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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的计划的，可能不事他，而是董昭）。
董承并非如裴松之所说，为灵帝母亲董太后的侄儿。他可能是董卓的三族之外的同姓晚辈，曾经做过董卓女婿牛辅下面的军官。不过，董卓死后，在李傕、郭氾胡闹的几年，他确是忠心维护了献帝。兴平二年七月，献帝从长安出发，董承是随驾的将军之一，官衔为“安集将军”。中途，李傕、郭氾又捣起乱来；董承与杨奉商量，从山西请来韩暹与大批的白波徒众，才把献帝的性命保住。
曹操在建安元年八月到达洛阳之时，董承已经是“卫将军”，地位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
曹操在八月辛亥日，以镇东将军、兖州牧的身份，兼“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取得了中央政府的大权，便捕杀了一位台名崇的侍中、姓冯名硕的尚书与献帝身边其他的几个中下级官吏，立威。同时，却封了董承、伏完等十三个人为“列侯”。列侯是不带地名的侯爵。建安四年三月，曹操升董承的官，由卫将军升为车骑将军。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也许是因为董承的女儿，在宫中是得宠的贵人罢。
当时，大将军的官位曹操已经让给了袁绍。这车骑将军，曹操又送给了董承。袁绍在外，董承在内，曹操虽则实权极大，而军界的名位倒颇逊于这二人，甚至连刘备的左将军也不如。曹操自从建安元年十一月以来，只不过是“行车骑将军事“而已。
董承倘若在建安四年就已经看出曹操不能始终忠于汉室，或是对曹操在徐州的残忍作风深恶痛绝，而纯粹为了公义要除掉曹操，这是他的自由。然而，即使如此，也应该第一，自己先要站得稳；第二，应该算算自己的力量，有没有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制胜把握。
说这时候曹操已经是奸臣，未免太早。至少，曹操的奸臣面目尚未暴露。董承自己呢，以堂堂车骑将军之尊，而作这鬼鬼祟祟的、阴谋夺权的事，太不光明。至于力量，京城许县附近能对曹操反抗的兵，仅有一名校尉的部队，至多是几千人而已，能解决曹操的几十万人么？
这位校尉是种辑。《后汉书•；献帝纪》说他是“越骑校尉”，《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说他是“长水校尉”。
另一位同谋者，偏将军王服，即使有兵，也不会甚多。这王服，《先主传》写作“王子服”，似乎可能是“皇子服”。有待详考。
《献帝起居注》这本书上说，董承向王子服说：“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今吾与子，犹是也。”这“子楚”是秦国昭襄王的孙儿、孝文王的儿子，其后被吕不韦支援，回到秦国取得王位，成为历史上的庄襄王。董承拿子楚的故事来说服“王子服”，以秦国的子楚来与王子服相比，很象是要推翻曹操，废掉献帝，另立“王子服”的意思。是否这“王子服”是桓帝或灵帝的一个儿子“皇子服”；或是某一位有王爵的宗室的儿子“王子服”。
《三国志》称他为“王子服”，《后汉书》改称他为“王服”，《资治通鉴》也只称他为“王服”。可见范晔与司马光均不曾把《献帝起居注》之中董承对王子服说的话，当作一回事来推敲。
另一个问题：董承与刘备等人的计划是在什么时候被曹操发觉？是在刘备解决了徐州刺史车胄以前？还是在以后？
《三国志》魏的部分，把刘备杀了车胄的事，载在董承为曹操所杀之前。《三国志》蜀的部分，与此相反，说董承被曹操杀了以后，刘备才杀车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之中，采取了《魏志》的说法，明言“蜀志误也”。《考异》引用袁宏的《后汉纪》为据，说《后汉纪》的说法与《魏志》相同。
《三国志》的三个部分，陈寿自己称他们为“魏书”、“蜀书”、“吴书”。后人却每每改称它们为“魏志”、“蜀志”、“吴志”。贤者如司马光，亦未能“免俗”。司马光及其助手，也把袁宏的《后汉纪》称为“汉纪”。
我个人的看法，《三国志•；蜀书》的部分是对的：董承先在许县被捕，刘备才着了慌，提前对曹操翻脸，占领下邳杀掉徐州刺史车胄，留下关羽守下邳，自己带主力到小沛，准备迎战曹操必将派来的将官与兵士。这是建安四年冬天的事。
曹操派来的将官是刘岱与王忠。这一个刘岱，与初平元年参加讨伐董卓同盟的兖州刺史刘岱，不仅同名，而且同学，两人均字“公山”；所不同的是：兖州刺史刘岱，是青州东莱郡牟平县人；曹操的部下刘岱，是豫州沛国人（牟平在山东蓬莱东南，沛国在安徽宿县西北）。
刘岱与王忠均不是刘备的对手。王忠是（陕西武功一带的）“右扶风”人氏，并无了不起的资历，只是在李傕、郭氾胡闹的期间，因遍地饥荒而吃过人肉而已（其后，曹丕喜欢派人在野外古坟里找骷髅，挂在王忠的马脖子上，开他的玩笑）。
刘备向刘岱、王忠说“象你们俩这样的料，来上一百个，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倘若姓曹的自己来，那就又另当别论了。”
刘岱、王忠在吃了败仗以后，就回到官渡曹操的营中，据实报告。曹操于是便依照刘备的意思，亲自带兵由官渡向东边走，到小沛向刘备请教（官渡在河南中牟的东北；小沛在江苏沛县的正东）。
刘备在这时候已经有了几万兵丁，包括曹操的旧部——东海郡的昌霸等人，所带来的部队。他很可以与曹操一决雌雄，却忽然怯场，见到曹操的旌旗就下令撤退，弃军而逃，丢掉了妻子儿子，也丢掉了呆守下邳的关羽（王沈的《魏书》是这样说的；司马光不相信刘备竟然脓包到这步田地。司马光加了四个字的按语：“‘魏书’多妄”）。
刘备吃了一个大败仗，确是事实。不仅妻子与关羽都在下邳被俘，张飞与他的一支官兵也被打得与刘备的主力失掉联络，逃往（河南正阳一带的）汝南郡，找黄巾首领刘辟，合在一起。刘备自己带了少数人，去青州找袁谭。
袁谭是袁绍的大儿子。袁绍，是刘备的同学兼老长官公孙瓒的死敌。袁绍杀了公孙瓒；站在刘备的立场来说，袁绍是刘备的仇人。怎么可以去找他的大儿子袁谭呢？刘备当时的处境也够惨，比以前吕布惨。吕布到了天下无容身之地的时候，还有一个河内太守张杨，是同乡兼好友。张杨虽则有时候幽吕布一默，只是幽了一默而已。在最后关头，吕布被曹操围困在下邳，张杨还是带兵来救，死在途中（为部下所害，害他的部下可能是曹操所收买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张杨对吕布的交情是死生不渝。刘备呢，除了身边的关羽、张飞、赵云，亲如兄弟以外，却没有一个据有一郡地盘、象张杨这样的可以投奔的好朋友。
刘备只得硬着头皮，去青州投奔仇人的大儿子袁谭。在袁绍与曹操两个仇人之间，袁绍是旧仇人，曹操是新仇人；袁绍是间接的仇人，曹操是直接的仇人。于是，刘备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与生命，投送在袁绍的手中。
刘备却也不是全无希望的。他对袁谭，可以拉上一点关系。不久以前，他被曹操推荐为“豫州牧”以后，曾经以州牧的职权，保举过袁谭为“茂才”（袁绍一家，是豫州汝南郡汝阳县的大族。汝阳县城当时在今天商水县西北。商水之南，是袁世凯的家乡项城）。
东汉的茂才，比孝廉略为高些；孝廉是每二十万人口，产生一人，茂才是每州仅有一人。孝廉是一郡的太守或一国的国相所保举的；而茂才是州牧或刺史所保举的。州牧、刺史以外，能保举茂才的，仅有三公与光禄勋四个大官，而且也只能每年保举一名。
袁谭有他父亲袁绍给他官做，未必稀罕这个茂才资格。然而，刘备保举了他，多少也是一份厚谊。袁谭对刘备之如此表示好感，至少是不会讨厌的。按照清朝的习惯，考中了秀才、举人、进士的，对于主考的官，一向是尊之为师的，而且称为“恩师”；主考官对于亲自录取的人，也总是认为弟子，有机会就提拔。这一种未曾有过教书听讲的事实的“师生关系”，在清朝的官场中，是一大传统。汉朝，可能不如此之甚；却也不见得没有约略类似的情形。
袁谭对刘备确有好感，有历史为证。他听到了刘备想来青州，就立刻带了步兵与马队来迎接。这不但是礼貌，也是事实上的需要。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的刘备，不可能有足够兵力以抵御曹操的追兵。袁谭来迎接他，也是来保护他。
袁谭保护刘备，一直保护到刘备的“旧游之地”平原（刘备当年在公孙瓒的麾下，随同公孙瓒的青州刺史田楷，打袁绍的军队，打赢，被田楷先后任命为平原县县令与平原国国相）。
袁谭自然早就向袁绍递去报告。袁绍派了大将带领人马，开到平原来请刘备到河南临漳之西的冀州魏郡邺县——袁绍的大本营去相见。
袁绍自己，亲自出城郊迎，比普通的所谓郊迎更加恭敬，出城出了二百里。
刘备在这建安五年的春天，是曹操的败军之将，是穷无所归，靦颜来投旧敌的可怜人，为什么袁绍要对他如此的礼遇呢？
原因是，刘备的物质力量虽小，精神力量很大。谁有了刘备，就很足以升高自己的地位；增加自己的号召力。
刘备有什么精神力量呢？并不是靠了《三国演义》所艳称的“皇叔”二字的金字招牌。他和献帝的血缘，极其疏远，只不过是分炊了三百年的远房本家而已。
刘备的精神力量，在于深得人心。他之所以深得人心，一是对朋友有信义，二是对老百姓极仁慈。
他无论到了哪里，关羽与张飞总跟着他，或是虽则暂时分开了，而迟早总会不避千辛万苦，跑来和他相聚。不仅关羽、张飞如此，赵云、糜竺、徐庶、诸葛亮也是如此。其后，庞统、黄忠、张松、法正、严颜、马超、刘巴、李平、马良等等文武人才，只要是和他见面了，纳交了，都愿意永远和他在一起。他对朋友，不仅是“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象曹操对他那样；也不仅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象他自己对关羽、张飞一样；或是“同席而坐，同簋而食”，象他自己对平原郡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之所以获得这许多人才的爱戴，是由于他秉性真诚，习惯于对朋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先向朋友表露了无保留的信任，于是就换得了朋友们对他的信任。
关、张、赵、糜、徐、诸葛、庞、黄，魏、张、法、严，马、刘、李、马，这许多人都相信刘备将永久是它们可以信任的朋友与长官。这是何等雄厚的一种精神力量啊？
他对泛泛之交，也很愿意帮忙、出力，而从不考虑自己的力够不够，他救过孔融，也救了陶谦。
他也收容过吕布。这是他知人之明不太到家，不是他不够意思（他似乎很对不起曹操，那曹操也却是一个不必太对得起的人。后来，他也很对不起刘璋，那却是必须留待以后再谈的“政治问题”了）。
刘备对老百姓好，真是有口皆碑。《三国演义》的作者，有时候把他描写得婆婆妈妈，常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未免捧得过分，帮了倒忙。他之对老百姓好，不在于常常哭，而在于把老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