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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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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沫若此次奉命来粤,非为素餐而来,力虽棉薄,对于教务之革新,颇思效命。乃该教员等早含敌意,故为刁难,每有施设,动辄掣肘,今复小题大做,任意捏诬,……沫若视该教员等之行为,实欲为国家前途痛哭。夫以师长之资,乃为青年所不容,且复任意罢课,牺牲学生之光阴而不顾,所谓蔑视校章、捣乱学程,实属莫此为之。……

  沫若行事,以校长为依归,以学生为本位,以良心为指导,自信毫无恣肆。乃该教员等竟以罢课要挟,致激成学生之风潮,咎有攸归,责无旁贷。该教员等捏诬捣乱之行为,应请校长予以相当之处分。至于沫若本身,如经校长认为有失当之处,沫若当引咎辞职,以谢罪于全校。①

  

  ①见《广大文科学院风潮续志》,1926年4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

  绝大多数学生都支持郭沫若,明确表示“我们对于郭学长改革学校的热忱,是抱有无限的同情与希望的,不料我们的希望尚未达到时,就又有风波发生了”,这“实际上是给文科数百同学之热烈的希望上一个大打击,亦即是文科改革进行上一个大阻碍”。①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文科本科学生和预科学生同时组织了革新委员会,公开发表宣言,开展择师运动,呼吁广大教职员及同学“驱逐为饭碗而鼓动罢课之不良教员,拥护褚校长郭学长及其改革计划,奋斗到底,反对妥协”②。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力量为主体的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也召开了党员大会,一致通过了四条决议:援助文科同学的择师运动,拥护为学生谋利益的褚校长和郭学长,拥护褚校长、郭学长改革文科的计划,全校普遍开展择师运动。这样,部分“饭桶教师”的闹事,反而促成了全校规模的大风潮,结果郭沫若不但没有倒,而且赢得了更高的声誉,倒是黄希声等十五人遭到了辞退。

  

  ①《文科全体学生宣言》,见《广大文科学院风潮续志》。

  ②宣言全文见1926年4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

  斗争风浪使沫若和青年们的友谊更加深厚了,他经常发表演说,指导他们正确处理革命和读书的关系。根据广东大学的现状,他把当时的学生分为革命的、读书的、不革命又不读书的、专假借革命的名义以出风头的四类,热情鼓励“革命者必发愤读书”,努力唤醒“不革命的老气横秋者”,而主张打倒“那班专出风头者”。学生们毕业之际,他又殷切嘱咐他们踏上社会后,“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为群众利益前途奋斗”,不能忘了自己所负的责任。①

  担任文科学长不到一个学期的郭沫若,已经充分表现出他的办学才干和魄力,得到全校师生的好评。当时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各科学长,只有文科学长郭沫若先生,很能帮助党务的进展”,“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②实际上这也是广东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对郭沫若所做的鉴定。

  在广州的日日夜夜里,沫若虽然主要忙于总揽教务,但是他所关心的事情以及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是多方面的:

  曾与毛泽东应邀同赴东山青年会演讲,痛斥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马伯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诋毁。

  

  ①《郭沫若先生五四纪念日在本校演讲词》、《郭沫若先生在本校高师部十五年班毕业典礼会演讲词》:均见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1926年8月印行的《国立广东大学演讲集》第2集。

  ②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26年6月印行的《党务月报》第2期。

  应毛泽东之邀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并担任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

  在广东大学主持欢迎中华全国工农代表团大会,首次与刘少奇(1898—1969)晤面。

  与来广东大学演讲的周恩来(1898—1976)第一次相晤,屡次一同应新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择生,1895—1931)之邀,参加讨论、拟订政治部工作方案。

  出席由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并演讲。与彭湃(1896—1929)、苏兆征(1885—1929)、彭述之(1875—1956)等人相晤。

  赴青年会观看由何香凝(1878—1972)领导的血花剧社演出的历史剧《棠棣之花》,首次与邵力子(1881—1967)晤面。

  与陈启修等发起组织四川革命同志会,被推为该会执行委员、出版部委员长,主编会刊《鹃血》。

  从报上获悉段祺瑞政府通缉文化教育界人士,鲁迅亦被列于黑名单中,便“商同校长,聘请鲁迅做教授”①。

  应张秀哲请求,为其所著《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后改名《毋忘台湾》)作序。

  

  ①《坠落了一个巨星》,1936年11月《现世界》第1卷第7期。

  致函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的欧阳山,支持他创办《广州文学》周刊,并介绍他入广东大学预科当旁听生。

  可见当时郭沫若接触的人,有共产党的领袖和工农干部,也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这时候他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不过他对国民党是持观望态度的。有一次邓演达问他:“革命成功后,国民党的前途会是怎样的?”沫若回答颇发人深思:“这要看国民党怎样来适应人民的要求,假使能够随着时代的改进,国民党不会失掉它的领导地位,假使不然,那就难说。”①他更信赖共产党,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更值得追随,自从登上马克思主义这艘“宝筏”以来,他已经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他要将自己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和决心告诉党,让党接纳他作为组织的成员。经慎重考虑后,他向毕磊吐露了真情。当时中共广东大学总支委员会是不公开的,只有毕磊是公开的党员,他和郭沫若经常联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1899—1927)和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在政治上也很关心郭沫若,了解到他有入党要求后,他们兴奋地作了仔细研究,想让他再参加一下实际工作锻炼。于是区委派恽代英和沫若谈话,建议他去参军,到黄埔军校去做宣传工作,沫若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当时正值北伐发动之际,邓演达在筹组政治部,遂决定郭沫若去该部当宣传科长。②伴随着思想上的变化,沫若的生活也将发生变化,他要从文艺界、教育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中去了。站在宿舍所在地的东山龟岗上远眺,充满了对崭新的跃马横戈的战斗生活的憧憬,他笑了。

  

  ①《纪念邓择生先生》,见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12月版《天地玄黄》。

  ②据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见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版《鲁迅在广州》。

  

  






郭沫若传第六章  在北伐和南征途中






第六章  在北伐和南征途中

十六

  “郭沫若同志由文学大家而大学教授文科学长,由学长而宣传科长,可以说他现在武装北伐,一枝笔能够横扫千万军的!自从创造社成立以来,所发行的刊物,无人不受沫若同志的影响,而今沫若同志由东方的诗人,浪漫的文学家实行武装起来了,明日就道长征,大有还我河山之慨,……”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广东大学法科院热气腾腾,四川革命同志会正在这里举行欢迎郭沫若、李一氓等人参加北伐大会,阳翰笙的欢送词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台上的那个头戴军帽,一身戎装,佩着刀带,精神抖擞的人身上,他就是郭沫若。接着由他发表演说。他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军阀的反动腐朽本质,指出国民革命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呼吁必须联合广大民众一起进行斗争。他的话常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一时间,人们对郭沫若参加北伐有种种的议论,尤其是要他做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许多人都以为是委屈了他。而沫若却表示,只要有工作干,职务高低,他是不在乎的。其实宣传科长一职十分重要,很有实权,当时已经开始排共的蒋介石(1887—1975),不愿意让共产党员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国民党里又没有人可以胜任,现在由郭沫若担当此职,他们也还通得过。这本是周恩来的锦囊妙计,当他从阳翰笙、李一氓口中得知沫若愿意参加北伐,即约沫若到家里来,两个人谈得很投机,于是就决定让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1885—1927)出面,向蒋介石和邓演达推荐沫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宣传科长。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和邓演达不但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另外还给了郭沫若一个行营秘书长的职位,军衔是中校。

  眼下马上就要远征,数日来沫若既要出席北伐誓师大会,又要忙着应酬和参加欢送会。最使他感动的是,孙炳文特为他在一座餐馆里大开饯别的欢筵,并赠予“戎马书生”的徽号,这使他感到十分荣耀。左广州整整住了四个月的他,结识了许多新朋,遇见了不少旧故,一旦又要离别,实在也有点依依不舍。他会怀念这儿盛开红花的英雄树,会怀念在英雄树下并肩战斗的伙伴,不过他一定会做到在誓师大会上的誓词:“革命不成功,誓不回广东!”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出师北伐,兵分三路,分别向盘踞在两湖的吴佩孚部和江西以及福建、浙江的孙传芳(1885—1935)部进军。郭沫若是二十一日跟随总政治部离开广州的,这支连工作人员和夫役在内约有一千人左右的队伍,负有特殊的政治使命,诸如宣传、动员、组织祝捷之类的工作,样样都得管。出发那天,赶来送行的创造社的同仁们早就等候在黄沙车站,他们激动地挥手向沫若等人高喊:“等待你们胜利归来!”沫若雄赳赳、气昂昂地上了火车。翌日抵达韶关,即下车行军,翻越南岭,追踪以北伐军先遣队叶挺(1896—1946)独立团为核心的第四军。队伍每天在酷暑中行进,不怕日晒雨淋、餐风宿露,很快进入长沙。

  政治部原先只备有两匹马,专供主任邓演达和俄国顾问铁罗尼(即塔伊罗夫)使用,一路上沫若都是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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