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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书·冰鉴-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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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解     
    历来人们提到人才,更多地是考虑如何去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曾国藩则明确提出人才由陶冶而成的主张,这实在是发人深省的。     
    在人才的培养和陶冶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培养和关于派遣出国留学人员之事。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的湘军攻陷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真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他认为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于是,李鸿章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小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的湘军行营,投奔了曾国藩。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预料的那么称心如意。他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但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太忙,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他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没得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住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     
    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便对曾国藩说:    
    “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练,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顿地说:     
    “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颤。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     
    “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你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鸿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此二人既非戡乱之才,对于领兵作战更是缺乏经验,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带兵及处幕,自然没有本领可学。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产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而他自己所拟订的通告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天国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极为正确,因此方能使他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掌握主动,着着进逼,终于使太平天国政权完全倾覆。假如曾国藩也像当时一班督抚大帅那样不能高瞻远瞩,那么,曾国藩不免也会像向荣、和春、胜保、福济等人一样碌碌无成,李鸿章也决不能从曾国藩那里学到卓越的打仗要领。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作联挽之,说: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此联的上半,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从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的事实。     
    另外,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曾国藩还在一折奏稿中,疏议大清每年选派十三四岁至二十岁的人三十名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十五年后学成回国,目的是使西方擅长的技术,中国人能够掌握,之后就可以渐渐谋图自强。留学生去前要考试,在读期间不准加入外国籍,逗留国外,或者私自另谋职业,学成后听候派用,委以重任。以二十年计算,约需库银一百二十万两。留学一事,虽是丁汝昌动议,李鸿章也多次来信与曾国藩商议,但他们两人都不及曾国藩德高望重,所以真正促成留学一事的人应该说是曾国藩。


第一部分:人才用才——世不患无才(1)

    ◆原文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抵牾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后生考已之行, 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即使有好的药物,如果不对病症,还不如一般的药物有效;虽然有贤才,如果工作不适合他的特长,就不如普通人。质地好的木梁可以冲开城门,却不可用它去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可以去捕捉老鼠;也不可以用骏马去看守家门。用价值千金的宝剑来砍柴,还不如斧子好用;三代的宝鼎,用它开垦荒田,还不如用犁。在一定的时间,面临一定的事情,普通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效果。不然,分辨不清,就将一事无成。因此说世上不害怕没有人才,怕的是用才的人不知道使用人才。魏无知在评论陈平时说:“现在他很懂得孝德,但不懂得打仗胜负的谋略,您怎么用他呢?”当国家处于战乱时,如果不是掌握胜负之数的人,虽然有大德,也是没有什么用的。我生平喜用忠实可靠的人,如今老了,才知道世上药物虽多,但大多不对病症。    
    ※详解     
    曾国藩认为,世上怕的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用才的人不能正确使用人才、此论确有振聋发聩之功用。从历史上来看,往往是那些善于发现人才,又善于运用人才的人最后取得了成功。关于这一方面的历史事实是很多很多的。     
    汉高祖刘邦则把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功于用人得当。刘邦在楚汉相争中取得了最后胜利,对这一胜利,他当然是万分高兴的。因此,他即位之后,立即着手安抚百姓,分封有功之臣。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刘邦在洛阳南宫大开筵宴,款待全体文武功臣。     
    席上,刘邦说:“诸位爱卿,请真实地告诉我,我得天下与项羽失天下的原因是什么?”王陵首先说:“陛下平时待人傲慢,动不动就发脾气,但是赏罚分明,量才授职,肯分赏有功之臣,所以将士都愿为您效劳。项羽表面很仁慈、恭敬,但刚愎自用,猜疑功臣,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还有,陛下派人攻城略地,并用来分赏给各位将士,和大家共同占有这种利益;霸王项羽则不同,他加害有功之臣,猜疑贤能之士,这也是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     
    刘邦不完全同意王陵的看法,他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定国家,稳定后方,充实军饷,我不如萧何;统率军马,冲锋陷阵,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此三人可谓当今豪杰, 天下奇才。但我能悉心委用,所以得天下。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不得重用,这就是他灭亡的缘故。”     
    众臣听了心悦诚服,纷纷下座拜伏。     
    东晋的刘裕则认为,与其用庸才,不如不用。当时刘裕身兼扬州、徐州、衮州三地刺史,心存代晋之意。刘道怜是刘裕的同父异母兄弟,他的母亲萧氏是刘裕的继母。刘裕称宋王后, 尊萧氏为太妃,相当恭敬孝顺。刘道怜曾追随刘裕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有一年,刘裕辞去扬州刺史的职务,而任命自己才十四岁的儿子刘义真担任此职位,镇守石头城。刘道怜很想担任这一职位,但又不便开口要官,便央求母亲萧氏为其说情。刘裕去见萧氏,萧氏对刘裕说:“你兄弟道怜曾与你同甘共苦,又立有战功,可以让他当扬州刺史。”刘裕十分了解刘道怜,虽追随自己转战南北,立有战功,但为人蠢笨,才干平庸,又非常贪婪放纵,根本无力胜任扬州刺史这一要职。而当时,刘裕正准备夺取晋朝江山,扬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刘裕说:“扬州乃要害之所在,关系到我的前程命运,要务繁多,道怜恐无力胜任。”萧太妃一听,满脸的不快,问道:“五十多岁的道怜,难道还不如十几岁的义真吗?”刘裕解释道:“义真虽为刺史,但事无大小,都由我作主。道怜年纪已大,如果什么也都由我作主,怕影响不好。如果让他自己作主,又怕难以负重。无论是为国,还是替道怜着想,他都不适合担当此职。望母亲见谅。”萧太妃这才无话可说,只好作罢了。     
    唐玄宗早年也堪称一代明主,而这与他知人善用也有很大关系。    
    


第一部分:人才用才——世不患无才(2)

    公元713年,唐玄宗和姚崇在渭水边游猎后,玄宗皇帝让姚崇就国家军政大事陈述意见。姚崇说:“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玄宗说:“试为朕言之。”于是,姚崇便把要玄宗实行的十件事讲了出来:一是政先仁恕;二是不幸边功;三是法行自近;四是宦竖不与政;五是租赋之外一切禁绝;六是戚属不任台省;七是接臣以礼;八是群臣得犯颜直谏;九是绝道佛营造;十是禁外戚干政。玄宗皇帝听完大喜,说:“朕能行之。”第二天,玄宗皇帝下诏拜姚崇为夏官侍郎(即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拜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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