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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俄罗斯。这在目前是最基本的。抛弃因循守旧的观点，坚持努力，进行改革。”
“当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梅杰回答说，“我们会想，决不能丢弃已经取得
的东西。这就是希望帮助责国的原因所在，其基本出发点是考虑到你们最近几年所
做的工作，最近一两天您将宣布您的一项决定，因此不管今后出现什么情况，毫无
疑问，您在贵国和全世界的历史上肯定有您的特殊地位。我们知道未来几个月将是
非常困难的。”
“同样，为了使卢布保持坚挺和稳定，”我继续说，“还需要财政上的援助。
决不能舍不得这50～100～150个亿。否则，一旦改革进程遭到破坏，大家付出的代
价可就不止是十倍、百倍于此了。”
12月24日，意大利大使费尔迪南多·萨列奥来拜见我。他转交了科希嘉总统的
信和安德烈奥蒂总理的一封亲笔私人信件。
在回答大使的问题时我说，只要社会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在继续运行，我就将支
持与其相关的政策。主要的工作在于保证改革。必须建立起新的机制，而且要使它
运转起来。只要我们不要相互打得不可开交，这个任务是可以解决的。
同一天，马尔洛尼给我打了电话。他向我致意，说了些溢美之词：
“我不知道最近这几天会发生什么，但我相信：您个人对贵国和世界历史的贡
献是真正独一无二的。您在苏联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事业中所作的种种努力，只能
用一个词来形容：英雄壮举。它们在世界上将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就像您在裁军
与世界和平事业上所作出的贡献一样。”
“我非常珍视这些年我们共同所做的事，”我对我的加拿大朋友说，“我们为
推动变革率先行事的作为，是一个深刻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不稳定的因素。
对此必须有所准备，以便继续把民主化的方针坚持下去。
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只要通过保证各共和国间良性互动的政治发展
框架，我们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和任务。事态沿着另外的轨道发展了，这就加大
了种种的危险。如果沿着分裂的道路走得太远，那就有可能在关键的阶段使改革毁
于一旦。”
23日，我和叶利钦谈了话；我始终在强调：现在，只要在联合体的框架内能够
做到，就应该竭尽全力维护各共和国之间的最大合作。虽然要做到这一点比在联盟
内要困难得多。
然而我认为：现在必须抛开政治分歧，放弃对抗。社会处在非常困难的状态。
最近我要作出自己的决定。当然，我不会退出政治和社会生活。我有宏大的计
划，而且，我想，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系与合作。
像对布什和梅杰说的一样，我对马尔洛尼也说了必须大力帮助俄罗斯的话：
“这里的社会局势非常尖锐，然而要使改革能够遍地开花，俄罗斯承担着巨大
的责任。我希望能够获得成功，尽管我对联合体的思想持批评的态度。”
在回答“西方各国如何对待这些新的国家”时，我说：
“加拿大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的立场，我想，应该在主要方面帮助联合体
你们迈出的步子应该促进各共和国之间的合作与良性互动。不和与分裂对欧洲和全
世界同样会造成危险的后果。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无法解决的意料不到的情况。”
12月25日，我和布什还通了一次电话。我对他说，大约两小时后我将发表辞职
声明。我说，我刚刚向他发了一封告别信。不过，利用他现在来电话的机会，我再
次向他确认，我对我们共同所做的事评价很高，包括他在当副总统的时候，特
别是在我们两个都当总统的时候。我表示希望：联合体各国的领导人，首先是俄罗
斯的领导人，要明白自身的责任使这些年我们在苏美和国际关系方面所积累的
资本能够保存下来，不断扩大。
“无疑，乔治，”我继续说，“应该朝着承认独联体各国的道路走去。我请您
注意下面一点。无论是对于欧洲，还是对于全世界，独联体内部的矛盾不要激化是
非常重要的。因此，将独联体作为一个国际机构，而不仅仅是对这个机构的个别成
员加以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分裂，不是破坏，而是合作这才是应该给予鼓
励的。我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我强调的第二点是：要支持俄罗斯。美国、欧共体和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
来支持俄罗斯。它将担负着改革的重任。
我桌子上放着苏联总统的命令。鉴于我要停止履行最高统帅的职责，我将把使
用核武器的权力移交给俄联邦总统。这件事必须在严格的监督下进行，对此我非常
重视。只要我一声明辞职，命令就会生效。因此您完全可以安心过圣诞节“了。
至于我，我不会躲进深山老林的。我将继续关注政治，参与社会生活。我认为
自己的使命在于帮助协调我国积极的发展过程，在世界政治中树立新的思维。
美国新闻媒体的代表多次问我：我是怎样看待我和您的关系的。我希望不仅是
通过媒体，而且今天直接对您说，我高度评价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友谊。我们
扮演的角色可能发生变化，而且实际上也正在变化。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共
同所做的事情，是永远会留下来的。”
下面是乔治·布什听了我的这番话后对我说的一席话：
“希望您相信，我们对您的事业很感兴趣。我们将竭力进行帮助，尤其是对于
俄联邦共和国，要考虑到它目前所面临的、今冬可能激化的种种问题。
我很高兴您不打算躲进深山老林里去，还将继续进行政治与社会活动。我相信，
这将有利于新的联合体。
我给您写了一封信，准备今天发出。我在信里表示相信您所做的事将会载入史
册，后代人一定会充分评价您的功绩。
我满意地注意到您谈到了核武器。这个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际意义。欢迎您
和各共和国的领导人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同样，我还注意到您关于在宪法的框架内
将使用核武器的权力移交叶利钦的话。希望您相信，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也将
一如既往地以最密切的方式和你们进行合作。
现在我讲点个人看法。我注意到了您关于我和贝克跟您的关系的话；您的话讲
得很好，也非常准确。我很珍视这些话，它们也准确地反映我的感情。
希望我们的路很快就又能够重新走到一起。等一切趋于平静，尘埃落定后，您
将会成为我们的贵宾，也许就在这里，在戴维营，我们将高兴地接待您。
我对您的友好情谊是不会改变的，而且随着事态的继续发展，我们的友谊将永
远常在。对此不可能有任何怀疑。
当然，我将怀着应有尊敬的态度，坦率而积极地，并希望在递进的基础上，同
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关系。我们将会逐步承认他们，充分尊重每一个
共和国的主权地位。我们将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进行工作。但这决不会影响我和您
保持联系的决心，也不会影响我听取您的新的意见，珍视我同您和赖莎的友谊的决
心。我和芭芭拉非常看重同你们的友谊。”
我以总统身份与之谈话的最后一个外国政治活动家是德国外交部长汉斯一迪特
里赫·根舍。我们一起回忆了这些年我们共同所做的好事无论是对于我们两国，
还是对于欧洲。
12月25日，我签署了向国务活动家们的告别信，我和他们共事6年，解决了不少
复杂的国际问题。我生活中新的阶段开始了。然而国际政治依然是我关注的中心。
最后的一幕
对于我来说，一个新的生活领域开始了。在阿拉木图，独联体首脑们作出了决
定，它关系到苏联总统权力移交后的地位和保障问题。其中有一款中俄罗斯总统声
称，一切与此相关的问题将由俄联邦领导来解决。
根据我的请求，俄罗斯总统签署一项命令，要求拨出一处房子，供社会—经济
和政治…理论研究基金会使用。这个基金会是我决定建立并由我领导的，以便在新
的条件下继续开展活动。（几个月后叶利钦拒绝履行这个决定。）
任何欢送会也没有。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
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多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
12月25日晚，最高统帅的权力应该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移交仪式决定在克里姆
林宫我的办公室里进行。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和几位将军，还有几名军官早已等
候在那里了，这些军官在国家首脑对核武器的监控下日夜守护着那只著名的“小提
箱”。几分钟过去了……俄罗斯总统迟迟不来。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违背我们达
成的协议，不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叶利钦和他的亲信们听了我的讲话后，大
为恼火。
过后有人向我报告说，俄罗斯总统建议在一个“中立地点”“叶卡捷琳娜
大厅”见面，就是说，在一个通常和外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地方会晤。看来，
叶利钦和他的一帮人把这一切都看做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有效手段了。但这看上去
非常可笑，如果不说是愚蠢的话。所以我也就不再为所出现的荒唐局面而烦恼，当
即把装有苏联总统关于将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的命令的文件
袋送交给叶利钦。我将“带有核按钮的小箱子”托付给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请
他立刻交给新的掌管者，并向我报告完成的情况。这一切都是在几分钟内完成的。
由此可见，从我将一国总统的权力交出后最初的几分钟，我就不得不和当权者的蛮
横无礼打交道了。正如后来事态发展所表明的，这并不是叶利钦报复心理仅有的一
次反映，而是他对我的特定方针的表现。
放下总统的事情不管，叶利钦亲自领导把戈尔巴乔夫“赶出”克里姆林宫的行
动。按照他的指示，编写了降下苏联国旗和升起俄罗斯联邦国旗的脚本，而且他亲
自监视这一切完成的具体过程，并拍成了电视记录片。原来商定：12月30日以前，
我结束在克里姆林宫的工作。12月27日，本来安排好了我要和日本报纸《读卖新闻》
的记者们谈话。但是上午克里姆林宫接待室给我打来电话，说上午8点半钟叶利钦与
哈斯布拉托夫和布尔布利斯占用了我的办公室，他们在寻欢作乐，大喝威士忌……
这是强盗们在弹冠相庆，祝贺胜利我找不到别的词汇来作比喻。
命令我三天内搬出市郊的总统官邸和总统住宅。12月25日，在我发表电视讲话
之前，一帮人来到我在科西金大街的住处，要封总统住宅。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
决定从速处理。这一点，我的家人、保卫官员我的“福罗斯分子”全都明
白。没什么好说的，行动迅速麻利，甚至有些恶狠狠的样子。一个昼夜，我们搬到
了新的住处。早上我看到了结果东西堆放得乱七八糟：书籍、各种器皿、公文
夹、报纸、信件，天知道还有什么。
“大迁徙”完成了。需要摆放安置。我从事自己的“业务”（图书、不同年代
的文件笔记、书信、电报、照片。