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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坐镇；再叫程普、吕范二人去湖南，占领长沙、零陵、武陵、桂阳四郡。倘若有可能，就杷住在襄阳的刘表也解决，吃掉荆州全部。
他的心胸很大，所以就提前任命周瑜等三人分领江夏、零陵、桂阳三个郡的太守。比起那袁术来，作风迥不相同。袁术在事前答应了孙策这一郡与那一郡的太守；到了事后，他并不兑现。孙策呢，事前就先发表了周瑜等三人为三个指定了的郡的太守。
可惜，讨伐黄祖的事，由于只打了一个胜仗而未能将黄祖消灭；孙策末能夺得江夏的地盘，更谈下到攻取长沙与零陵、桂阳等郡。所以周瑜等人一时也不曾当到太守；他们对孙策绝没有绝望的牢骚，因为这是他们自己不曾能够消灭黄祖，不是孙策于事成以后，食言失信。
我又查了韩当、黄盖的传。这两人也正如所记。与周瑜及孙权等人参加了西征江夏之役。韩当确是参加了的，官阶也正是“先登校尉”。黄盖呢，本传里不曾提到西征江夏的事，也没有说他当过“武锋校尉”；只说他以军人而做过九任县长，于赤壁之役以前当到丹田郡都尉，于赤壁之役以后因功被拜为“武锋中郎将”。这“武锋”二字，可能是由于他曾经做“武锋校尉”而来。
另一位名将周泰，所引的孙策文件中未曾列入；但本传里说他当了春谷县县长，其后“从攻皖及讨江夏，还过豫章（郡），复补宜春长”。这样看来．黄盖这个当了九任县长的军人，也未尝不可能如所记，以“武锋校尉”的名义参加那讨伐黄祖之役了。
我认为：上这一篇孙策的表，可信。
倘若关于孙策讨伐黄祖的一段是可信的，的这一段既然与它颇能符合，那就也可信了。因此，我才敢说，虽是野生，有时却也包含了真的史实。
正史比野史好，但也不是绝对可信。正史的一大缺点，为野史所没有的：是割裂史实。本来很完整的有关某人某事的史料，常常被切成几段几片，分别放在若干人的传记之中（正史的作者，自从司马迁、班彪、班固以来，就是偏重人物而不重事件的）。
例如，这件孙策打黄祖的事，就被的编者陈寿，分别以碎片放在孙策、孙权、徐夫人、孙贲、周瑜、程普、韩当、周秦、凌统九个人的传记之中。
吴的部分最疏漏的地方，是在里面，只叙述了他打下丹阳．打下吴郡，打下会稽，而不曾交代守这三郡的人是谁？这三郡的太守是谁？诚然，那位扬州刺史刘繇，很重要；陈寿叫我们感觉到，只须打走了刘繇，江东就都是孙策的了。
事实，不能够如此简单；也不可能如此“索然寡味”。
倘若陈寿能在中，点上一点（提上一提）当时的丹阳太守是好朋友周瑜的叔父周尚，这该多么有趣。周尚让周瑜带了兵，也带了很多的船与很多的粮食，去历阳（和县）加入孙策的队伍（里面，仅仅有“瑜将兵迎策”五个字；抄录了孙策事后写给周瑜的一条命令，称赞周瑜“前在丹阳，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
周尚是袁术的人。孙策在当时也还仍旧是袁术的部下。所以，周尚肯让周输送兵、送船、送粮给孙策，并不奇怪，实际上这些兵与船与粮，都可能是周尚叫周输送的。
周尚虽则是丹阳郡的太守，却管不到本郡的长江东岸与南岸的部分。江的那一边，例如原为本郡首县的宛陵（安徽宣城），已经在吴景充任太守之时，被刘繇占了去。
周尚即使没有一个与孙策是好朋友的侄儿，也会尽量支援孙策，以收复丹阳郡的失地的。
刘繇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在里看不出来，必须读刘繇本人的传（本传）。他原来是兖州刺文刘岱的弟弟，青州东莱郡牟平县（山东黄县）人。他被本郡太守举为孝廉，本州举为茂才，当过县长，奉刺史之命，在济南地区担任“部从事”（视察官）。所谓“部从事”，意思是“某州刺史部派在各地的从事”。所谓“刺史部”，就是该刺史所刺探的区域，就是“州”。
留在刺史身边的从事，只叫做“从事”；派到本刺史部各地区去调查案子或住在那里坐办的，常常被称为“部从事”。
刘繇在济南当“部从事”，把济南国的国相“奏”了一本，免去官职。这个国相贪污渎职，虽然事某一个“中常侍”的儿子，刘繇却不怕他（中常侍是宦官，生不出儿子；儿子是抱来的养子。清朝有人是生了儿子以后，才去施行手术当宦官的）。
刘繇当时的官位很小，怎么能够上“奏”？我想，这是写的人的“省笔”。他是在说，刘繇报告了刺史，刺史上了奏本给朝廷。这样的省笔，小足为法。
曹操欣赏刘繇这样的人，用献帝的名义征召他，破格录用他．做“司空掾”，在曹操自己的下面当处长一级的官（曹操在当时是司空）。刘繇不肯就职。曹操又荐他当“侍中”。他又不就。
最后，曹操派他来扬州当刺史。他到了寿春，怕袁术，去了曲阿。
刘繇离开寿春，能到江南的曲阿来办公，完全是靠了孙家的力量：是孙策的母舅吴景与孙策的堂兄孙贲欢迎他去的。当时吴景是丹阳郡的太守，孙贲是丹阳都尉（曲阿是今天的江苏丹阳县，当时属于吴郡管辖）。
建安元年，袁术酝酿称帝，刘繇认为吴景、孙贲是袁术的人，就出其不意，把他们两人赶走，赶到了长江的对岸。而且派了樊能、张英等人守住长江这边的渡口，以表示对袁术及其爪牙绝交。
曹操很欣赏他，派人以献帝的名义拜他为振武将军，升他为“扬州牧”。
孙策带兵来到曲阿，刘繇一逃，逃到丹徒（镇江），再逃；逃到了江西北部今日南昌一带的豫章郡，依靠豫章太守华歆（豫章是扬州的一郡，在理论上刘繇有权屯驻）。
孙策忙于肃清丹阳郡内部的草寇与聚寨自保的宗民，又要向东继续收取吴郡，转而向南，收取会稽郡，不曾费心思足亦刘繇。在吴郡与会稽郡拿到手了以后，孙策移军西向，收拾庐江，打跑了庐江太守刘勋，这才有闲暇重新应付刘繇，而可怜的刘繇已经在豫章郡得病而死。
死前，刘繇曾和笮融打了一仗，确也把笮融赶入山中。以前，当刘繇尚在曲阿当扬州牧之时，笮融和他处得还算不错，号称“同盟”。笮融啸聚徒众屯驻在袜陵县之南，和城内的薛礼合伙，替刘繇挡了孙策，交锋三次。三次以后，等到孙策吃了吴郡与会稽郡以后，笮融就不再抵得住这位孙郎了。于是，杀了薛礼，走入山中，由山路到了安徽南部，然后沿着长江南岸，到达江西湖口一带的彭泽县，杀了自称彭泽郡太守的朱皓，也一度击败了从豫章郡来讨伐他的刘繇；最后终于被刘繇击溃，死在山里面老百姓的手里。
刘繇自己不久也得病去世。孙策听到消息，很有感慨，也很挂念刘繇家屑的情形。恰好，王朗也来了信，恳求孙策照顾刘繇的儿子。孙策于是就派了太史慈去豫章，叫太史慈看看华歆如何对待刘繇的孤儿寡妇，也看看华散在当地是否受到人民的拥护。
孙策而且给了太史慈一项重要的任务：收容刘繇遗留下的一万多人，包括军官与士兵。孙策告诉太史慈，刘繇旧部之中，凡是肯来的，一概收编，带回江东；不肯来的，绝不勉强。
太史慈把这三项任务，都办得很妥当。带了一些刘繇的旧部回来，他向孙策报告：他看到了刘繇的几个儿子，其中以十四岁的老大刘基为最好。他观察了华歆的为人与作风，认为是一个只想自保，不能进取的人。当地的人民对他很不服从；人民只肯纳税，而不肯应征当兵。
孙策很高兴，不久就向豫章进军。在到达距离豫章县只有几十里的椒丘之时，他派遣一位曾为吴郡功曹的虞翻，去豫章向华歆劝降。华歆对虞翻说：“我早就想摆脱这太守的职务，回北方家乡去休息了。孙会稽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就走。”（华歆称孙策为孙会稽，因为孙当时的官位是会稽太守）
虞翻回报了以后，孙策就赶紧带了兵来到豫章县（也就是今日南昌）的城下。华歆毫不抵抗，亲自“幅巾奉迎”（所谓“幅巾”，便是头上只是戴了便帽，而不戴正式的冠）。他不方便穿了汉朝的衣冠，去迎接这位目无朝廷、公然并吞数郡的孙策。
孙策见了华歆，立刻下跪行礼，向华歆说：“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礼。”
华歆在当时，确是声望很高，与郑泰、荀攸等人齐名。他是平原郡高唐县人（高唐在山东禹县西南），由孝廉而历官到郎中，一度退隐，被大将军何进征召为尚书郎；董卓依他自己的请求，外放他为今日渭南附近的下邽县的县令。他借此脱身而走，出了武关，到南阳，被袁术留住。他劝袁术由武关进军入陕，讨伐董卓。袁术只不过是想留下他，作一个点缀场面的花瓶，却没有兴趣听他那一套安邦定国的大计。华歆把讨伐董卓的建议向袁术陈说，岂不是白费？这正是孔子所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初平三年八月，在董卓死了四个月以后，长安朝廷派来了太傅马日马日磾。马的任务是“安集关东”。所谓关东，指的是函谷关以东的各州各郡。马日磾把华歆从南阳带到徐州，叫华歆姑且做他身边的掾。“掾”在通常情形之下相当于处长、科长，也可说是随从秘书。
马、华二人在徐州接到了朝廷颁来的诏书，任命华歆为豫章郡的太守（显然是马日磾已经送上奏章，推荐了华歆）。
华歆在豫章当太守，一直当到了孙策率领部队来到。
孙策待他很好，不把他看作一个来投降的部下，尊他为上宾，他也乐在江南优游岁月。孙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去世以后。
曹操用献帝的名义征召他，孙权不想放他走。他向孙权悦：“你留我在此，我便是一个没有什么作用的‘无用之物’。你让我去许县，我就可以在曹公的身边‘为将军效心’。”孙权就放了他去。
华歆去了许县，被曹操重用，先以“议郎”的本职，担任“参司空军事”的临时性的差遣。其后一连做了尚书、侍中、尚书令；华歆而且在建安十八年曹操进军濡须口征讨孙权之时，当了“军师”。这便是华歆如何报答孙家兄弟二人的礼遇了；也是他如何实现对孙权所许下的“为将军效心”的诺言！
像华歆这样卖友求荣，令人齿冷的伪君子、臭官僚，能用小忠、小信骗取人主的信任，又能用小廉、小义赢得社会上的虚名得，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孙策真是看错了人。然而千古英雄，能不为小人所欺的，又有多少呢？
王朗是东海郡郯县人。东海郡大部分在今天的苏北，郯县属于山东。他当过郎中、县长，被举为孝廉，在陶谦那里当“治忠”，治中是刺史身边最大的官，与“别驾”同为刺史的左右手。
董卓死后，王朗与别驾赵昱劝陶谦派代表到长安，向朝廷表示“奉承王命”。陶谦就派了赵昱去。朝廷很嘉许，拜陶谦为“安东将军”，任命赵昱为广陵太守，也把会稽太守的位置给了王朗。
王朗在（浙江绍兴一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