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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机在播放着优雅的舞曲，篮球队长何长海已经和一位老太婆——二婶的饰演者跳起舞来，又有三五对儿舞伴也跳起来了。田芳对我说：“咱们跳跳吧？”
我有点慌乱，连忙摇头摆手。
有几个同学在吆喊，催促我和田芳上场，他们或多或少知道我和田芳的遭遇，催促的意思是很明显的，我涨红了脸，对田芳说：“你跟他们跳吧，我上不了场了！”
田芳跳起来，和另一同学跳起来了。我坐在草地上，点燃一支烟，看田芳踏着舞步。
有人又出新点子，让大家每人出一个节目，或唱或说，或演或变魔术，谁也不得脱空儿。
有人提议，让田芳演唱白毛女，她不客气，跳起来，也不扭捏，有点遗憾地说：“就我一个人唱？”
我这才想到，饰演大春的刘建国没有来。他没有来，也没有谁提及，我也不想在这个场合提到这个人。这个饰演正面角色的人啊，在生活中几十年来也一直是正面角色，而大伙现在谁也不想问他为什么不来。饰演杨白劳的人儿已经进入另一个世界，听说在七八年前患下了肺癌。大伙也不愿意提及他，因为太令人伤惨了。于是，有人提出，让我和田芳演唱《扎红头绳》一节。我又慌恐万分，连连摇手，多少年来，我连话都说不顺口了，岂能唱歌？
“唱吧？”田芳看着我说，“你太拘束了。”
我摇摇头，又摆摆手。
田芳无耐了，也不勉强，就唱了一段。唱完，她又走回来，坐在我的旁边，说：“你太拘谨了！拘谨得……叫我又想到‘蓝袍先生’！”
我的心里一悸。我身上的蓝袍早已脱掉了，而我的心哪，又被蓝袍罩得死死的了。我苦笑一下，说不出话。
有人在接着唱，有人即兴赋诗吟诵。有人说幽默笑话。有人耍小魔术变戏法。喊啊笑啊，气氛热烈极了。轮到我，我什么也拿不出来。有人出恶招：“什么也不会，那就学熊猫儿在地上打个滚好了！”
我窘迫得六神无主。田芳也笑着，随口说：“讲句笑话吧！你真的连一句笑话也不会讲？”她提醒了我，急迫中，我首先想到了《老和尚与小和尚》的笑话故事，那是我在刚到师范学校来的头一晚，在集体宿舍里听到的……我刚讲完，有人在哄笑中大喊：
“让老和尚永远寿终正寝！”
“小和尚们，去和‘魔鬼’拥抱哇！”
有几位同学尚未赶来，野炊午餐还得再等一会儿。我已得知，午餐是大伙随意带来的罐头、面包、点心、饮料和各种水果。我是空手来的，想到山门镇上去买点礼物，田芳就和我散步同去了。
我和她走进校园，不约而同地走到速成二班的教室前，那里的平房虽然没有拆除，也已经隔间垒墙，分为三室，变成教师宿舍了。门口垒着蜂窝儿煤，火炉上蹲着小锅，吱吱响，我默默地瞅着这座房子的窗户，又想流泪。我的神经变得如此脆弱，简直不能抑制了。
田芳敲响了一间房子的门板。
门开了，一位年青白净的小伙儿站在门口。
“这儿……原来是我们的教室。”田芳说：“我们想进去再看看……打搅您了。”
那青年初听时有点惊诧，随之就点头笑了，爽快地邀我们进屋。
我随着主人走进门。屋里一张双人床，一只双人沙发，靠墙的地方支一张桌子，桌上摆着钟表，花瓶，电视机。一个披着长发的女子从沙发上站起，礼让我们坐下。
“我们俩的那张课桌，大约就在这个位置上吧！”田芳站在那个桌子旁，回过头来问我。
“唔……就在那儿！”我应了一声。
“你过来……坐坐……”田芳说着，把一只椅子挪好，自己坐在靠墙的位置上，“让我们再回味一下……当年的学生生活……”
我走到桌前，在椅子上坐下了。我坐得端端正正，扬起头来，却看不到黑板，墙上挂着几张笔迹欠火候的条幅。我的胳臂时碰到田芳的胳臂时了。我不由地回过头，看到了她的一汪注满泪花的眼睛，从遥远的天空传来了一声声动人心魄的声音——
……你为啥不跟我说话？
……你的字儿写得多好呀！
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向男女主人歉意地笑笑，就走出这间屋子。
“再不会重返……当年的情景了！”我说。
“梦……二十五年……”田芳摇摇头。
我和她踏着走道上的落叶，走出校门，进入山门镇街道了，街道依旧狭窄，沿街的破旧的木房子有的拆除了，竖起一座高楼，鹤立鸡群似的。走到一家服装店门口，我和她都停住脚。现在，无论如何比当时那个一间门面，一个裁缝师傅，一台缝纫机的小裁缝铺气魄得多了。
田芳拉着我，到这个小铺店里来，把那件蓝袍脱下来，由裁缝师傅改成了列宁装。我穿上列宁式新装，戴上了八角帽，路也不会走了，八字步全乱了套。田芳和我走着，看着我的样子直笑。她说：“跳起来吧！蹦啊！你敢不敢？”我跳起来了，蹦起来了，街巷里的行人把我当疯子看，我也不管，只觉得我轻松了，自由了，再也不能按八字步迈步了，蹦蹦跳跳起来了……
“你现在又拘谨起来。”田芳瞅着我说，“使我又想起你穿着蓝袍时的样子……”
我悲哀地叹口气，说不出话。
“你现在还敢蹦起来不敢？”她笑着问。
我惶惶然连忙摇头。
她没有使我为难，朝前街走去。
我和田芳再回到操场草地上的时候，聚会的主持人宣布午餐开始，各式罐头打开了，糕点包子解开了，酒瓶盖子被咬开了。一切可以临时做为盛酒的瓶盖、水杯全都注上了酒，一齐举起来：速成二班万岁！
主持者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数字：
师范速成二班：四十一名学生，死亡四人，其中一人死于“文革”武斗，三人死于疾病。现在本地区工作三十人，另七人随家随夫调外省或外地。聚会通知了三十人，实到二十九人，其中三人抱病赶来。
唯一的缺席者：刘建国。
谁也没问刘建国为什么不来。
主持者在大伙的静默中提议：为死去的四位同学祭酒。
清凌凌的酒液泼在草地上，散发出一股清香。
主持者又进行下一项动议；向县委提出一项意见，请领导人把刘建国从教育局调开，随便调到县委所属的任何一个部门去，只要不在教育系统就行。他现在还在任教育局副局长，有他在那个位位上，我们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就是这一条要求。至于全具的中小学教师有多少人被他整了，不必计算，应该向前看，不咎前账。但请把他调开，让教员们再不要听见他的令人讨厌的声音……
鼓掌。呼叫。一个个全都签上了名字。
我捉着笔的手在发抖，终于写上了我的名字。二十五年来，我第一次向这个老同学表示了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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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符
一觉醒来，老鼠在顶棚上奔马。
一只老鼠跑起来，像野马驰过草原；一群老鼠奔跑起来，追逐起来，拼杀嘶咬，就像万马奔腾。
我刚刚从梦里醒来，一身虚汗，月亮照在南窗的窗格上，屋里静得可以听见窗外大地的呼吸，老鼠的追逐和嘶叫把一切都破坏得淋漓尽致。
我在黑暗中摸到烟，摸到火柴，火柴划着的一瞬，顶棚上的老鼠收敛了。我抽着烟，闭眼躺着，等待天明……
我平反以后，孩子顶替我去工作了，女儿早已出嫁，屋里只剩下我和老伴。老伴早已不再称我为先生，看我也不再是怯怯的神色，她手插在粗壮的腰里，指挥我去种地，干一切过去由她自觉承揽的家务，初时有报复的意味，后来就成了习惯。
“你一天唉声叹气做啥？”她问我，“想那个野婆娘了吗？”
我说我背着右派的包袱，叹气成了习惯了。
“右派怕啥？只要给工资，啥毯派还不是一样叫！”她不在乎地说，“我看当个右派倒不错，你变得规矩了，再不敢跟野……”
我不能发火。我要是一张口分辩，她会大喊大叫，故意让左邻右舍都听见。
“你去洗衣服吧？”她吩咐我，“我腰疼了。”
农村里，男人洗衣服的习惯还不普遍，我抱着衣服走向井台的时候，男人女人都在拿眼睛瞟我。我硬着头皮也就过去了。
“你来擀面吧。”她说。
我学会了做饭。
我明白，她不光是为了享受，其实她倒不是懒女人。她要我洗衣，要我做饭，就会在村人尤其是女人伙儿里提高她的身份，她觉得过去的状况太叫别人瞧不起她了。
我退休回家之后，她也变得好起来了：“咱俩种那二亩地，够吃了。你领下的退休钱，够花了。只要你再不想野……我好好待你，咱欢欢乐乐过到死……”
说下这话一年，她突然死了，跌了一跤，心肌梗塞。
我一个人躺在这个祖传的屋子里的炕上，听老鼠奔马。
别人给我介绍下一个女人。连子女都反对，说我快六十岁的人了，难道连面子也不顾了？娃他舅更是怒气冲天，说我败坏了徐家读书识礼的门风……
我的老姐和小妹子看我生活艰难，劝我的儿子和女子，加上你给我大女儿做工作，总算勉强同意了。
我的这件事，按说该办成了。可是，事到临头，要我办这事的时候，我又动摇了。你问为啥？我也说不清……我总觉得我还在牛王砭小学那间小库房里蜷着。那间小库房，容不得旁人进去，打破里面凝结的空气。同样，我也在离开那个小库房以外的其它地方，感到了不自在。尽管我退休回到家里，我的心，似乎还在那个小库房里蜷曲着，无法舒展了，田芳能够把我的蓝袍揭掉，现在却无法把我卷曲的脊骨捋抚舒展……
我送我的启蒙先生到山坡下。
春风吹绿了河川，也吹绿了源坡，又是杏花纷谢桃花呈艳的阳春三月。坡地上的麦苗绿色葱郁，塄坎上的杂草蓬蓬勃勃，只有沟壁间的断崖的红石上色，显露着黄土高原地区残破丑陋的面貌。
他朝坡上走去，回他的源上那个杨徐村去了。他的背脊躬起来，一步一踩，缓缓地沿着蜿蜒的坡间小路走上去。
我的心似乎也被什么东西箍住了。
1985年8月至11月
草改于西安东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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