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刹俊⒄憬毡ǖ牡谝桓弊鼙喔吖猓≌泵厥槌げ芟媲负醵家浴跋虻辰ァ钡淖锩换遗伞Ｕ庑┍换娜耍涫凳呛茉┩鞯模缢卧票蚴且幌蛑С止膊车母卟忝裰魅耸浚窖д摺；圃词抢献笠矸爰遥兑胛摹吩又敬窗烊恕３卵д蚜粞Хü梦难Р┦垦唬罄从智镣蚩嗟窖影玻醋骱芑缭缒瓿霭娉て∷怠豆ぷ髯攀敲览龅摹罚�50年代去茶乡深入生活，写出新作长篇《春茶》。谢狱是老新闻工作者、老共产党员，出色的杂文家、编辑。高光是来自老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只是业余爱好文学。反右前夕，他曾给《人民文学》杂志寄过一篇《一个党代表的日记》，无非是对党内生活中某些不正常现象有所批评，《人民文学》曾考虑发表。但这却成了他“反党”的一个“罪证”。郑秉谦是出身解放军部队的年轻作家。这些人和“反党”，无论如何是搭不上界的。这样一来，浙江文艺界的有生力量，在反右派斗争中，差不多是“一锅端”了，自然是元气大伤。全国各地的文艺界在反右中都受了伤害，但像浙江这样受重创的，似乎也不多见。
我和谢狱、郑秉谦有些接触，大约是1954年、1956年之际。最先是1954年，郑秉谦在《浙江日报》发表一篇小说《柳金刀和他的妻子》。当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兼管地方报刊作品选载这件事，我推荐了这篇小说并建议选载，副主编严文井拍板同意，将它发表于《人民文学》1955年1月号。1955年底，秦兆阳（时任《文艺报》编委）写专文推介这篇小说，认为这篇作品写的那位出身部队的民兵队长在对敌斗争中对群众的感情，写得很动人，并指出郑秉谦是位值得注意的新作家。所以后来郑秉谦被划右，我们很觉意外。谢狱于1956年寄来一篇小说《地下》，我以为是写得很好的一篇小说，其中写的地下斗争环境和党的地下工作者与国民党特务周旋并取得胜利的情景写得很真实动人；可以推测，要是作者本人对这方面生活没有深切体验，这篇小说是写不出来的。再则小说的语言、结构等艺术性方面既讲究、又自然浑成，不像那年月有些作者的作品总有那种装腔作势、不自然，好像做戏的味道；或总受既成模式影响，有那老一套的痕迹。这篇小说，恰恰是以朴实的白描取胜，这正是真正好的小说的妙处。照我看来这篇小说可以发表，遂推荐给了当时的执行主编。主编也觉得作者有生活，也会写。但对作者朴实的白描似不完全欣赏，认为“太客观主义”，主张请作者来京修改这篇小说。作者也应邀来京。但遗憾的是这篇小说未能改得主编满意。我个人觉得，当作者已实现其成熟的构思，要接受别人意见去修改，是相当困难的；有时勉强去改，更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作品虽未能发表，但我对谢狱其人和他那篇小说的印象一直不忘。因之1957年听说他被划右，我觉得非常可惜。
1990年，我主持《传记文学》杂志工作时，有一次浙江之行，愉快地重见了郑秉谦、谢狱，并由郑秉谦引见我以前没见过的高光同志，那时他们的冤案早已平反。高光复出后曾任省文联党组书记和“作协”第一副主席。谢、郑两位退下来后，都恢复了他们喜爱的专业写作。很自然地谢和郑都成为我主编的那本杂志的作者。谢兄阅历丰富，学问底子深，常用伏琛笔名写回忆或评议往事的很精彩的杂文、随笔。郑兄写作路子宽广，除写小说，还擅长写游记，杂志曾登过他写的泰国游记和川、滇纪游，颇受读者欢迎。我很感谢他们对杂志的鼎力支持。高光兄擅长写报告文学和杂文。我拜读过他复出后出版的两册新作《大梦谁先觉》和《边鼓集》，发扬了他过去秉笔直言的特长。可惜前几年他不幸早逝。
1999年9月6日写完
（载广东《读书人报》）
忆胡万春（1）
偶阅最近小报上一则报导胡万春家事纠纷的消息，才知道其人已逝。一个我很熟悉的，建国后成长的作家，一个曾经活跃一时的，很蓬勃的生命，就这样溘然消失。作为他的一个朋友，我的心难以平静。我希望在我的文字里，他又能复活起来。
我第一次见胡万春，是1957年初夏时节。那时我工作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还在小羊宜宾胡同三号一处偏僻而幽静的四合院内。一天快近中午，胡万春突然闯了进来，径直来到北屋大厅我们小说散文组。他自报家门：“我是胡万春。”我还记得他当年模样，头发留得很短，个头偏瘦，足登一双白色球鞋，显得十分的年轻、精神。那时他是上海劳动报记者，刚刚去内蒙古参观访问归来，路过北京，就急匆匆来编辑部看望他不曾相识的《人民文学》编辑们。他看见我，说：“你好年轻！”其实这是我正想对他说的一句话。那阵子，我们都年轻。作为《人民文学》编辑，虽然好些人没见过他，但对他，并不感觉陌生。因为他在1956年已经出席过中国“作协”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大会，是闻名的上海工人作家，也是这一年，他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的短篇《骨肉》，也是一篇感人的作品。（该作被推荐到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后来很快得了世界短篇小说荣誉奖）由于彼此相识了，又不乏好感，自这以后，胡万春和《人民文学》的关系渐趋密切，他成了该刊经常组稿的对象。60年代，胡万春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两篇给人留下印象的小说，一篇是《一点红在高空中》，题目就富含诗意，是描写一个在高空作业的年轻女电焊工生活的，茅盾先生在《一九六0 年短篇小说漫评》中曾对其作了很好的评价，说：“这是抒情诗，也是风景画”。还有一篇《过年》，是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旧时代工人阶级悲惨生活及他们的斗争。胡万春当过童工，这篇同《骨肉》一样，使人觉得，他虽写了不少现实题材作品；但也能从旧社会生活，提炼题材，写出好作品。我们小说组的人跟他混得很熟，尤其小说组两个负责人许以和我，其后还有王朝银、周明等人。从60年代到80年代，我每次去上海，或他来北京，我们都互相往还。以后我虽说离开了《人民文学》，我们的往来，仍然没有中断。
50年代后期，我第一次到他家造访，才知他还大我几岁，且儿女已成群，算是个负担不轻的多子女家庭。我们便从他的家庭谈起。他说，他祖籍浙江宁波，宁波人善经商，好些上海人祖籍是宁波。但他父亲是工人。他向我讲说了他在旧社会的困苦生活。母亲替人帮佣，当奶妈，父亲干过码头工人，轮船上的伙夫、水手，锯木厂工人，却长期失业。他从小想读书却读不起，只念过两年小学，13岁就进工厂做童工。是解放后共产党改变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改善了生活和工作条件，他才有可能边工作边学习写作；读书，提高文化，甚至成为一个作家。他忘不了最先支持他练习写作的上海《劳动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的编辑、记者，他所在上钢厂的党委，还有上海作协的老作家们，像魏金枝同志等。初次接触，我感觉胡万春是个易于了解，对生活有热情，健谈，也善于讲故事的人。他的谈话似乎有股魅力，令我有点着迷。我想他之所以由一个普通工人成为作家，绝非偶然。那天，他让家人备了很丰盛的酒菜款待我。虽是头一回到他家中作客，面对他这样一个平易爽朗的人，我也就没有什么拘束了。我们开怀畅饮。我也相当专心听他讲，他讲的是，他正在构思的王刚这个“特殊性格的人”。他那几年正处于创作旺盛期，思维敏捷，脑子里活跃着的人物、题材、构思也多。我乐意听他讲，他也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那天连吃饭带说话，大约六七个小时吧。我告退时，日已西斜。
第二次我们在一起开怀饮酌，大约是1964年冬天。那年他频繁地来京参加各种活动。上半年，他参加文化部在首都剧场举行的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授奖大会，那是一次盛会。胡万春可以说“独占鳌头”，竟有两部多幕话剧得奖，一部是根据他的中篇小说《家庭问题》与人合作改编的《一家人》，一部是名导演黄佐临根据胡万春另一中篇《内部问题》改编导演的《激流勇进》。中央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先生出席授奖大会并讲话，热情鼓励获奖作者。晚上，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于百忙中又来会见作者们。陪同接见的茅盾先生，当见到胡万春时，先生连说：“难得，难得，祝贺你两个作品得奖。”胡万春忙说：“你在信里边（按：指茅盾先生1962年给胡的信）讲的我作品的不足，我正在努力克服。”茅盾先生说：“你这么严格要求自己，我为你高兴。你以后大有希望啊。”的确，在60年代中期以《家庭问题》《内部问题》等中篇和改编的两个剧本为代表，胡万春的创作质量已大有提高，作品的社会影响也扩大了，他正走向创作的高潮。说实话，这是不容易的，他在创作实践中，已经过多年刻苦努力。话剧《激流勇进》在北京献演，他请我全家看了，我当时印象，无论创作或演出，都有一些特色，也还好看。那年似乎还开了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时间我记不大确切了，胡万春也是出席代表。冬夜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著名日本餐馆，我与他还有上海工人作家张英三人欢聚。是不是这次团代会之后呢？做东的是胡万春。那晚我们饮了白酒、啤酒、葡萄酒三种酒，并接近一醉方休。深夜，我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长途奔驰，总算回到了远在和平里的家。这证明胡万春兴奋的程度，我也兴会无前。席间话题，似乎还谈过九次团代会，当毛主席接见出席团代会代表，胡万春也走过去和毛主席握手，并有一张很大的照片。我记得后来这张照片，还挂在他家中。
忆胡万春（2）
1965年5月，在北京，我又一次和他相遇。我们一起自愿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同去的还有北京工人诗人李学鳌。胡万春去海防附近的工程兵部队，我和学鳌去部署在谅山—河内一线的铁道兵部队。这里可见出我们三人为国效劳，志趣相投（当年叫为“五个伟大”争光）。年底，我们返国，再次在北京相会。回上海后，胡万春很快写出了描写援越抗美的长篇小说《铁拳》。我记得读过这部小说的初稿，那已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了，我工作的《人民文学》和其他刊物一样，很快被迫停刊。那时援越抗美尚属“机密”，就是刊物不停刊，万春这部作品在当年似也难以发出。后来不知道这作品哪儿去了，也没听万春再提它。
我再次见到胡万春，是九年后的1974年。那年，他好像住控江路。我当时在《体育报》编副刊，说是外出组稿，实际是想找没去过的地方观光一番。我去的是舟山群岛北端的嵊泗列岛。乘船返回上海后，我当然想看看好几年没见的胡万春。这天，万春别致地在家里温上绍兴黄酒，我们用牙签叼出煮熟的新鲜螺蛳肉，细嚼慢饮。他徐徐谈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也相当艰难曲折。起先他是上海“作协”的造反派（这点我早听说过），他和姚文元关系也好（两人在《萌芽》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