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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知道，我在提议修改的时候，你虽然在听，不过也已经非常厌倦了。”
正说中了我的感受。
“那是正常现象。不过，这是一篇重要声明──讲出你对越南的感觉，还有你对自己的生命的感觉。文章非写好不可。”
他说，问题就出在语言上。字汇滥用与没有意义的故弄玄虚，都是他热衷批判的主题。我在一个专门滥用字词的地方待了太久。非洲人拿坎帕拉当作一座城市。不过，坎帕拉不是一座城市。“拿‘大学’来称呼这个烂地方，就是用错字了，还有，这里又算是哪门子政府？”教学不像在教学，像样的学术研究付之阙如，这里的日报，《乌干达观察报》，里面一条新闻也没有。“全是骗人的！”那些对非洲文学寄以善意，容易上当的家伙写的玩意儿，已经腐化了这种语言。他强调，我一定要认真留意笔下字汇，衡量每个字的功能。他竖起挑剔的指头，就着页面，逐字要我说明用在论文里的必要原因。“为什么用‘肥’这个字？”“为什么说‘不幸’？”“不要为了制造效果而用字，”他说，“说出真相，不要废话。”
“以前我就说过，写作就像在玩巧艺。你光是讲到一把椅子，椅子还是隐隐约约的。假如你说，椅子上还沾染了些结婚礼服上的藏红花色，椅子一下子就跳了出来，读者就看到了。”
这话说在他的屋子里，水泥未竟全干，混杂着红色地板蜡以及新上油漆的气味；阳光从无帘遮蔽的窗户斜射入室；这幢招他厌恶的房子，下方佣人混居的大杂院里传来的噪音，怎么也躲不掉。
“还有，那也不是音乐。听听下面那些贱货！”
目空一切（1）
有时候，学生会将作品带来，请他指导。他从不鼓励他们，不过，也没出言阻止。偶尔，他也充当讲师。有时候，人家会请教他关于文学与世界方面的问题。
有一次，我恰好在场，某人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他对发问者说：“我不能回答那个问题，你应该先给我那个问题的书面通知。”
那人走了以后，维迪亚说：“他自找的，你也知道。他不是真心要我回答他的问题。”
一个女学生带着她的论文过来。她得登门造访他家，因为他拒绝授课。
他说：“你的论文没救了。”然后，他挑了几个例子说明那篇论文有多差劲，接着，他说，“不过，你这手字倒写得好。你上哪儿学的这一手好字？”
另外一个学生，一度被霍尔史密斯吹捧为乌干达诗界的上升之星，捎了一首诗给维迪亚，题作《新民族重生》，数日后，他披挂着深红色的学生袍，到奈波尔家里求教。这套学生袍是英籍副校长引进的，也是他拟出马克瑞瑞大学拉丁文校训──Pro Futuru Aedificamus（吾人为将来建设）──学生袍同样效颦牛津大学学生穿的袍子。年轻的诗人收拢他的袍子，就像老太太在医师诊疗室坐下一样。他说：“请问你读过我的诗了吗？”
“没错，我读过了，”维迪亚沉吟半晌，扣着手上的一根香烟，许久，不曾答腔，“这首诗让我想了很久。”
“那主要四在讲色会动，但不肮的。”
“是嘛。”维迪亚搜寻到学生双眼，就惫懒委顿地盯着他的双眼。他说：“千万别再写诗了。我确实认为你不该再写了，你的才华可以往其他方向发展。要不，就写篇故事吧。现在，我要你答应我，你再也不写诗了。”
男孩摇摇头，吞吞吐吐地跟他保证。满怀挫败与沮丧地离去。
“你看他现在有多释怀、轻松？”维迪亚说，“他很高兴听我跟他这么说呢。”
维迪亚满意地搓搓手，以相同的方式发落其他学生。当他同意担任大学文学比赛评审时，倒出乎我意料，不过，他还是我行我素地执行评审工作。他坚持，比赛结果只有一个奖项，即第三等奖，因为，参赛作品品质低落，没有获选头等奖、二等奖的资格。
他对英语系的同仁说：“请特别注明，惟一的奖项就是第三奖。”
某些同仁反对这种做法。
维迪亚说：“你想要赋予非洲学生一种他们配不上的重要性。你这种期望是误导。这种重视只要一转向，他们就一切落空。话说回来，还是语言的问题。欧布特不过是个酋长而已。你喊这些人政客？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巫医罢了。”
后来，当“第三等奖”的字样被改做“首奖”时，维迪亚微笑说道：“涂黑粉。”
那段时期前后，他说：“我最怕的，就是那些抱着书到处跑的非洲人。”
他只隐约知道，却无深刻印象，坎帕拉还住着些杰出精英，或是在大学里做研究的男女：人类学家，维克特·透纳，当时就在马克瑞瑞研究。这个身形袖珍，谈吐温和的人，神情不乏图书馆员的腼腆，你绝对看不出来，他曾经在赞比西河上游与蒙固（Mongu）泛滥平原上的泥砖小屋里居住多年，撰述巴拉札（Barotseland）地区罗西族人的开创性研究；柯林·特恩布尔，研究木布堤（Mbuti）的俾格米人；在他相关东非哺乳类与鸟类，渊博而深入的论著中，强纳森·金登（Jonathan Kingdon），身兼画家与自然学者，发现了至少两种哺乳类动物与数种从未经人描述的鸟类；麦可·亚当斯（Michael Adams），他是大卫·霍克尼的同辈友人，也是我们的高更。柯林·里奇，考古人类学家路易斯·里奇的儿子，则是我们的植物学家；拉杰特·尼欧吉，《过渡时期》杂志的编辑与创办人，出版了渥尔·索因卡、奇努亚·阿奇贝以及娜汀·葛蒂玛的作品。
有一天，维迪亚问一位人类学教授：“我究竟该如何看待非洲呢？”一定要人家给他一个答复。
“奈波尔先生，我认为，如果你对非洲抱着太多成见的话，那很不妥，”那人回答，“如果你丢不开成见，就会错失太多真的很重要的东西。”
“是嘛。”
稍后，在我们一同走回他家的路上，维迪亚说：“那个蠢人。他拒绝面对贪污腐化，他接受那些谎言。”
不过，他也怪他自己，说他根本就不该来到非洲的，一开始就不该拿法费尔德基金会的钱。“千万不要拿基金会的钱。”他说，“那些钱会毁了你。不是自己赚来的钱，钞票上都牵着绳索。”
前赴乌干达这个错误反而给了他灵感，他说，可以写成一篇随笔，列举所有他给自己订下的规则，以及破坏规则，擅开先例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目空一切（2）
“每次，只要我破坏了自己的规矩，我就会后悔。就像这一次……马卡─蕊─蕊。或者可以改名叫弱者与被打压者大集合。他们都合该挨踢，”他踢起一颗石头，“就像这样。”
他被自己的举动惊醒了。
“这样子，简直要把我变成一个种族歧视者，天哪。种族歧视者，多可怕，多无聊的人哪。”
在我遇见维迪亚之前，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如此目空一切，谁都不能跟他相提并论。他是个所谓的上流雅士（Brahmin），当地的印度人则说：所有的上流雅士都跟他一样吹毛求疵。早些时候，他听我向一个乡下人问路，他缄默地站在一旁，听着一连串斯瓦西里语交流，接着说道：“你跟他们讲话好像一点儿也不费力。”
我跟他说，当初，我确实下了一番工夫学讲这种语言。人们只有用自己的语言才会讲真话。讲起第二语言时，他们总是比较容易紧张，或是不精确，或是比较容易捏造作假。
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许是我根本就不该跟他们讲话，而我也就听着。他的态度使得别人不可能跟他以同事相待，他反而像个天生的大老爷或是佣仆的雇主。他说我对我家里的佣人太软弱了。“你的管家丫头是懒鬼。”他说，我的厨子，是个脏鬼；我的园丁，是个醉鬼。
“你的园丁也经常醉醺醺的啊。”我说，不经意间竟然将自己卷进这种老爷与老爷之间，愚蠢的口舌争端：我的非洲人好过你的非洲人。
“只有在星期天的时候。下人有权在星期天喝个烂醉。保罗，你可没有这样批评他的权利。”
他的消遣之一，就是带着他的管家小弟安德鲁上市场，请他吃一包半磅重的炸蝗虫，看着那人狼吞虎咽，大快朵颐，两颊都给暗褐色的马夫塔（肥油）腻渍给抹脏了。
“好吃吧，哎，安德鲁？味道可口吧，哎？马足里。”
“是，老爷，非常姆朱里。”
“保罗，这样你就懂了吧？偶尔施以小惠，偶尔施以惩戒，效果不得了。现在他开心得要命。”
他抱怨我们在乌干达与世隔绝。我说，我们每到星期天就会收到伦敦的报纸。
“这个星期天就带一份英国报纸过来给我看，”他说，“我们一起看报纸，再出门去散步。”
不过，我到他家的时候，他的情绪却十分恶劣。我知道那是什么缘故：每到星期天，非洲人家都会在户外结聚，处处可闻乐声、笑语，以及成群游晃的闲人。“邦戈鼓！”我心想，伦敦来的报纸可能会让他好过一点。
他语音尖锐地说：“那些报纸要是没有提到我的话，我就连翻一翻的兴趣也没有。”
帕特说道：“维迪亚！”喊着他的名字责备他。
“好吧，咱们就去散那个该死的鬼步。”
他喜怒无常的脾性，着实令我困惑，因为这种个性如此异乎寻常，甚至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旅居非洲的外侨通常都是心平气和的，而且，你越是在丛林深处遇见他们，他们就更显得气定神闲。在非洲，“吹毛求疵”一词，指的是那些在路边帮长了满头头虱的人镊除虫蚤的从业人士。除此之外，没有人会“吹毛求疵”。由是，要是有人勃然失控，甚至大发雷霆，看起来就离奇了。这种人是待不久的。维迪亚在守时方面，尤其狂热地严苛。
有一天，他跟我说：“7点钟到。”请我到他家晚餐。
我以为他的意思是，7点钟开始小酌，接着再正式晚餐。当我优哉游哉地，在7点15分出现时，他跟帕特已经上桌用餐了。帕特面色尴尬；他则一语不发。他对我视若无睹。他吃得很快，好像迟到的是他自己一样。当时，他正大口猛嚼着虾肉。
他终于说话了：“我们刚刚用完第一道菜。”他满嘴菜肴，接着归咎派罪在我身上，要言不赘地说，“你迟到了。”
他如此偏执坚持逾时不候的信条，左右了他的人际关系。我运气好，进餐迟到不过口头处分；通常的刑罚则是完全拒斥。“他迟到了。我不要见他。”我认识一位非洲画家，赶着与维迪亚见面的路上，竟然汽油用罄，只有徒步走完剩下的路程，到达时已经迟了半个小时。维迪亚叫他回去。
“老兄，那可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借口，‘我忘了加油了’。全是鬼扯。”
他气喘得更厉害了，现在，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听他上气接不住下气。他停下工作。他日益沉郁。
某日，一整天下来，他只在稿纸上写了个“那”字，就无以为继。他将稿纸递给我看。大字粗黑墨酣。“我花了七个小时才写下这个字。”他失神地微笑，满足地露齿而笑，像是在说，你看吧，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