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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了两年隐士般的生活，那本小说终于写完了，我把它交给出版商后就把这件事扔到九霄云外。过了一个月，我的编辑把我请到纽约，告诉我他们已经把我的小说以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平装书籍出版社出版，我听后又惊又喜，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以前人人，包括编辑、代理人、奥萨诺、科里等都曾提醒我说这么一本描写绑架一个小孩，又以绑架者为主人公的书是不对大众胃口的，现在却完全出乎意料。我把自己的惊奇对编辑说了，他的答复是：“你的故事写得很动人，大众就觉得可以接受了。”
当晚我回到家里，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维丽，她也不觉得很惊喜，只是平静地说：“这下子我们就可以买一栋大一些的房子。孩子们已经渐渐长大了，需要更多的活动空问。”生活一切如常，除了维丽在离她父母家只有十分钟车程的地方发现了一栋合适的房子，我们很快就买了下来并搬了进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本小说出版后，立刻成为全国最畅销的书，但是它似乎并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我苦苦思索这是为什么，终于意识到因为我的朋友寥寥无几——这么些年来，我只交了科里、奥萨诺、埃迪·兰舍这几个朋友，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和我分享成功的快乐的确不成气候，当然还有最为我感到自豪的我的哥哥阿迪，他本来打算为我举行一个大型派对来庆祝我这本小说的出版，在知道我坚持不肯参加的决定后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奥萨诺登在文学评论扉页的对我的这本小说的评价也使我大为感动，他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这本小说的长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了书中不足的地方。由于我们是朋友，所以他对这本小说的评价太高，同时，按照他的一贯作风，在评论的后面，他又提到了他自己和他那本正在创作中的小说。
我打电话到他的公寓去，但没人接，随后我给他写了封信。收到了回信后，我们在纽约共进晚餐。他的气色很差，却有个年轻美丽的金发女郎陪着他。她极少说话，可是吃的东西比我和奥萨诺的加起来还要多。他介绍说她的名字是“查理·布朗”，我马上就意识到她是科里的女人了，但是我没有把科里托的口讯传给她，我怎么能忍心伤害这时候的奥萨诺呢？
有一个趣味盎然的插曲令我久久难忘，那一次我自告奋勇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一整天，好让维丽去采购衣服。她临出门时，我告诉她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她是和几个女友一起去的，回来时拎着大包小包一大堆。当时我正在设法写一本新书，可是还没有理出头绪来。她兴致勃勃地把购买回来的东西拿给我看，先是打开了其中的一个盒子，拿出一条款式新颖的黄色连衣裙来让我评价。
“买这条裙子花了整整90美元，”维丽说，“你能相信吗？单一条夏天穿的裙子就要90美元！”
“这条裙子真漂亮！”我赞赏她有眼光，她高兴地把裙子披在身上让我细瞧。
“你知道吗，我迟迟下不了决心到底是买黄色的呢，还是买绿色的？最后我还是买了这条黄色的，我认为我穿黄色的衣服更好看一些，你的意见呢？”
我笑着说：“宝贝，难道你就没想过你可以两种颜色的都买？”
她迷惑不解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自己也笑了起来。我说：“其实你可以黄的、绿的、蓝的、红的……总之你喜欢的都买回来呀！”
我们两人都会心地笑了，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过上了比较富裕的新生活。不过，总的来说，我发现物质生活上的成功并不如我原来想象的那么有趣，那么令人满意，于是，我就像惯例那样，对这个科目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结果发现我的遭遇很普遍，难怪世界上有很多人奋斗了一生，在到达事业的巅峰之后，却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时值冬季，我决定带全家到波多黎各去度假，这是我们婚后第一次有经济能力出国旅游，我的孩子们甚至连夏令营都没有去过。
一到波多黎各，我们就尽情地玩乐：游泳啊，享受热的乐趣、街的景色、异国的食物啊，尝试早上还在寒冬中发抖下午则在酷热之处出汗的滋味啊，总之，在这个阳光普照、柔风吹拂的旅游胜地，我们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晚上，我陪维丽到旅馆开设的赌场去碰运气，孩子们都安分地坐在大厅的柳条椅上等我们。维而每隔15分钟左右就跑到大厅去看看他们是否安全，最后她终于忍不住带他们先回我们的套间休息去了，我就单独留下来赌到凌晨四点钟。我现在富裕了，连运气也好了起来，一下子就赢了几千块钱，最奇怪的是，我在赌场赢了这点钱后的欢喜若狂居然超过了由于写作成功而获得大量稿费时的兴奋心情。
我们刚度完假回到家，又有一件更大的惊喜在等着我：有一间名叫莫勒马的电影制片公司出资十万购买了将我那本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版权，另外还给五万美元和差旅费要我到好莱坞去写电影脚本。
我和维丽商量这件事，我本人是不愿意去写电影剧本的，所以告诉她我准备出售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版权，不打算接受写剧本的合同。我原以为她听后会感到高兴，然而她却这样对我说：“我认为你去那里对你有好处，这样你就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多认识一些人。你知道吗？我有时真为你担心，你实在太孤独了。”
“我们可以全家一起到好莱坞去。”我说。
“不，”维丽说，“我在这里和父母家人一起很幸福，而且我们也不能让孩子们离开学校，我更不想让他们在加利福尼亚那种地方长大。”
维丽和所有的纽约人一样，认为加州是美国的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前哨，那里充斥着瘾君子、强奸犯和会枪杀天主教徒的疯狂的牧师。
“合同期是六个月，我在那里干了一个月后就可以在两地来回穿梭。”我只好同意她的意见。
“那太好了，”维丽说，“另外，实话对你说，我们也应该分开一段时问。”
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可不想离开你！”我马上声明道。
“但我却想离开你一段时间，”维丽说，“有个男人整天在家里工作太让人紧张了。不信你可以问问任何一个女人，这种方式完全打乱了我料理家务的程序。以前因为你租不起工作室，我一直都不敢有任何怨言，但是现在你租得起了，我就希望你别再继续呆在家里工作。你可以租个地方一早去上班，晚上回家，我敢打赌，这样你会干得更出色。”
我直到现在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对她的话耿耿于怀，可能是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留在家里工作是件愉快的事，没想到她却宁可我不在家吧？这也大伤我的心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决定了接受去加州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这个建议。这么干也许太孩子气，似乎是因为她不喜欢我呆在家里，所以我就离开家，让她尝尝我不在家的滋味，尤其是直到那时，我都是认为看看好莱坞的书还可以，到那里去并不在我的兴趣范围之内。
我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经过了相当一部分，奥萨诺曾经在他书评里说过：“所有的小说家，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全是英雄——他们都必须具有圣人的信念。因为他们是在单独作战，而这个丑恶的世界对他们从来就那么苛刻，所以他们的失败多于成功；他们往往力不从心（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小说都有弱点，都容易成为别人攻击的目标），何况在这个世界里有种种意想不到的烦恼，再加上孩子的疾病、朋友的背叛、妻子的不忠等等，这一切都得抛开；他们尽管身上伤痕累累，还是得继续战斗，同时盼望着有奇迹发生，能够给自己补充新的力量。”
我虽然不赞成他这种通俗剧似的说法，但我仿佛要抛开他所说的英雄的那种感觉却是真的，至于这是否就属于作家的典型的多愁善感，我倒不想去做深入探讨。
第二十七章
莫勒马电影公司虽然只是缪斯·瓦特伯的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附属公司，却享有独立的和创造性的制片自由，也有自己的一套设备，这样，伯纳德·莫勒马就完全有权拍摄他计划中要拍的电影，把约翰·墨林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便是他今年计划里的一个组成部分。
莫勒马一心要做的事就是拍摄优秀的电影，这也正是最不容易办到的事，尤其是有瓦特伯的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在后面密切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就更难从心所欲地拍出优秀的电影来。他极其讨厌瓦特伯，人人都知道他们是一对冤家，不过和瓦特伯这个冤家打交道也是很有趣的，而且莫勒马很佩服瓦特伯在财经和管理方面的天才，他深知作为一个电影制片商如果没有这种天才，根本不可能在好莱坞有立足之地。
莫勒马把自己的豪华办公室安置在公司的角落里，在那儿他得对待一个比瓦特伯更令他头痛的人物，那就是杰克·郝林南。虽然此君的地位不如瓦特伯，然而基于天天都得和他打交道的原因，所以他更让人讨厌。正如莫勒马戏称的那样，如果瓦特伯是直肠癌，那么杰克·郝林南就是痔疮了。
杰克·郝林南是一位负责公关的副总裁，每当他履行他的公关第一把手的职责时，总会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和惊人的诚意。假如他请你干一件极需勇气才行的事而遇到你的拒绝，他就会热情洋溢地肯定你完全有权利拒绝，他的口头禅是：“你对我说什么都可以，我绝对不会企图说服你去干你所不愿意干的事，我只不过是征求你的意见而已。”这家伙最喜欢刨根问底，甚至连某人从帝国大厦往下跳后死了一个小时，他还要追问为什么那人要采取跳楼的自杀方式，他这种死死纠缠的做法最经常表现在使他的新影片能在《时代报》占有一定的篇幅上。
但如果和老板们，比如和负责瓦特伯三重文化国际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副总裁，或者和莫勒马影片公司的墨林电影以及他自己的客户尤格·克林诺打交道时，他就坦率得多了，现在他就正在和伯纳德·莫勒马开诚布公地交谈，他知道莫勒马没有时间和他磨牙。
郝林南说：“我们遇上麻烦事了，我认为刚拍好的那部该死的影片将是自长崎以来最大的原子弹。”
自台尔伯格以来，莫勒马可谓电影厂里最年轻的头头了。他也习惯喜欢扮演哑巴天才的角色，只见他板着脸说：“我不知道那部电影到底怎么样，但我认为你是一派胡言，其实你真正担心的是克林诺。你要我们出大价钱，仅仅是因为那家伙决定亲自导演，所以你就想给他买保险。”
郝林南是尤格·克林诺的私人公关代表，年薪五万美元。众所周知，克林诺是个出色的演员，同时也是个极端的自大狂，这种毛病在顶级的男女明星中，在导演中，甚至在幻想成为剧作家的女场记员中都屡见不鲜。狂妄自大病在电影界就像肺结核病在矿区那么普遍，它有传染性和破坏性，但还不至于致命。
事实上，他们的狂妄自大也使他们变得更有趣味性，对克林诺来说尤其如此。他在银幕上充满活力的表演使他成为全世界最出名的50个男人中的一个。在他的住所挂的一幅幅新闻故事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