的吴的部分竟然没有一卷或一分卷的传记，这是因为他与一位姓张名温的格格不入，而陈寿所根据的史料，是张温的“党羽”韦昭所写。
孙邵当丞相，当到黄武四年五月病故。说他享年三十六岁，费解。当时，孙权已经实岁四十四岁；孙邵作过刘繇的僚属，不可能年纪比孙权还小了八岁（孙邵死时的年龄，可能是六十三岁，被抄写的人错成三十六岁）。
孙邵于官居丞相的不到三年时间，有过什么重大贡献，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仅仅知道，在这不到三年的期间，孙权受不了曹丕催遣“任子”的压迫，对蜀汉信使往返，言归于好。这可能是由于孙邵作了如此的政策上的建议（所谓“任子”，是拿儿子当人质，送到朝廷，听凭朝廷于自己反叛之时，加以杀害或拘囚）。
孙邵死了以后的第二个月，黄武四年六月，孙权任命顾雍做丞相。
顾雍做丞相，一做便是十九个年头。作到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一月病故之时，他是吴郡吴县（苏州）人，当过蔡邕的学生，学会弹琴、写字；在建安四年被扬州与吴郡的长官推荐给孙策，当了合肥县的县长。
顾雍在作了合肥县县长以后，又一连作了娄县、曲阿县；与上虞县的县长，都有相当好的政绩。
孙权继承了孙策的全部地盘，有六个郡之多；但是在名义上，许县朝廷只承认他是“领会稽太守”。孙权本人必须留在吴郡的曲阿，或丹阳郡的秣陵，不能到会稽（绍兴）久住，作名副其实的会稽太守，就叫顾雍担任会稽郡的“丞”，代掌太守的职权。顾雍把会稽也治得像以前他治过的三个县一样：全郡的大小土匪完全肃清，人民安居乐业。
许昌朝廷所颁给孙权的军事官位，是“讨虏将军”（他的父亲孙坚曾经是“破虏将军”．他的哥哥孙策曾经是“讨逆将军”）。在讨虏将军的下面，有所谓左右司马。顾雍于做了几年会稽郡丞以后，被孙权调回来，做“左司马”。
献帝末年，孙权、刘备之间有了磨擦，孙权投降曹丕，被封为“吴王”。吴王的吴国，有类似魏国朝廷的官制，包括九卿与尚书令。顾雍先后又做了吴国的大理（最高的司法官），奉常（最高的祭祀官与宗谱官），与“领尚书令”（国王的总管一切政务的秘书长）。
孙权而且封了顾雍为“阳遂乡侯”。其后进封为醴陵侯。
孙权在黄武元年称王，第一任的丞相是孙邵。孙邵死后，顾雍就被任命为第二任的丞相，与孙权处得极好。君臣之间，除了一度被小人吕壹挑拨了以外，不曾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他懂得孙权的脾气，绝对不在大庭广众中倒驳孙权的意见；然而他也丝毫不是阿谀奉承的佞臣。他懂得写小条子，用书面陈述若干与孙权的看法不同的意见。这样，孙权保住了帝王威严，也就乐于接受顾雍的意见。
顾雍的另一特长是缄默，不把经办的公事随便对人闲谈。尤其是关于人事。他保荐了一个人，这人被孙权用了，还不知道保荐人是他顾雍。至于处理某一问题，顾雍也绝对不夸耀他呈献给孙权的方针。外面的人只晓得一切都是出自孙权的英明果断。
他性情和顺，而张昭性情刚强。和顺，并不一定是全无主张，对皇帝的任何看法一概赞同，或凡事“奏请核示”。事实上，顾雍的主张多得很，而且每每与孙权的大不相同，甚至每每与张昭的相同。例如，孙权想派特使去辽东封公孙渊，张昭固然反时，顾雍也是反对的。
张昭有一次在武昌为了孙权想作“长夜之饮”，而中途退出筵席，出门坐在马车里生气；终于劝好了孙权停止这一夜的狂欢。顾雍也是反对孙权闹酒的，而所作的表示颇与张昭两样。顾雍的办法是：采取“众醉独醒”、“不苟言笑”的态度，叫孙权及其酣饮的部下自己惭愧。顾雍生平绝不喝酒，在宴会场中不多说话，正襟危坐，睁大着眼睛对言行放纵的宾客注视，弄得孙权有“顾公在座，使人不乐”之感。
孙权喜欢用严刑峻法对付老百姓。张昭反对，孙权不想接受，便问顾雍。顾雍说：“法令似乎太多了些。刑罚也略为嫌重了一些。我所听到的老百姓的呼声，与张昭所听到的一样。”孙权于是就叫人把法令与刑罚加以修正。
孙权每逢准备以什么人做比较重要的官，就派遣一个“中书郎”到顾雍家里去见顾雍，征询顾雍的意见。顾雍妙得很，他倘若是赞成任用某人，便谈笑风生，留下这位中书郎吃饭。否则，他说话很少，也不留中书郎吃饭。
孙权懂得顾雍的“密码语言”，只消问一问从顾公馆回来的中书郎：“他留你吃饭没有？”倘若中书郎回奏：“留臣吃饭了”，孙权便吩咐下面，缮发任命某人的公文。倘若中书郎回奏：“没有留吃饭”，孙权就重新考虑某人做某官，是否适当。
孙权遇到政策上的重大问题，却并不派人传话；顾雍也决不托人转奏。他们君臣二人之间，似乎有一个默契，遇到这样的事，只有当面密谈。
顾雍在赤乌七年（公元244年）去世，孙权任命陆逊做丞相。孙权叫陆逊留在武昌，仍旧当“荆州牧、都护、领武昌事”。
一方面，陆逊人在武昌，距离国都建业（南京）很远，这丞相的职务，他只是遥领而已；另一方面，陆逊虽则也是吴郡吴县人，与顾雍是小同乡，但是个性与顾雍完全不同，喜欢直言极谏，因此而与孙权处得并不太好。他只当了—年的丞相，便在赤乌八年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