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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说的是，我之所以在本文标题《鲁迅的功与〃过〃》的过字上加一个引号，是想表明这个把西方人的东方观一直糊里糊涂延续至今的过错，并不在鲁迅身上，而是在我们把鲁迅的神化上。这话怎么讲呢？
中国文学有个例外，即鲁迅一直是文学中惟一不能批评的作家。也许由于他曾经被毛泽东钦定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先把它在政治上定了〃革命〃的性，再在前边加上〃伟大〃的桂冠，他就变得神圣而不可侵犯了。有人说鲁迅如果碰上〃文革〃，准要遭殃，实际上鲁迅在〃文革〃也一样〃走红〃。一个作家被奉若神明是可悲的。最有活力的作家总是活在褒贬之间的。他原本是一个勇士，却在他的四周拉上带电的铁丝网。他生前不惧怕任何人责骂，死后却给人插上〃禁骂〃的牌子。这一来，连国民性问题也没人敢碰了。多年来，我们把西方传教士骂得狗血喷头，但对他们那个真正成问题的〃东方主义〃却避开了。传教士们居然也沾了鲁迅的光！
国民性批判问题是复杂的。它是一个概念，两个内涵。一个是我们自己批评自己；一个是西方人批评我们。后一个批评里浓重地包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它们亦是亦非地纠缠一起。尽管留下的问题十分复杂，但还得说清楚：我们承认鲁迅通过国民性批判所做出的历史功绩，甚至也承认西方人所指出的一些确实存在的我们国民性的弊端，却不能接受西方中心主义者们关于中国〃人种〃的贬损；我们不应责怪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偏激，却拒绝传教士们高傲的姿态。这个区别是本质的——鲁迅的目的是警醒自我，激人奋发；而传教士却用以证实西方征服东方的合理性。鲁迅把国民的劣根性看做一种文化痼疾，应该割除；西方传教士却把它看做是一种人种问题，不可救药。
80年代末，我尝试使用文学来表达我对传统文化症结的认识与发现。我采用辫子、小脚和阴阳八卦，作为传统文化——主要指封建文化的顽根性、自我束缚力和封闭性自我循环的文化黑箱的一种意象来写。我之所以没有像鲁迅那样把这些文化特征转变一种人物性格，是因为，只要我往这方面一想，马上就觉得自己成了鲁迅的仿制品。能被人模仿是杰出的，叫人无法模仿才是一种伟大和独有的创造。写到这里，即刻停笔，真怕我也把我敬重的人神化。
终结〃文革〃
今年，我们面对着两个纪念日：一个是〃文革〃发端的三十周年，一个是〃文革〃崩溃的二十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给我们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个有如死亡，沉重、压抑、苦涩，充满着哀悼的气息；后一个纪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并不轻松。前一个纪念日是理性的、警觉的、反省和追究的；后一个纪念日则是情感的，但这又是一种百感交集。就在这两个纪念日之间，中国人走过一条比蜀道还要艰难百倍的心灵历程。
在这个日子里，我将〃文革〃受难者的心灵史——《一百个人的十年》最后的篇章完成，画上了终结的句号。这是一束带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经埋葬了一代人理想与幸福的〃文革〃坟墓上，并站在这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语，耳朵里却响着我采访过的那些人如泣如诉的述说，这声音愈来愈响，顷刻变成那时代如潮一般巨大而悲凉的轰鸣。
大约八年前，我说我要为普通中国人记载他们的〃文革〃经历，直到今日，大约有四千人通过写信和电话方式要求我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一个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泄的快乐，却能感受到引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与庄严。在写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实至高无上的原则，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记录'文革'〃的使命。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遗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本书附录了二十名非〃文革〃经历者——即1976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语。它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悲剧总是在无知中反复，但不会在觉醒者中间重演。这也是我坚持要把这本书完成的深刻的原故。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留出数页篇幅，以寻求一位忏悔者的自白。尽管我说过：〃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还说过〃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结束〃；尽管我也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何日何时，一个被良心驱动的人来叩响我的门板？我想，只有这种时候到来，我才深信不疑良知与文明已经全然返回——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
当然，我不是责怪无辜的人民。歌德在谈起他的德国民族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想起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爱，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恰恰相反，作为个人来说，人人都有弱点和缺陷，但作为整个中华民族却是那么可爱！
而〃文革〃，不仅调动了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妒嫉、虚荣，连人的优点，如忠诚、善良、纯朴、勇敢，也化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然而，这样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发挥起来，会焕发多么宏大的创造力？这样的希望不是已经从今天的现实中看到了吗？因此，在终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明天的太阳来。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惟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
〃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一百个人的十年》新版序言
历史的图景一页一页无情地翻过。不管它繁花似锦，还是鲜血淋淋。变幻无穷是历史也是生活的本质。但那些曾经在历史的黑夜里受苦受难——甚至死于非命的人们，注定只是一种可怜的牺牲品吗？
我们常常会感到，〃文革〃已成为历史——
在当今中国，已经看不到任何〃文革〃的景象。再没人去穿那种炫耀暴力的〃文革〃服装；曾经铺天盖地的小小红宝书已然了无痕迹；充满了荒唐感的光怪陆离的领袖像章也只有在古董市场里才能见到；〃文革〃话语几乎成了一种笑料。连那些面孔肃杀的〃阶级斗争脸儿〃和一直盘踞到八十年代的〃左爷〃们，今儿一个都见不到了。而曾经千千万万的受难者呢，是不是正在笑容满面地享受着日益充裕的生活？
如果生活是公平的，理应补偿他们。
然而，〃文革〃真的消失得这么无影无踪？
如果悲剧真的结束得如此干净彻底，我们应该无比庆幸。
可是历史的大河在地面消失，往往会转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阴云扩散之后，渐渐化为心中的迷雾。
我们不是常常感到，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难解的症结，都与〃文革〃深刻地联系着，甚至互为因果。比如，我们缺乏历史精神，不是与〃文革〃灭绝传统有关？我们轻贱自己的文化，不正是〃文革〃践踏文化的直接结果？为此，至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仍然缺乏光荣感与自信。至于人本精神的低迷辄由于〃文革〃把封建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更别提〃文革〃对中国人朴素的人性本质的破坏！〃文革〃将猜疑与敌意注射到人们的血液里，如果我们没有将它彻底地清除出去，在当今充满现实功利的市场中，它必然会恶性地发酵。
应该说，我们缺乏对〃文革〃的彻底的思想批评。故然，权力阶层表示不再搞任何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知识界来说，这仅仅是个前提。它不能代替知识界对〃文革〃进行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彻的思想清算。在废墟上很难建立坚实可靠的大厦。只有对它掘地三尺。
从历史学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的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进行彻底的清除。尤其是20世纪的80年代。全民的注意力还在〃文革〃上。那时如果对〃文革〃进行剥皮抽筋般的反省与批评，必然会深入人心，积极地影响整个社会。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离开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了。本来，彻底批评〃文革〃是使中国社会良性化的必不可少与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我们把这大好的历史时机耽误过去了。时至今日，作为政治〃文革〃的一页已然翻过去，再不复生；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
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于应付。
因为〃文革〃仍然作祟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它缘自〃文革〃。
也许这正是本书再版的意义。本书写于1986年至1996年，即从〃文革〃结束十年到二十年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社会学著作。作者用社会学家进行社会调查的方式来写作的。只不过作家更关注被调查者的心灵。本书的目的，是想以口述史的方式，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记忆载录史册，同时，也给思想理论界提供思考与研究的第一手和依据性的人本资料。为此，很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理解作者的本意。特别是这次出版，将把本书带给21世纪新的一代读者。
此亦作者之愿望。是为记。
我为什么写作？
其实我能干许多种事，干得都不错。干这些事时我都轻松快活，如果我挑一样干，保管能成行家里手。所以我说，我写作并非自愿，而是出于无奈。我还想说，写作是人生最苦的事之一。
在我没动过稿纸和钢笔时，我专业从事绘画。可是不久〃文革〃覆盖了整个中国；那时全国人在受难，我也受难。时时感到别人的泪别人的血滴在我心上。有时我的心承受不了，就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