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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袁静雅、叶倩如爱的也是它。甚至那从海外归来的吴珍所爱的也是它。我们的这个国家，我们的这个前进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祖国，才是我们真正的心中的故土。作者同他笔下的人物一道为这故土、故土上的生活与人民而讴歌、而感叹，又为这片故土将要出现的美好前景而斗争。
这小说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在严谨的现实主义当中，又洋溢着相当强烈的激情。我以为，最高的现实主义必然包含强烈的感情，充溢着鲜明的爱憎。有人对于作品中出现的抒情的议论不以为然。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我比较喜欢屠格涅夫风格，而不喜欢左拉风格。在一部作品中，有时候作者的抒情的声音可能成为画龙点睛之笔，不但可以让读者更易于理解形象的鲜明内涵，还可以让人更加深沉地受到思想感染。不必简单地反对作品中的抒情的议论。应该给作家以表达自己感情的更加广阔的艺术天地。应当说，这部小说中的许多抒情议论，有不少是使人为之感奋的。
当然，这部作品也有些我不喜欢的部分。比如对章秋丽这个人物的迹近于漫画化的描写。对于安适之这个人物的描写也不是没有弱点的。安适之无疑地是作品中写得最富有个性的人物。但如果说他是写得最好的一个人物，我也是不能同意的。因为，从全局来看，对于作品中人物的描写在手法上应当统一、和谐。而现在作品中对于安适之和章秋丽这两个人物描写的某些段落，我以为还不是无懈可击的。我认为，至少，有一些关于他们的细节描写，已经成为作品中的一种不和谐音。当然，安适之这个形象还是写得很有深度的，画出了某些人的灵魂，能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示。这一点是必须给以充分肯定的。
总之，这是一部深沉、厚实、感人很深的好作品，是我们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可喜的收获。
读过《故土》，使我想起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作家，一个人民的文学工作者，只有勇敢地面对生活的召唤，时刻倾听祖国、人民、时代的心声，才能不断地奉献出感人的作品。文艺作品应当从作家的心脏里、血管里涌流出来。而生活，沸腾的、无限丰富的生活正是滋养作家心灵、血液的源泉。当作家把脊背朝向时代和生活的时候，他必然文思枯竭，丧失了创作的活力。作家是人民和时代的儿子、歌手。我们只能直面人生，为时代而讴歌、而感叹，却没有任何理由违背时代的愿望。
文学的作用，正在于描画各种各样活生生的人物，透过他们的命运和性格窥见那把他们托浮到舞台前部的时代潮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时代在前进，许多新问题摆在我们前面。文学必然要有一个新的风貌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苏叔阳正当年富力强，他前面的路还很远很长。困难无疑是很多的，但我们有理由期待他，在文学这条崎岖漫长的路上踏踏实实地前进。我们同时也盼望他能再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这便是我读过《故土》之后的一些想法，写出来，聊以代序。
1984。3。19夜
第一章
北京火车站的大钟老是那样，以固定的频率一丝不苟地运转着，每隔一定的时候，奏出一定的曲调，然后庄严地敲响，从来不照顾人们的心情。
袁静雅已经在大钟下徘徊了三个钟头。每一次钟响都撩起她的烦躁和不安。和她一起来接白天明的郑柏年因为有一个手术要做，等了一趟车，见没有白天明，就自己先回去了。她呢，不死心，要再等几趟北上的列车，所以就单独她留下来了。
车站的广场，夜晚很凉爽。四面吹来的微风扫荡了白天的暑气，她手里那把盛开的花又泛起一阵阵的香气，使她觉得比在家里舒服得多。这花是父亲袁亦方和魏旭之伯伯要她买的，它代表两位老人的心，献给受了一场罪，重新归来的白天明。这举动颇有些洋化，与老中医的身份不合，但俩老爷子以为不如此便不能表达他们的心清，静雅只好从命。车站上来来往往的旅客很多，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没有什么人关注这花和这拿花的女人。然而，也有几位好事之徒，远远近近地跟着她，用探询的目光扫射她，好象在看一个星外的来客。这目光使静雅很不自在，有几次她不由得停住脚睁大眼睛，向探索者投去一束激光似的目光，看得那好奇者急忙别转脸去。
这种探寻的、审查似的目光，袁静雅近来是太熟悉，太厌烦了。自从她和安适之离婚以后，这目光便包围了她。人世间有时候也的确缺少公平。离婚本来是男女双方的事，是非自有人心管着。可在一些人眼里，离婚总归是女人的不对。背叛了正义、亲人的安适之，由于是男人，就得到宽容，而被迫离异的静雅却常常遭到冷眼的射击。袁静难已经三十五岁了，充满梦幻的青年时代已经去而不返，但是，秋天般的中年也还没有正式到来。她常常在希望中惶惑，又在惶惑中希望。她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幼稚，不再为一点点小事而激动。但她又觉得自己还远未成熟，常常为了无谓的流言而伤神。
流言是私欲的产儿。人类有了私心也就有了流言。倘使一个人有了出众的成绩，流言便象苍蝇般钉上了他；倘使这有成绩的人是个女人，流言便会增加一分；又倘使这女人还算得上美丽，流言就更增加一倍；再倘使这女人是单身独处，那么流言就会有如澎湃的浪涛。不幸得很，袁静雅具备以上这四点，便一时间成了流言的靶子。好在这流言还都止于猜测，没有到达演绎的程度，只不过以关心她的形式表现出来。常常有人劝她和安适之复婚，婆心苦口，再三再四，很有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她原来曾以为是安适之派来的说客，一定领受了什么好处。可细一打听，也不，都是些热心成性的人，受不了任何一个全须全尾的女人和男人离婚。好象他们生到人世的唯一任务就是撮合一切离异的夫妇。其实，他们无非想得到自我道德的满足，维护一种在他们看来天经地义的道德，至于这道德是否合适，当事人是否幸福，那就不是他们的事情了。
复婚，是绝对不可能的。静雅看见安适之就产生幻觉，以为见到了一个“克格勃”。和一个间谍同床共枕，她受不了。于是，她坚决地回绝一批又一批的复婚论者。用了三年的工夫，才让这些热心家屏声敛气。可是，接着又来了一批改革论者，力主她赶紧恋爱，抓着一个合适的人，马上出嫁。不然，二婚的女人，同年轻姑娘相比，哪怕是跟老姑娘比，也缺乏竞争力。袁静雅连想都没想到再来一次爱情。因此，对这批朋友的衷肠也只好婉言相拒。说服改革论者，她又耗去三年的时间。
谁知今年春天，随着电视台英语广播教学“FOLLOW ME”收视率的提高，又向静雅涌来一批新潮激进派，主张她不要急于结婚，把命运再拴到另一个男人身上，而要只恋爱，不结婚，充其量象文雅的凯瑟琳小姐一样，和心爱的人同居而已。这个办法是新分配来的几位女医生私下里向她建议的。但是，她们都是语言的巨人，在实践上还都是矮子。也许，她们正盼着一位带头人？静雅在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家庭里长大，娴淑是她的本色，她不愿也不能做一个新潮的领袖。尽管她离了婚，可她没有离开培育她的土壤。
她微笑着回答了这些渴望“自由”的幻想家：“不，这我做不到。”
“那就别急着结婚，先过几年松快生活再说。”她们劝她。
这倒可以，因为她还没有一个使她心族飘摇的男友。单身女人的生活，其实并不松快。她常常莫名其妙地在黎明前醒来，好象被什么突如其来的恐惧惊醒，再也睡不着，烦躁地看着窗子渐渐发白；有时，竟会出一身冷汗。在中医看来，虚汗、盗汗皆是虚症，她不免有些慌恐。但是想到自己的脏器，无论是器质，还是功能都还正常，也就打消了惶惑，只剩下无名的烦闷。她在失眠时，总有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男人的影子飘上心头，稍纵即逝。那是谁呢？她反复地辨认她心灵中的这个幻影。有一天，她终于认出来了，那是白天明。她哑然失笑：“怎么会想起他？”
白天明也是医学院的毕业生，有名的“白专典型”，比静雅整整高五个班。静雅入学，白天明毕业。要不是让他留校现身说法，劝新同学不要象他似地只专不“红”，袁静雅就根本不会认识他。那是一九六四年，正是到处开展“四清运动”的时候。后来，白天明分配到新华医院，派去做袁亦方的学生，搞“西学中”。西医学中医，那时虽然叫得很响，但派去学中医的，往往是医院里认为不大放心的年轻西医。自然，那些有成就的自愿去学中医的医生又当别论。这时，和白天明同期毕业的安适之，由于政治可靠，业务熟练，已经提拔为内科主任。而白天明依泪是个领工资的学徒，跟着袁亦方从《内经》开始，认真而系统地学起中医典籍来。静雅一直记得白天明背诵汤头歌的情形——厚厚的嘴唇微微歙动着，象是在嗑瓜子儿。又高又瘦的身材，使他象个笔直的蜡扦儿。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一次认真的交谈。要不是他古怪的名字，她也许早就把他忘记。
有一次，安适之在袁亦方家里当着更年长一些的郑柏年等人问白天明，“天明，谁给你起的这名字？”
“嗯嗯，是，是先父。”白天明嗫嚅着，连语言也沾染了中医惯用的半文半白的味道。
安适之哈哈大笑：“你的名字是最伟大的真理，也是最超级的废话。白天自然是明亮的，不然，就是日全蚀了。”
许多人都笑起来，除了郑柏年。静雅正在端茶，笑得把茶洒在白天明身上。袁亦方从里屋撩起门帘探出头来，阴沉着脸，轻声说：“适之，不许可开这样的玩笑。”
就因为安适之的这句笑话，惹恼了魏旭之。他当着静雅的面对袁亦方说：“亦方，不要看花了眼，不尊重别人人格的人，绝非善良之辈。我知道，你想招个乘龙快婿，可不应该是他。”
然而，袁亦方没有听老友的劝告，在静雅毕业的时候，还是劝说女儿嫁给了当时新华医院革委会业务组长安适之。不是老爷子要攀高枝，他自己那时候也正燃烧着革命的炉火，三天两头到农村去，矿山去，去执行“六·二六指示”。
婚礼那天，魏旭之来了，只喝了一杯清茶，把静雅叫到里屋，摸着她的头说：“长大了，出嫁了。好，好，好自为之吧！”就悄然走了。
看来，还是魏旭之最会相人。他早就看出了安适之的不地道……
白天明呢，早被革命的风暴吹到辽远的贵州山区。他在山乡的油灯下给静雅寄来一封贺信，自然也都是“祝你幸福”的“废话”。他也邮来了一包中药，还有一颗完整的麝香，说是从青海的牧民手中辗转买来的，都送给了袁亦方。此后，便音讯皆无。白天明仿佛被黑夜吞噬了。
这些往事，早就淹没在生活的波涛里。不知为什么，白天明却又顽强地从记忆的泥潭里挣扎出来，磕瓜子儿似地嚅动着厚嘴唇，在静雅的心头游荡。
“这只是大脑皮层的下意识活动而已，什么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